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善受贿案到大学士赵国麟一再受挫，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乾隆并非不知仲永檀“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御史职责所在，就是作皇帝耳目爪牙，搏击权奸贪墨。况且皇帝此时关注的是压抑张廷玉在朝势力的膨胀，故而有意超拔以利用与张派对立的仲永檀。但仲永檀好景不长，随着张廷玉派的大大收敛，乾隆打击重点的转移，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不过恰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桩谁也未曾料到的震动朝廷的事件，不仅使仲永檀的死期以及由此连带鄂尔泰一派受到的重挫整整推迟了一年。而且，乾隆通过这个事件意外地发现，在隐然对立的两大派朝臣之外，竟还有卓然独立、秉公持正、心中惟知有君的刚劲之士，他就是令乾隆终生感佩的大臣刘统勋。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父亲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按察使，以清廉闻名于世。雍正去世前，命他到教育皇子的上书房当差，因此他也当过乾隆的老师。因有这层师生关系，乾隆对他的人品是有着相当了解的。乾隆登基后很快提拔他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刘统勋则决心有以报君上知遇之恩。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四十三岁，被皇帝任命为纠察百官的左都御史。他对朝中形势作了深入的分析，对皇上的政治意向也做了悉心的揣摩，得出的结论是先皇雍正留下的老臣渐渐滋长结党擅权倾向，而新帝着力提携培养的某些大臣又权力过重，用事过锐，不及时抑制，日后发展下去，也可能恃宠而骄，重演先皇时年羹尧、隆科多故事。而这一切都原于初政的乾隆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对待臣工过于宽厚仁慈，以至朝中群臣未能如雍正皇帝时震怖匍匐于皇权之下。这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仲永檀参劾鄂善受贿案，特别是乾隆对此案的处置手法，使刘统勋进一步觉察出皇帝已开始酝酿动手解决初政以来日渐突出的问题，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投鼠忌器，还不想撕破情面，直接动手，直指一切问题症结之所在，伤害前朝老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统勋觉得盼望已久的报主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置个人仕途于不顾，连上两件密折，参劾当朝权势最重的两位大臣，一是张廷玉，一是讷亲。
在第一折中，刘统勋引用外间舆论：“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指出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锋芒等十人。并称：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奉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三年之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刘统勋所说的张廷玉一门朱紫、权势煊赫，乃朝野共见的事实。张廷玉与其父张英相继为宰辅，而廷玉大哥廷瓒、三弟廷璐、四弟廷瑑俱为翰林，并官卿贰，廷玉四子一孙也都身入翰苑，以至乾隆初赐诗张廷玉有“便将翰苑登瀛谱，唤作卿家世系图”之句，其门第之盛可以想见，而这还不算张家世姻姚家点翰林者。刘统勋选准张廷玉作为攻击的一个靶子，又不涉及他与鄂尔泰之间的恩怨瓜葛，真是高明之至。
在第二折中，刘统勋称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请将讷亲所管事务量行省减，并训以气象谦盈之道。这些话讲得何等理直气壮！其时讷亲为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又协办户部事务，并兼军机大臣、议政大臣。据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所记，在军机大臣中，“惟讷公亲一人承旨”，所以刘统勋说他“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曾祖额亦都十九岁跟随太祖努尔哈赤奠定大清江山初基，身列佐命元勋“五大臣”之首。祖父遏必隆，征战骁勇，顺治皇帝死，为顾命大臣。父亲殷德，承袭一等子世爵，兄弟子侄辈策楞、阿里衮等出将入相者指不胜屈。讷亲在雍正中袭公爵，未久升御前大臣，擢军机大臣，为雍正所倚重。乾隆即位，以讷亲出身贵胄，年轻有为，办事勤慎，廉洁自爱，命协办总理事务，晋一等公。讷亲被乾隆称誉为“第一宣力大臣”，是皇帝心目中未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最佳人选。而讷亲少年得志，自恃皇上眷注优隆，难免飞扬跋扈，擅作威福，所以刘统勋说他“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可以想见，刘统勋以汉大臣挺身而出批评位尊权重的满洲勋旧，该有多大的勇气呵。
当时乾隆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四，奉旨将刘统勋两折发给群臣。皇帝为此专门降旨训谕说，以今日之势言之，若有擅权营私者，朕必洞照隐微，断无不能觉察而陷于不知之理。刘统勋有此陈奏，正说明张廷玉和讷亲的声势还没达到可以钳制人口的地步，此国家之祥瑞，朕心不仅不为之忧，反而转以为喜。张廷玉亲族登仕籍者，经此一番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反倒对张廷玉有益。讷亲今见此奏，应当更加留心自勉，至于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之处，候朕酌量降旨。可以说乾隆给张廷玉和讷亲留足了面子，但谕旨中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训诫说，大臣为众所观瞻，见人直陈己过，惟当深加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有些微芥蒂存于心中，则非大臣应有的度量。
非常不幸，乾隆初这两位权势最显赫的大臣都没有从根本上汲取教训。七年后，经略大学士讷亲在金川军中为乾隆封寄前去的遏必隆的刀正法。此后不到一年，张廷玉在受尽挫辱，被削去伯爵，罢黜配享后，黯然辞别帝都，回到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统勋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家。他懂得盈则溢、满则亏、刚则折、骄则败、富则咎的天道人情，当月晕础润之际，他就预示了雷电风暴将要来临。
