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为搞清李绂与田文镜互参的是非曲直，雍正特派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就地调查审理黄振国等案。随行的有一个刑部员外郎，叫陈学海。陈学海是谢济世的好朋友，他从整个审讯过程中得出了田文镜种种欺罔的结论，但两位钦差海寿和史贻直却没有完全如实向皇帝奏报。回京后陈学海私下里把实情告诉了谢济世，大概他的勇气不很够吧，谢济世挺身而出，冒险搏击圣眷正隆的疆臣田文镜。谢济世没有受到李绂的指使，他怎么能说违心的话栽害李绂呢？所以当刑部尚书励廷仪让他招认指使者是谁时，他昂首朗声回答：“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不管怎样用刑，谢济世也不承认有指使者。两个月过去了，刑部等衙门还是审不出个究竟，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扰乱是非，奏请将他立斩。
问题上交到雍正，他感到很为难。批准杀掉谢济世，缺乏证据，况且自古以来皇帝以杀谏官为戒，于是只好把大小臣工都找来，济济一堂，听他的辩解。他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相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雍正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谢从宽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至于“大奸大诈之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作深究？雍正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如追究起来，不胜株连。这种辩解实在太拙劣了，皇帝难于下台的窘态活脱脱地暴露在群臣面前。在场有个叫姚三辰的，官左中允，聆听皇帝训话时，脸上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雍正恼羞成怒，立即把他革了职，理由是姚三辰的“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的同类”。查、汪是浙江人，姚三辰不幸也是浙江人，又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雍正便把一腔无名火发在他身上了。
对谢济世的最后处置，有点近于儿戏。刑部拟斩立决，雍正从宽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如此处分之后，雍正心里很窝囊。他之所以整谢济世，是想以查出他与李绂的联系为突破口，从而彻底粉碎李绂、蔡埏、谢济世等科甲出身官员组成的朋党集团。结果谢济世攻不动，舆论对皇帝如此作法又颇有反感，所以这件事在雍正心中留下了一块病，就他的性格而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说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的谢济世，皇上硬把他打成朋党分子，他觉得很冤枉。事实上，存在一个李绂、蔡珽为首的科甲朋党集团，本来就是皇上的臆断。退一步讲，即使有，谢济世也不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的参奏田文镜是出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行为，只不过与李绂参劾田文镜之举不谋而合罢了。雍正硬要把他谢济世打成科甲朋党，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把他发到西北，这件事使他陷入了深思：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对国家社稷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人，对他来说，从儒家经典中很容易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来到戍所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对他优礼有加，使他能够从容思考著述。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被皇上抓到了思想凝结成的文字，白纸黑字，竟差一点被砍掉了脑袋。
雍正七年（1729年）初，负责监视谢济世赎罪表现的振武将军锡保向雍正报告，谢某仍不安分，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并把谢济世《大学注释》稿本一并恭呈御览，请求皇上降旨处理。雍正反复审阅了谢济世对《大学》这部经文的注释，见其中有“拒谏饰非”云云，就联系起李、蔡、谢暗结党援倾陷忠良的未了往事，想当然地认定“拒谏饰非”暗含讥讽，表面上是注释经文，实际在骂皇帝，发泄深藏于胸的隐恨。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雍正通过内阁向群臣颁发了一道谕旨，首先举出谢对经文的一段注释——“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联系雍正四年谢济世因参奏田文镜而治罪一事，雍正说：“谢济世为此发往军前效力，不思痛改前非，反而借注经责难朕拒谏饰非，违反人性，骄恣专横。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为朕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谢济世的罪，锡保所参“毁谤程朱”倒在其次，他借注经发泄对君上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刑部遵旨将谢济世定为即行斩决。
