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满洲亲友如是，而汉大臣与其结好者更指不胜屈。封疆大吏中张广泗、张允随等是他总督云贵时的部属，将军级的回族人哈元生等则是旧日袍泽，据说哈元生到鄂家“供扫除之役，若仆隶子弟然”。阁臣中为鄂派中坚的当推三朝元老史贻直。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年间在士人中名节素著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几位大臣倒多与鄂尔泰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杨名时为鄂尔泰在云贵任上的同寅，彼此互相尊重，相处得很融洽。及杨落难，鄂尔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方苞遭际康、雍、乾三世，负天下盛名，与其相交最深者，据当时史学大家全祖望讲，除杨名时外，有鄂尔泰、李绂、蔡世远、魏廷珍、顾琮、梅毂成和陈世倌等。还有一个叫胡中藻的内阁学士，堪称鄂门干将，专与张廷玉一派为敌，所写诗中用“谗舌”、“青蝇”骂张廷玉和张派大将张照乃专在人君前进谗言的小人。由于他的偏激，给鄂尔泰身后及其家族带来很大灾难，此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总而言之，这些以气节相标榜的人士之所以意气相投，被人视为一个圈子，似乎都与雍正倚重的权臣张廷玉、蒋廷锡有些芥蒂，也都与雍正青睐的大吏田文镜、李卫格格不入。乾隆即位，耆旧凋零，物是人非，但恐怕昔日复杂的人事纠葛也多延续到了新朝。由此来考察依附鄂尔泰的官场人物大概不至于太差。
乾隆时“依附”鄂尔泰的除汉族士大夫之外，还有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怪才郑板桥等人。板桥性情耿介，疾恶如仇，傲岸人生，真有些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豪气，有时他对皇帝的虚伪竞也敢无情地予以揭露。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出任潍县县令，正赶上山东连年灾荒。乾隆爱民心切，板桥《思归行》诗中也说“帝心轸念之，布德回穹苍。东转辽海粟，西竭湘汉粮。云帆下天津，艨艟竭太仓。金钱数百万，便宜为赈方”。但赈灾的力度如此之大，为什么百姓还是“十日卖·儿，五日卖一妇”，逃荒关东，触目皆是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呢？大概当时最有见识的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吏治腐败和下层贪官污吏，而郑板桥偏不这样看。在将皇上仁慈与百姓依然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加以强烈对照后，他在诗中发出一连串的犀利的质问：“何以为赈前，不能为周防？何以既赈后，不能使安康？何以方赈时，冒滥兼遗忘？”这无异于向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体制发难，试问古来有几人有此胆量，有此眼光？大约就在这时候，郑板桥毅然辞官而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挽老师鄂太傅五首》，痛悼刚刚辞世的“老师”鄂尔泰——郑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那一科鄂尔泰是会试主考官，故而有“老师”之称。第一首诗有“上方一夜调丹药，七校春风送紫泥。其奈巫阳下霄汉，钧天有诏竞先赍”，对他的座师鄂尔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第五首“布衣屡卧平津阁，远泪难挥杜曲花”，则足见受知之切和感恩之深。像郑板桥这样世上罕见的愤世嫉俗、刚肠劲气的士人为何惟独心折于鄂尔泰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鄂尔泰晚年诗有“多生结习只怜才”之句，而雍正初官江苏布政使时，在苏州建春风亭，会诸名士，诗歌唱和，结集为《南邦黎献集》。总的来说，鄂公这个人可能不免刚愎自用的毛病，但比较正派，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风度儒雅，爱才如命，因此，他周围聚合的恐怕倒是汉人居多。
如果说鄂尔泰有点汉化了，那么，似乎可以说张廷玉则有点满洲化了。张廷玉在翰林院深造时学的是“国语”，因而能纯熟地用满语奏对，用满文述旨。这倒在其次，主要是他身上的奴气太重，加以为官过于圆滑谨慎，因此，雍正年间除了常熟蒋廷锡之外，他身边几乎罕见正直淳厚的汉人挚友，相反，为一时舆论所重的所谓“四巡抚”——杨名时、李绂、陈世倌和蔡埏——倒是张、蒋二人合力排击的对象。他也容不下不依附自己的人才。乾隆元年（1736年）继康熙之后再开鸿博制科，淹通经史的桑调元、顾栋高、程延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擅长文章诗赋的厉鹗、胡天游、刘大槐、沈德潜、李锴，其他如全祖望、裘日修、钱载等，一时绩学能文之士，都未能入选，颇失士林之望。本来奉旨阅卷的并非张廷玉一人，还有鄂尔泰和邵基，但人们则把考试不公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张廷玉一人身上，说是科“张廷玉主试事，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这样讲，可能冤枉了张廷玉，但至少可以证明张廷玉在当时最有才华的士人中形象不佳，不然，大家为什么不去数落鄂尔泰和邵基呢？当然，他为宦多年，宠眷之优非他人可比，也会有不少同年、门生及故吏前来趋附，这里主要说一下日后被乾隆称为张廷玉“得意门生”的汪由敦。
汪由敦，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是科张廷玉首次担任会试主考官。汪、张同为江南人，张廷玉一脸福相，汪由敦为富家塾师时就被算命者预言日后必登大位，二人的长处和作风也极相近，都以记忆绝顶和嘴巴谨饬为君王所赏识。张廷玉承旨书谕为他人所不及，汪由敦则被乾隆誉为“任职本谨愿，书谕夙夜效”的亲臣近臣。不过，汪由敦性情似乎更平和，没有他的座师那样深的心机。当时著名史家和诗人赵翼与汪由敦相知最深，他说汪由敦胸襟很宽大，从不掩人之所长，在士人中有很好的口碑。汪由敦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汪由敦去世，自视甚高的赵翼悲痛不能自已，称“公死，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无复知己之望”。汪由敦之所以能得到乾隆的信任，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不能说与张廷玉的提携无关，但主要还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学与温和的性情。乾隆挽汪由敦诗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被乾隆目为张廷玉私人的是梁诗正，梁与汪其实很相近，都长于文学，书法端楷，也都没有党同伐异、锋芒毕露的派性。梁诗正被同僚戏称为“五清居士”，因为他一生所领吏部尚书、大学士、掌院学士，加上上书房、南书房等兼差，都是极清要之地。但张派人物中确实有激愤难平、咄咄逼人者，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照。
