二、诸葛亮死前能召开并主持“榻前会议”，说明诸葛亮此时神志是清醒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否则，他不可能召开会议，即使“召开”会议，所作的决定也是无效的。
那么，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诸葛亮能作出让魏延进退两难，实际上抛弃魏延这样的一个糊涂甚至愚蠢的决定吗？他可以诛杀魏延，也可将魏延贬为平民，或将其投入监狱，唯独不会对魏延不管不问，任其漂移不定。如果魏延无奈之下举兵投降司马懿，调转枪头并带领魏军进攻蜀军，后果将会是如何？这不是不可能的，狗急了也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大将魏延乎。
三、发病后、死亡前，如果诸葛亮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话，他肯定能认识到，若要除掉魏延，应该在自己生前而不是死后。杨仪手无缚鸡之力，姜维资历太浅，只有诸葛亮镇得住魏延，也只有诸葛亮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杀得了魏延。
须知，此时魏延的身份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假节。也就是说，魏延是蜀汉帝国少数几个最高级别的爵爷之一，同时还是北伐军副统帅、总参谋长、先锋司令，握有皇帝授予的尚方宝剑。
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物，恐怕诸葛亮要杀他，也得先捕后杀，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而诸葛亮做事是比较讲规矩、讲程序的。
何况，诸葛亮要杀魏延，要什么样的理由找不出来？随便编一个就是，只要诸葛亮没死，道理总是在诸葛亮一边。
四、魏延是北伐军的总参谋长，事实上的副统帅，他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最高机密，在国内和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万一他叛变，蜀国损失的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政治损失和政治后遗症是不可估量的。
万一魏延叛变，诸葛亮真的能在阴间地府里点燃一支烟，潇洒地挥挥手，神情笃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五、诸葛亮作出抛弃魏延的决定时，并未剥夺魏延的兵权。令魏延断后，当然不是魏延单枪匹马断后，而是带着他的先锋部队掉头断后。诸葛亮抛弃的并不是魏延个人和他的几个儿子，而是魏延和他的先锋部队。
此次诸葛亮带十万军队北伐，魏延的前锋部队至少应该有一万人吧，而且是北伐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当时蜀国的总人口不足一百万，军队外出打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掳掠人口。
一万青壮年男人对于蜀国的战斗力、生产力而言，是什么概念？那是占总人口1%以上，精精壮壮，能种地，能打仗，还能生孩子的数以万计的男人。神志清楚、精神正常的诸葛亮可能会抛弃魏延，但他怎么可能会抛弃（很可能送给魏国）这一万精壮男丁？
六、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既然诸葛亮在“秘密榻前会议上”已决定撤军，为什么不立即撤而拖延撤，不生前撤而要死后撤呢？连我这么笨而又丝毫没有军事经验的外科医生都知道，撤军最忌的是军心不稳，秩序混乱。军心不稳、秩序混乱的撤军往往成为溃逃，溃逃的结局往往是被歼灭。
诸葛亮的死对蜀军来说，如一群羊突然失去了牧羊人，肯定会造成军心震撼，甚至生出许多变故。既然要撤，不是早撤早好么？神志清楚、精神正常的诸葛亮会如此糊涂吗？
如果诸葛亮决定撤军，而又拖延至自己死后撤军，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坚决地要死在前线，以一条老命为自己的理想殉葬。撤退涉及北伐军的安危，恐怕诸葛亮不会如此“徇私”。
七、《三国志·魏延传》记载：“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意思是说，诸葛亮刚去世，杨仪就派费祎到魏延营中打探魏延的意图。
这就怪了，如果有什么会议决议，你费祎光明正大地传达就是，把红头文件拿出来就是，听不听是他魏延的事。你拿出丞相生前命令魏延撤军、断后的如山铁证来，想必魏延是不敢公然反抗的。
如果魏延在红头文件面前公然反抗，倒是坐实魏延谋反，不是正好收拾他，还鬼鬼祟祟去打听什么意图？就算没有什么红头文件，你揣张丞相的撤军手令抖给魏延，他不能说反就反吧？如果诸葛亮开了“秘密榻前会议”，而又故意不形成会议决议，那就说诸葛亮故意逼魏延谋反。
上文说过，逼魏延在自己死后谋反的代价实在太大，诸葛亮不至于这么蠢。费祎不同意与魏延联名夺取军权，骗魏延说，自己回去再与杨仪商量商量，魏延也没对费老弟怎么样。请看，费祎出了魏延军营，慌里慌张地飞马而去，是不是心里有鬼？
八、《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记载，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派尚书李福到军中探望，并询问诸葛亮身后事的安排，诸葛亮让李福带回自己的临终遗表（相当于今天的政治遗嘱）。遗表的内容有两段：“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第一段）。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第二段）。”
《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蒋琬传、费祎传都没有李福探病的记载。《三国演义》里提到的政治遗嘱，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也只有《三国演义》中记载的第二段，没有第一段，而且是在叙述完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后补记的：“初，亮自表后主曰……”
