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人新政
雍正时代的政策确实是苛严了一些，乾隆即位之后，为了作一调整，提出“宽严并济”的主张。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不少重翻雍正朝旧案的事也是意料中事。
雍正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下令将贵州苗疆用兵视为“紧急之事”。本来在雍正末年因为古州地方苗变，官兵剿抚不力，应变欠妥，以致变乱扩大，而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行事乖张，特别是不懂军事的张照，“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结果让雍正皇帝都有了“弃绝苗疆”的念头。乾隆在父皇死前一直负责苗疆军事的责任，熟悉内情，因此到他自己执政后，他又“不法祖德”地违反他父亲的政策了，他坚持主张用兵并改土归流。他也了解过去苗疆用兵之所以失利，除了文武不和、剿抚未定之外，主要是兵力没有集中攻苗，以致效果极差。他立即以张广泗为经略，寄以专征之任，让他拥有政军大权，号令、率领六省官兵，直扑苗寨，到乾隆元年春夏间，苗寨“罔不焚荡铲削”，到同年六月平定了贵州的苗变。其后又免赋设屯，安定苗区，尊重苗俗，苗民也守法生活了。乾隆上台后的新政，不但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对苗疆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乾隆在受封宝亲王后，也在雍正政府中处理过西北准噶尔用兵的军务。可是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事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军大败和通泊之后，雍正帝已有息兵之意。当时清方缺乏将领，军威不振，军费浩繁，种种原因，想与准噶尔议和，而准部也因与邻部喀尔喀多年战事元气大损，故也有意休战。雍正十二年八月双方已开始谈判，只是划界问题未决。雍正去世后，乾隆了解对准部用兵不易，上台后便制定了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他知道必须固守边疆，才能遏止准部的野心，才能保持双方真正的和平。尤其是他即位伊始，若耗费巨额军费，全国难得安宁。不过乾隆对准部交涉时，仍保持有备不惧的态度，他告诉准部：若“自不揣量，犯我边境”，则“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清方与准部的和议不久后达成，二十多年来的西北边乱，从此得到平息，而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渐通畅，乾隆皇帝的声望与统治地位也更进一步地建立与巩固起来了。
乾隆皇帝基登之初，不但注意处理好边疆事务来安定政局，他也强调“民为邦本”的传统儒家主张。在即位后的二十二天，他就颁降了一道又长又重要的谕旨，谈到他爱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本固邦宁”、“爱养元元”等问题，他决心要处理好君民关系。他要让人民有“恒产”、“恒心”，因此他告诫大臣：“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他在登极大典后，立即颁降恩诏大赦天下，其中有一条规定：“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着该部查明具奏，候旨豁免。”二十天以后又降旨：“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这次蠲免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全国各州县，凡有拖欠钱粮者，都一律免除了，这对贫民真是一大善举。在此同时，乾隆又先后颁布多道谕旨，减免一些地区的过重正额赋税，划一赋税征收标准，禁止滥收耗羡，限制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又裁除一些地方性的苛捐杂税，非法摊派，其中具体而影响大的如：禁止地方清丈土地，虚报升垦；废弃由官府掌管民间房地产交易的《契纸契根法》，还给人民买卖自由；禁止地方官工程派捐；停止没有实效的《营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措施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与官府的剥削，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
乾隆也对于一些绅衿士子表示了关切，改变了他父亲的严厉政策，下令将对生员欠粮、包揽词讼的处分予以放宽改缓，并对于以前因“抗欠国课”而褫革的举贡生监，分别赐恩开复。不久更规定“嗣后举贡生员等概行免派杂差”，充军的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另外，“生员犯过”，地方官当先详学臣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不得擅行饬责”。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乾隆如此尊重他们，无异是在地方上安置一批效忠的安定大军，对于他的统治是有助益的。
雍正时代因为政治斗争或是能力不好而被处罚的官员很多，乾隆为执行他的中道，即位后就将两千多名废官，颁降恩诏悉数宽免。后来又下令给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各加一倍的俸银，中央与地方的佐杂官员也发给养廉银，藉以增强官员的向心力，为乾隆加添了很多政治资本。
雍正在世时，曾经大量增设府、直隶州、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对亲民官员的任用也作过一些改变。当时情形是直隶州属于省，省的官员题授由总督与巡抚进行，这些地方疆吏因而具有新增地方行政官的考核与任用权，而最后大权却操在皇帝手中，所以雍正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调整了官制，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乾隆继承皇位之后，他认为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官员，“事绪益纷，供给逢迎，闾阎滋扰”，破坏传统官制，应该恢复旧章。