张照资历很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点翰林，那时乾隆还没出生。雍正晚年被派去经理苗疆事务，从此与鄂尔泰结下死仇。起初倒不怨鄂尔泰，张照错会雍正意旨，一到贵州就懵懵懂懂地致函哈元生令搜求鄂尔泰经理不善处，结果反被鄂尔泰的铁杆哈元生狠狠参了一本。张照这也是咎由自取。乾隆初命罢职治罪，当时鄂尔泰以大学士总理事务，想置之死命，幸亏乾隆在藩邸时已参与苗疆事务，深悉其中委屈，赦免了张照。有了这样的过节，张照对鄂尔泰的仇恨终身未能化解，在诗中还流露出对乾隆的不满，以为乾隆受了鄂尔泰的蒙蔽才加害于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照成了张廷玉最具派性色彩的私人。顺便提一下，乾隆极推重张照的书法，称其“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对他涉入鄂、张之争深为惋惜，《怀旧诗》说张照“性敏才本高，未免失行薄”。
总的来看，乾隆初鄂、张门户的分野并不像乾隆所描述的那样“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而主要以门生座主的师生关系为转移，这一点雍正早已点破，不知乾隆为什么偏要以民族成分不同加以解说。就汉人而论，恐怕从雍正时代开始到乾隆初政，的确存在着隐然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气节相尚，很有些为雍正深恶痛疾的科甲习气，鄂尔泰至少在雍正时很倾向于这一派，或者说这一派人物对鄂尔泰都有相当好的印象。另一派的首脑人物在雍正时是桐城张廷玉和常熟蒋廷锡，他们以柔媚谨慎、长于文字以结主知，受到皇上专宠，礼绝百僚，王公亦折节致敬。乾隆当政之初，前一派受压抑者如杨名时、谢济世、李绂、孙嘉淦、方苞等等借翻雍正旧案之风稍稍起，可惜维时不久，老成相继凋谢。而后一派蒋廷锡早已物故，张廷玉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然而，两大派各以鄂、张为首，各有私人、互不相能的格局并没发生根本改变。到乾隆五、六年的时候，政治气候已开始发生逆转，乾隆对鄂、张暗中斗法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他急于寻找打破这种不利皇权集中局面的突破口。
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有个叫仲永檀的御史上折参奏步军统领鄂善，说他收受俞姓富户贿赂白银一万两。这件事牵涉到一桩财产继承案的纠纷。为工部承揽建筑工程的凿匠俞君弼富而无子，病故以后，他的义女婿许秉义急忙出头主持丧事，并嘱托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遍邀朝中大臣前往吊唁，企图借此大造声势，与俞君弼嗣孙俞长庚争财产继承权。俞长庚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找更硬的门子，最后打听到盐商范毓馪素与步军统领鄂善往来甚密，就托范送鄂善银子一万两，嘱托其设法关照。俞长庚的银子果然管用，经鄂善的“照拂”，承审的法司做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将许秉义论罪如律，并革许王猷职。
不知怎的，这件案子的内幕叫御史仲永檀刺探到了，就上了一个密折揭发鄂善收受俞长庚贿银一万两。仲永檀在密折中又别有用心地奏称，风闻前往俞家吊丧者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赵国麟俱系亲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陈浩在彼陪吊，送往迎来，奔走数日”。轻轻一笔，把张廷玉等当朝最体面的大臣牵连了进去。
仲永檀，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进士。乾隆一想，这一科的主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立即明白了此案肯定与鄂尔泰、张廷玉派系倾轧大有关系，于是特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当然，先要查清楚鄂善是否受贿，至于“吊丧”等款虽事关派系之争，恐怕难于深究。
在审查鄂善的过程中，乾隆曾亲自鞫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鄂善被主子的推诚相见所打动，以为承认了皇帝就肯定网开一面，因此自认实收贿银一千两。但过后鄂善一想，受贿八十两就要掉脑袋，又推翻了原供。这样，鄂善在轻忽中犯下了“欺君”的滔天大罪，乾隆一怒之下，将鄂善革职，拿交刑部严审，很快坐实了鄂善受贿的事。在处理鄂善受贿案的过程中，乾隆内心很不平静，自言“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决定严惩鄂善的朱谕乾隆是垂泪写的，可见他在反省秉政以来政策得失时的痛苦心情。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乾隆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
鄂善时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是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鄂善处死了，但仲永檀所参张廷玉以大学士之尊差人往俞家送帖吊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往跪奠等款却查无实据。赵国麟素来讲道学，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仲永檀以“风闻”之事凭空污人清白，哪里肯罢休？就赌气向皇上乞求退休，回山东泰安老家。这时乾隆已超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不久又晋升左副都御史，赵国麟急于告老，还带有发泄对皇帝处理此事有失公平不满的意味。乾隆原想此案处理以赐令鄂善自尽了结，并不想深究仲永檀参奏鄂善旁及张廷玉等人的背景，不承想赵国麟竟跳出来不依不饶，非要还他一个清白不可，照这样下去还了得！于是先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留京候补。赵国麟不知收敛，还一再以病乞休，乾隆索性将其革职，命在咸安宫效力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