随后，雍正宣布，谢济世在阿尔泰军前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埏之授意”，据此，命将李、蔡二人交刑部讯取确供，“傥再支吾，即加刑讯”！谢济世是否如此招供，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使他供认了，是否出于刑逼，也大有疑问。显而易见，雍正制造这起“私注经书”文字狱，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前两年处于胶着状态的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继续下去。
雍正八年初，皇帝批准的处决谢济世的刑部文书驰送到了振武将军锡保的幕下。谢济世同另一个因为写《通鉴论》而得罪的陆生楠俱判处死刑，即于阿尔泰军前当众正法。行刑的那一天，先斩陆生楠，脑袋滚在地上，谢济世正引颈待戮，锡保却宣称奉有“谢济世从宽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的密旨。这显然是雍正的恶作剧，让谢济世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恐惧，自己也能尝到报复的快意。
对李绂的处理，与谢济世有异曲同工之处。据说，廷讯时雍正声色俱厉地审问李绂，李绂面不更色，镇定地回答：“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在一旁听审的大臣都吓得汗流浃背，而李绂泰然自若，没有半句求生乞怜之语。刑部先拟了斩决，待决的死囚李绂却很坦然，在监狱里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同监的罪犯见了，称他为“铁汉”。雍正没办法，赦免他的死罪，令他去干纂修《八旗通志》这桩闲差去了。
蔡埏的罪状更吓人，共有十八款，其中涉及他作四川巡抚时受贿白银六万余两、黄金九百多两，刑部判的也是死刑。雍正命改为监候待决，一直在狱中待到新皇帝乾隆即位，才放出来。
雍正蓄意制造李绂、蔡埏和谢济世科甲朋党案，目的是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皇权的朋党，借此制造恐怖气氛，彻底扫荡千百年来在士大夫中根深蒂固的科甲习气，以顺畅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他为什么不从肉体上干脆消灭那些敢于和皇帝尊严对抗的李绂、谢济世之类的人呢？为什么总是把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上，用死来吓唬一下，又恩出格外，刀下留人呢？雍正的确惯于搞用死来慑服人的恶作剧，但如此揣度雍正的用心，似乎过于肤浅，也把事情简单化了。
专制君王容不下有个性、有骨气的诤臣，他们要的是只知效忠君王而不知有别的生存目的的奴才。但专制君王又有昏君和有作为者的区别，雍正属于后者，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而又很有作为的专制君王。他期望臣工首先要具备田文镜、李卫那样的“公忠”，同时还要有敏达干练的办事能力；他绝对不能容忍像李绂、谢济世这样立朝棱棱、铁骨铮铮的大臣，却又想对他们百般挫辱，待他们对自己“五衷感佩”彻底驯顺之后，再重新起用，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作忠实又能干的奴才。雍正在擢升直隶总督未久的李绂密折上曾这样教训说：“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以怀轻朕之心，想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衷感佩可也。”这真正是雍正的心里话！当时大史学家全祖望在雍正蓄意打击所谓科甲朋党时已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可以称为雍正制造的一系列冤案的见证者。他说雍正不杀李绂，是因为“其性刚，意欲痛有所摧折而令其洗心革面，而后复用之”。他把雍正看得比较透。
但人的秉性就和他的面孔一样，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终雍正之世，谢济世一直呆在阿尔泰戍所效力赎罪，蔡埏蹲在刑部大牢每年朝审都拉出去陪斩，然后又拉回来牢固监禁待决。李绂稍微好一点，据说每天坐着一辆瘦马拉的破车到修书局规规矩矩去上班。
乾隆即位，召原任尚书杨名时从云南来京另有任用的谕旨发布不久，又赐李绂侍郎衔，召原任御史谢济世从大西北来京。谕旨的用词低调得再不能低调了——“李绂著赏给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事务”，“调原任御史谢济世来京引见”——但在朝野引起的反响却比为杨名时平反大得多。对蔡埏的处置则是宣布无罪开释，八年后，蔡珽以八旗闲散郁郁而卒。为什么对蔡埏的处理与李、谢有所不同？可能乾隆考虑到，蔡埏有难于洗刷的收受巨额贿赂的污点，不完全是皇父雍正以莫须有罪名迫害的政治犯。