这个“初”在古代汉语中，起补叙的作用，相当于电视剧的镜头回放，说明这个表章早就上给了后主，而不是临死前上的。正史上怎么也找不到诸葛亮临死前政治活动和政治安排的记载。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死前的政治遗言和政治安排，应是罗贯中的穿凿附会。既然这些所谓的诸葛亮死前的政治安排是附会的、事实上不存在的，那就提示诸葛亮死前，没有生病——加重——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
九、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自己死后魏延必反。这就怪了，哪有料定魏延必反，等他的克星——诸葛亮自己死后再让他反的？何况，魏延的反，不是一个团长连长造反，那是国家的副统帅、军队的首席战将造反，那是什么概念？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料定魏延不会叛蜀，而是继续北伐。这也说不通，魏延带着他所属的万把人，如何北伐？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即使留下来屯垦，也会被司马懿的大部队包了饺子。
一句话，无论诸葛亮料定魏延反还是不反，这种“料定”是要冒巨大风险的。诸葛亮对魏延的性格品行再了解不过，犯上作乱的事，魏延不是没做过。
“诸葛一生惟谨慎”是历史的公认，无论诸葛亮生前料定魏延反还是不反，抛弃魏延，让魏延自寻死路还是自谋生路，对于谨小慎微的诸葛亮是不可思议的。
十、有一种说法，诸葛亮死前上表给后主，指定、安排蒋琬为自己的接班人，然后让魏延、杨仪狗咬狗，一石二鸟而手不沾血，为蒋琬顺利接班铺平道路。
这种说法能成立吗？《三国志·蒋琬传》有一段记载：……八年（指蜀汉建兴八年，即公元230年），（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数外出，（蒋）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每言：“公琰（蒋琬字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在《三国志·蒋琬传》的这段记述中，并没有说明诸葛亮推荐蒋琬接班的具体时间。蒋琬任丞相长史至诸葛亮去世有四年的时间，不能肯定推荐信是诸葛亮死前写的。
最大的可能，诸葛亮给后主的推荐信是蒋琬刚任丞相长史时写的。诸葛亮推荐蒋琬任丞相府秘书长，就决定蒋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时候，诸葛亮就已经在作身后的人事安排。
在三国那个礼乐崩坏、纲纪坠隳的年代，诸葛亮至少在表面上，为人是光明磊落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在政权内部玩什么阴谋诡计，他的废李严、废廖立，都是光明正大、依法办事，而且实行温和的人道主义，从不赶尽杀绝。
诸葛亮治蜀，奉行的是“依法治国”，处置作奸犯科者时，是重程序、重证据的。“二桃杀三士”这种阴谋诡计，与诸葛亮的政治性格（性格和品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行政风格是格格不入的。诸葛亮这个人不喜欢走极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让自己的左膀右臂家破人亡，恐怕做不出来。
更重要的是，让魏延、杨仪火并，无论是白狗咬死黑狗，还是黑狗咬死白狗，或者同归于尽，对北伐军和整个蜀国的命运的影响实在太大，这个赌局结局的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大。谨小慎微的诸葛亮不可能让国家和军队去冒这个险。
基于上述十个经验法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演绎推理。
大前提：神志清楚、精神状态正常的诸葛亮不可能作出抛弃魏延及其先锋部队这样不合常理的决定。
小前提：已经作出了这个不合常理的决定。
结论：这个不合常理的决定不是诸葛亮做出的，至少不是在诸葛亮神志清醒、精神状态正常时做出的。
事理，事理，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说，有理可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依据；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常理。所谓常理，就是绝大多数正常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如此做的一般规律。如果说诸葛亮死前曾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作出过抛弃魏延的决定，太不符合常理，太不符合经验法则。
所以，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诸葛亮病重时的“秘密榻前会议”。即使有所谓的“秘密榻前会议”，也是在诸葛亮处于昏迷状态或诸葛亮死后，由杨仪召开并主持的。这是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帮”捣的鬼，他们三人联手炮制榻前会议决议的目的，是杜撰诸葛亮遗命来对付魏延，如果魏延不服从安排，则除之而后快。
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推理。论证与推理不同，多少总得有些证据。可惜古人写史，惜墨如金，对历史人物死亡状况的记述甚少，最多来一句“吐血三升”之类，更无病历档案保存。
我根本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诸葛亮在神志清醒、精神正常的状态下会作出抛弃魏延的愚蠢决策。因此，总想在历史著作中找出诸葛亮死前没有召开过“秘密榻前会议”的证据来。
这就要回到诸葛亮的死因上来。
⒌回到医学上来
功夫不负苦心人，证据也不是全然没有——只不过是间接证据，而不是直接证据。