乾隆六年以后，张廷玉屏息敛迹，处处以太平宰相自居；鄂派干将仲永檀自超升左副都御史后却忘乎所以，说话不知检点。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不慎败露了，原来他上折参劾时为乐部大臣的张照时先找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密议。乾隆赫然震怒，命将仲、鄂俱革职，拿交慎刑司，令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构、和亲王弘昼、平郡王福彭，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审明具奏。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时还不到二十岁，随即以翩翩贵公子入值军机处，成为国家军政中枢最早一批军机章京。乾隆初擢詹事府詹事；詹事，正三品，号“小九卿”。他的父亲鄂尔泰见儿子超升太快，就上疏固辞。乾隆说，鄂容安与张廷玉之子若霭，皇父在世时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想造就成才，以为国家栋梁。朕继而擢用，卿就不必以己意一再推辞了。鄂容安小皇帝三岁，看来乾隆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但鄂容安行为不谨，特别在事涉国家朱批密折制度时，竟敢漠视除皇帝与具折人之外绝不可有第三人知之的成规，私下里与仲永檀就密折内容往复磋商，而且此中隐情竞渐渐传入皇帝耳中，乾隆怎能不震怒？
经庄亲王允禄等王大臣等审讯，仲永檀很快供出确实曾与鄂容安商量过密折参人的内容，而鄂容安亦供认不讳。王大臣拟以泄漏机密事务之律上奏。乾隆以为仲、鄂二人往来亲密，仲于未奏之前先与鄂商谋，既奏之后，复行照会，显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王大臣等拟罪失于轻纵。仲、鄂之案改由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另行严审。
此案的性质至此急剧升级，看来乾隆有深究鄂、仲之外有无操纵指使者的意图。奉旨审讯的王大臣不敢再敷衍了事了，很快审出“仲永檀参劾张照一事，实由其座师鄂尔泰指使”的重要情节。王大臣见事态严重，就奏请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将鄂容安之父大学士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则认为仲永檀、鄂容安交结情迹已明，无庸刑讯，鄂尔泰亦不必革职。但为此案发布的谕旨词气异常严厉，乾隆说，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显系党庇门生，对其长子鄂容安也未能训其谨饬。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鄂尔泰承受不起，而国家也少一能办事之大臣。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著交部议处，以示薄罚。至于仲永檀，乃“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情罪甚属重大；鄂容安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无可逭。王大臣及三法司可定拟具奏。奏未上，仲永檀卒于狱中。鄂容安论戍，乾隆帝命从宽免发台站，仍在上书房行走。
仲永檀之死一事，后世传说很多。礼亲王昭裢及姚元之都说仲永檀是在狱中被张照下毒所杀。《啸亭杂录·仲副宪》条的记载是：“张尚书照以文字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永檀）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谮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恒）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姚元之著《竹叶亭杂记》，自谓“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自注“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仲永檀之非正常死亡，确系一大疑案，对此朝野多有所传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初政以来朝廷隐然对立的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派系矛盾的激化。乾隆对此深有触动，晚年记张照之诗仍云：“使生前明时，标榜必致错。本朝无所施，小哉张与鄂。”他在诗注中还说：“张照即张（廷玉）所喜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自有权衡”。这的确是实话。不能说乾隆有意制造鄂、张两派之间的矛盾，但他即位后肯定很快就意识到皇帝高高在上，操纵其间，左右开弓，借其互不相能之势而使其互相制约，倒不失为抑制权臣擅政，提高君权的一招妙棋。乾隆六、七年的政局表明，乾隆的帝王平衡术已日臻纯熟起来。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君臣间的关系不宜绷得过紧，乾隆可能觉得应该适时地松弛松弛，把严峻的面孔舒展一下。
乾隆六年七月在赐令鄂善自尽和罢黜赵国麟后，皇帝降旨说，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赵国麟及卢焯等案，外人不得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朕即位之初，本欲减去烦苛，与众休息，所望诸臣凛遵法纪，以成宽大之政。但若因此废弛放纵，是诸臣迫朕以不得不严之势，非朕本意也。乾隆向臣下表达的意思是，从主观上讲，自己仍一如既往愿意推行宽大之政，之所以连续严厉惩治腐败与沽名，乃被动之举，实出于不得已也。
乾隆九年（1744年）初，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徐本似乎忘了两年多前赵国麟的殷鉴，又以老病提出解任归里这个敏感的要求。乾隆没有答应，君臣关系又有紧张迹象，大家都预感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徐本又具疏力请，几乎令所有人大出意外的是，皇帝竟然降旨准许解任，谕旨很有人情味，说“大学士徐本老成谨慎，宣力有年，今以抱病恳请回籍调理，朕心眷注，特赋诗篇以宠其行”。这篇题为《赐大学士徐本》的送行诗写的真挚恳切，皇上温情脉脉地叮嘱杭州人徐本：“长夏宜林居，山水秀且轻。峰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虽适江湖，岂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饭，慰予跤望情。”令徐本更想不到的是皇上特命御前侍卫、都统永兴，将皇帝赐给徐本的御用冠服及内府文绮貂皮等物送到徐府，当面宣读谕旨，并传旨说，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时皇上将亲往徐本邸寓慰问之。徐本感激涕零，从心里觉得为人臣者能得到如此恩遇，为皇上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值得！
雷霆之后必有雨露。在朝大臣都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