雍正皇帝又倡议给“乐善好施”的人叙用的报答，这一措施原本是想让一些有钱的官僚、地主、商人捐出一笔钱来帮助政府赈济贫民，以缓和贫富对立及人民与政府间对立的关系；不过议叙是给出钱的人一种政治酬庸，具有卖官的性质。乾隆同意大臣的看法，认为“好施”的人“趋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虚声，启夤缘之捷径”，根本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蚀”，因而下令不许再陈奏乐善好施的奖叙办法。此外，雍正又大事嘉奖拾金不昧的人，这固然是美化风俗、改善社会风气的好办法，但是这项藉以表明风俗淳美、世道清明的政策，倡行后不久就弊端百出了，有人弄虚作假，谎称拾金不昧，领取奖赏。官员甚至也有制造拾金不昧而猎取名声，为升宫铺路的。乾隆继统后，立即加以限制，规定若有人真是拾得巨金，州县官可以酌量奖励，不许申报上司，督抚大吏亦不得以此奏陈皇帝。可见乾隆也不同意他父亲的这种“宣教”方法。其他还有“岁举老农”旌奖与派官员到福建去改正方言等等，乾隆也觉得真正勤奋老农的选拔被乡曲无赖把持，而福建人改学官话可以从本省教职中挑选熟晓官话的人去“专司正音”工作就好。他又推翻了一些父皇的政策与主张。
雍正朝因政治斗争而发生多起文字狱。乾隆上台后为消除官吏与士子的疑惧心情，他曾颁降多道谕旨，强调“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若以避忌为恭敬，是大谬古人献替之意，亦且不知朕兼听并观之虚怀”。不但口头说得好听，同时乾隆又用法律来保障文字的某些自由，他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坐以所告之罪”，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人人罪律论”。乾隆即位之初有如此气魄，使得他执政早年政治界一度出现比较开放的局面。
乾隆既如此关心边疆与全国各省的富强安乐问题，当然他也会重视满洲本族的事务。当时满族最大的问题是族人的生计。根据乾隆即位后不久的谕旨，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八旗生齿，日渐繁庶”，“八旗兵丁，寒苦者多”，皇帝虽不断施恩赏赐，但旗民“领钱到手，滥行花费，不知爱惜”，因此旗人的生计十分困难。八旗贫穷的问题事实上从入关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因为清初他们参加了打南明、剿流贼、伐三藩几大战役，旗兵伤亡惨重。同时他们因自备军装战马，费用很多，因此到战后大家都变得贫穷，而满族高层人士又变得奢侈腐化，挥霍银米，家产耗尽的大有其人。康熙中期，天下承平，八旗人口大增，据统计北京一地的满、蒙、汉旗人，兵额约十万之众，当时钱粮并未增加，“以数丁、十余丁之人，食一甲（即一名士兵）之粮”，显然生计艰窘不堪了。
满洲人丁的贫穷化，会给清朝统治权带来威胁。因此从康熙朝起，政府就极力设法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康熙时代主要的是以赏赐银两的方式，希望旗民能“营运有资，不尤匮乏”，可是旗人不善经营，更有懒惰嗜赌的，因而无法解决问题。雍正帝想到移民回东北老家，兴办“井田制”，但移居的不到二百户，而且最后有九十户又回到北京。乾隆也确认八旗是“国家根本”，不能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除“频颁赏赍、优恤备至”外，又宽免旗人亏空银钱，赐还部分官员获罪革退的世职，并增加养育兵名额，帮助旗人赎回民典旗地以及大力推动回流东北的移民政策等等，效果显然比他父祖两代为佳。八旗生计的不能完全改善，是有多层原因的，乾隆可以说是尽了一己之力了。
乾隆皇帝即位初年对他父亲雍正的政策作了不少调整与修正，对于他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清朝中期政治形势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仅从他违反父命或不法祖德一端看才对。
二、强化专制政权
雍正皇帝在位时，很多政策都是为巩固他的统治权与强化他专制君主权威而设置的，他的儿子乾隆上台后常见有违反他父亲的行事，是不是表示这位新君有意改变专制政权，趋向于开放路线呢？答案是他不亚于乃父，仍是一位专制集权的领导人。
雍正元年，皇帝宣布储位密建法，暗中写下弘历的名字，收藏在金匣中，当时无人知晓弘历是储君。不过在雍，正七、八年间，皇帝突然生了大病，以为一病不起了，他召见重要的王公大臣等人，告诉他们立弘历为继承人的事，并命令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没有想到皇帝后来病好了，但储位密建事已曝了光，在某些宗室重臣之间已经不是秘密了。雍正十三年皇帝逝世当晚，张廷玉等宣读了雍正亲笔书写的继承人名，弘历在得到合法皇位继承权之后也任命允禄等四人为辅政大臣，这是那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事。
辅政大臣的设置意味着乾隆的皇权尚不具备全权掌炳新政的地位，即一切政务仍有四位王公大臣参与决定。然而乾隆皇帝常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这样一位绝对专制主义者，如何能容忍呢？老于世故的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在“辅政”了三天之后，便向新君乾隆提出更名的建议了。他们认为“辅政”一词不妥当，康熙初年曾经设辅政大臣，因当时康熙年仅八岁，没有理政能力，所以需要元老重臣来代理政务，辅佐幼主。现在弘历已二十五岁，且具备学识能力，不须辅政人员，沿用康熙初年“辅政”之名，不但名不副实，而且对新君也不尊敬，更可能使人联想到鳌拜那些跋扈的权臣与政争的后遗症。因此鄂尔泰等要求乾隆仿照雍正初年的例子，皇帝在居丧期间，可设总理事务王大臣代为办事。对于这一要求，乾隆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显见他内心对元老重臣们分权是介意的。
总理事务大臣与辅政大臣不同处就是皇帝对总理事务大臣们的权力有所限制，皇权的地位无形中增高增大了。但是乾隆对此似乎仍不能满意，在他居丧期间，他和几位总理事务大臣间因权限不清而发生过不快，总觉得他们的权力过大，于是在允禄等四人外，乾隆又任命了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等多人加入总理事务处办事，以限制并分散前朝老臣的权力。即使如此，乾隆仍觉得他的皇权不能延伸与加大。终于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服丧满二十七个月后，趁允禄奏请辞去总理大臣事务时，他干脆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雍正时代成立的军机处，重组中央核心集团，老臣只留下鄂尔泰与张廷玉，实际上是借用他们多年从政的经验，另外加上乾隆所信任的人，如公爵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作为皇帝直接指挥的军机大臣。如此改组当然对乾隆时期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发生极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