谢济世还没启程还京，就敏感地觉察出政治气候已由寒转暖，他心情激动地为他在流放地的庇护人——北路参赞大臣、内大臣钦拜草拟了建议禁止臣下用奏折告密的折稿，大意说要想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必须言路畅通，让大家有讲话的渠道。然而，要想收开言路之益，就应该先除开言路之弊。当前开言路还有什么弊病吗？有，那就是用奏折告密。放任密奏，小人就可以借此谗害君子，小臣就可以借此摇动大臣。告密者用的是匿名折子，被告发的还蒙在鼓里，哪里有可能申诉？如此下去，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为此陈请自今除军机处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政策得失，指责皇上品德作风，如魏徵之于唐太宗，后人赞美魏徵之能谏，未尝不在赞美太宗之胸怀宽广。君子的过失，有如日月之食。有了过失，人人看得见；改了，也人人看得见。还用遮遮掩掩用密折干什么？臣愚以为，言路仍当责成于有建言专责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怎么责成呢？一是不言有罚，一是言者无罪。如此言路大开，弊端立革，必将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无忌讳之朝，岂不盛哉？岂不美哉？
谢济世、杨名时等正派人士都是雍正年间密奏之制下的受害者。谢济世从儒家政治理念出发，反对雍正的秘密政治、独裁倾向，他的政治理想是像唐太宗贞观之治那样，忠正盈朝，公开发表包括匡正君德在内的各种意见，君王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年轻的乾隆皇帝很欣赏谢济世起草、以钦拜名义写的这个奏折。他当时对父亲雍正所搞的一套有看法，对儒家理想主义政治很向往，特别希望缓和一下皇父在日那种君臣间的紧张关系，营造起一种“君明臣贤”的开明祥和局面。据说乾隆元年（1736年）春天，平郡王福彭入觐，乾隆还称赞“钦拜有古大臣风”。福彭告诉皇帝，钦拜的折子是谢济时代为起草的，乾隆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
谢济世来京后仍以御史用，他的心情很舒畅，因为恢复原职无异于是非终于论定。对于谢济世这样的书生来说，大概是最为快慰的事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使他益发振奋。田文镜其人究竟如何，新皇帝到底表了态。田文镜已于雍正十年（1732年）死去了，乾隆即位后，降谕责备田文镜“苛刻搜求”、“匿灾不报”，河南人民重受其困。随后又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皇考最称许的人中，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乾隆能讲到这种程度已很不容易了，因为搞不好会被人指责为尽翻雍正旧案，而作为嗣皇帝这么迅速地改变先皇用人行政路线，更容易被人目为最大的不孝。抚今追昔，谢济世对新帝的感戴之心尤非他人所能及。
三、生不逢时的孙嘉淦
与起用谢济世同时，还发布了“召署河东盐政孙嘉淦来京，以侍郎用”的谕旨。
孙嘉淦，字锡公，号懿斋、静轩，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贫寒，经过刻苦奋斗，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疏论列“亲骨肉”等敏感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讲了些好话，说孙嘉淦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孙嘉淦四十刚过，就以敢言人不敢言出了名。此后遇事他每每有所陈奏，雍正不高兴，说“迂阔琐碎”，不便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个过失，命革职拿问，刑部拟了斩罪，雍正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在银库当差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气逼人，不为专制帝王所喜。乾隆在藩邸时就常听人讲有个叫孙嘉淦的山西人很正直，敢讲话，所以即位之初，立即把他从河东盐政上召回，先安排当吏部右侍郎，很快擢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统管纠察百司。乾隆想孙嘉淦连皇帝都不怕，还怕大臣官员吗？
孙嘉淦的“性气”还是改不了，他的“敢言”首先是对皇上的。经过雍正朝的坎坷和贬职后的冷静反思，他针对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和政治迷信蔓延朝野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对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的原因，从帝王心理和人性弱点入手作了堪称前无古人的深刻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