让我们再来看看《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关诸葛亮死亡的记述：“其年（指蜀汉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这是完整的一句话，三个逗号，一个句号。正确理解上面这句话，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诸葛亮于公元234年八月发病，死于同年八月。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推测，也可从文义中理解，既然作者点明了诸葛亮发病的确切时间——“其年八月”，就应该点明诸葛亮死亡的确切时间（如同年九月或次年三月等）。也可以理解为，诸葛亮不是死于同年别的月份或另一年。因为诸葛亮死于起病的同一月，即“其年八月”，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死亡时间可以省略。
《三国演义》记载的是，诸葛亮中秋节（阴历八月十五）举行祈禳法事，死于阴历八月二十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发病到死亡的时间窗是一个月，甚至可以缩短到八天。这八天之内，也包括几分钟、几个小时。
根据医学的一般规律，诸葛亮的死亡原因应该是急性起病，迅速进展的那些疾病。而且，一个月内甚至八天内置人于死地的疾病，起病与死亡之间往往是没有中间清醒期的；即使有某种程度的清醒，也达不到正常认知、记忆、思维、判断所需的意识水平。
第二个关键是，如何理解句中“疾病”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将人体生理、解剖不正常并有症状的病理状态称之为“疾病”，“疾病”是疾、病两个词素组成的一个词，是连在一起用的。
在古代汉语中，“疾”、“病”是分别作为词，而不是作为词素来使用的。“疾”、“病”都作名词时，一般不连在一起用。疾就是疾，病就是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我对《三国志》及其注引做过总结，如果疾、病两个字连在一起用，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疾”、“病”两个字都作名词，泛指疾病，意思是身体状况不好，而不是特指某种疾病。如《三国志·秦宓传》载秦宓给王商的一封信：“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这句话里的“疾病”是泛指身体不好，生了病，意思是“我身体不好，闭门不出，刚刚才知道您要为严、李两位立祠……”
二是“病”字作名词，“疾”字作形容词。举个例子来说，赤壁之战后，周瑜名声大振，不可一世。曹操为了挽回面子，也为了间离孙权、周瑜之间的关系，给孙权去了一封信，称“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权使周瑜虚获此名”。在曹操的这句话中，“病”是指病疫，作名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传染病”的意思；“疾”作形容词，相当于现代汉语“迅速（传播）的”的意思。
三是“病”字作动词，“疾”字作副词。在“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这句话中，“疾病”两个字应属于这种情况，即“病”字作动词，为谓语；“疾”字作副词，修饰病这个动词。
去查查《辞源》，即可印证我上面的说法。“疾”字除作名词外，还可作副词和形容词，“急速、快速”的意思，如“疾风知劲草”、“疾如闪电”。“病”字除作名词外，还可以作动词用，有“生病”的意思。
如果把“亮疾病”这句话中的“疾病”当成由两个词素组成的一个名词，说诸葛亮得了又轻又重的病，或者泛指诸葛亮身体不好，意思上是解释不通的，一般的身体不好，不会马上死人。如果这句话中的“疾病”当成一个词，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亮疾病”这句话也有语病，只有主语和宾语而没有谓语。纵观上下文，这里没有省略谓语的语境。
综上所述，根据古代汉语的词法和语法，“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里的“疾病”是一个动词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准确的译法应是：“那年八月，诸葛亮突然发病，（病情）迅速恶化，死于军营中，享年五十四岁。”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杨火并时，相互向朝廷告发对方谋反，“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咸保（杨）仪疑（魏）延。”连国家元首也搞不清到底谁在谋反，问两位重臣，他们也只是在做没有把握的A选题，只是怀疑魏延，并没有肯定魏延谋反。
蜀国君臣当时的状态，说明魏、杨的火并事起仓促，纯属突发性事件，连国家元首和朝中重臣也成为丈二和尚，中央政府也没有一个应急预案。
如果诸葛亮在病重期间事先有周密安排，肯定会通报朝廷，朝廷怎么会措手不及、乱成一锅粥呢？竟然还派蒋琬带领禁卫军前去平叛。事实胜于雄辩，诸葛亮生前什么也没有安排。既然什么也没有安排，那就是突然死亡；或者，发病后迅速陷入昏迷，并很快死亡。
诸葛亮死后，朝廷发了一道诏策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其中有一句：“……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
句中的“陨”是快速降落的意思，这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怎么会不让人惋惜呢，北伐马上就要成功了（胡扯），丞相竟突然得病死了！”这句话说明，朝廷也没想到诸葛亮死得这么快，死得这么突然，也可以算是诸葛亮得急病而死的佐证。
如果这样的论证正确的话，谜团就迎刃而解了：那年秋天，诸葛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并没有明显地患有某种特别的疾病。八月的一天，诸葛亮突然发病，还没来得及安排撤军及其他善后事宜，就撒手西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