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的庄有恭。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庄有恭在泰州舟次跪接一道廷寄，皇帝在密谕中就庄有恭曾收受丁文斌献书一事严厉饬责说：“丁文斌所着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庄有恭一下子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天哪！什么时候接收过丁某人的逆书呀？这丁文斌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搜遍了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也想不起，更哪里找那大逆之书？冥思苦想了一天一夜，状元郎总算想起来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按试松江，一日忽听轿外人声喧哗，分明是在呵责什么人。庄有恭忙问，回称是个疯子拦轿。庄有恭近视眼，待取出眼镜隔轿窗望去，只见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正跪在轿前献书。取过书随手翻阅，上面满是污垢，内容不过是些剿袭经典的陈词滥调，惟独后有“丁子日”云云。庄有恭心想，如此一个龌龊不堪的人竟妄自称许“丁子”，必是疯子无疑。随手把书弃置一边。时隔四年，庄有恭早把这件事丢到爪哇国了，现经严旨催问，联想到“丁子日”，方才恍然大悟，皇上指的必是此人此事。
庄有恭据实缮折，奏明疯子献书的经过，至于所献之书，“实不知破簏败箧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缄封进呈”。乾隆穷追不舍，在庄折折尾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庄有恭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即亲自翻箱倒箧，搜寻三日，终归还是乌有，只好自请交部严加治罪。皇上则认为庄有恭“故纵逆罪”，且“狡诈为鬼蜮伎俩”，命照他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银两。这个“加罚十倍”岂是小数，十四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庄有恭病故，身后仍有罚赔未完银六万余两待家属亲族偿还，总算皇恩浩荡，乾隆命“加恩宽免”，才了却了这笔陈年旧账——此是后话，当时庄有恭则实实在在地对皇上感激涕零，声泪俱下。追查庄有恭接收丁文斌献书、昏愦纵逆这件事时大部分谕旨都是通过内阁明发的，乾隆如此小题大做，绝不仅为警戒一个庄有恭。
当然比庄有恭更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作为谋反大逆正犯的亲属，丁文斌之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照律缘坐，本应立斩，经皇帝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丁文斌的另外两个侄子丁士良、丁士信未满十六岁，照例给功臣之家为奴。还有看过逆书的徐旭初及蔡先生、王先生，自然难逃法网。徐旭初有名有姓，很快拿获归案，王、蔡两位，丁文斌也忘了名字，捕人时则颇费周折。蔡姓之人很快认定了，叫蔡颖达；而家住丰乐桥又姓王且年貌相类的竟有两个：一系王士照，一系王素行，看过逆书的究竟是谁，一时搞不清，索性一齐捕了来。经过一番质询，王士照被开脱了，王素行以见逆书并不检举，照律打一百板子，流放到三千里之外烟瘴之地。蔡颖达和徐旭初很侥幸，因为他们是在乾隆十五年前尚未添入“逆语”时看的，所以定为“混看杜撰邪书”，照律杖八十。徐旭初系武生，因此衣顶也被革去。
四十五年之后，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开始亲政，遂降旨凡前此“书词狂悖案”内照大逆律缘坐的犯人一律开释。被叔叔丁文斌株连的四个侄子士麟、士贤、士良、士信都还活着，有的在充军之所，有的为人家奴，圣天子雨霖普降，他们终于重获自由。年轻时挥泪诀别，谁承想还有白首重逢的一天呢？
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前此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乾隆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生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案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
刘德照原籍直隶，后流寓山东濮州，家有妻子及年纪尚幼的子女三人。因年景荒歉，家中又遭火灾，穷苦不堪，靠推小车为生，不久，害眼病彻底断了生计。这个人看过一点子平书，就胡乱写了一张叫《春秋建论词》的字帖，原想到京师献上，没准儿能赏个几十两银子。谁承想刚走到德州就叫署理山东巡抚白钟山拿获，搜出字帖，白钟山看又是一个疯子自投罗网，就以其“迹类疯狂”奏闻。但很快又在刘德照家中搜出另外几张字帖，写着“兴汉兴明”、“削发拧绳”之类有反清政治意味的话。情况报上去，乾隆很震惊，为此特向各省督抚发下谕旨，开首先说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接下去引刘德照一案，词气就严厉起来：“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自然难逃凌迟、妻子缘坐，为他“曲为原解”的巡抚白钟山也受到严旨训斥。
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序，极少见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有个粗知文墨的江西人王作梁给人写信，到信尾竟不书乾隆纪年，怎样写呢？这个老表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坤治，他一时痰迷心窍，就写了“坤治元年”。被人告到官府，江西巡抚海成亲自提审，向皇上奏称“该犯语言颠倒，全无伦次，疯邪无疑；但该犯书符写怪，妄称年号，不法已极，未便因疯曲贷，请照大逆律办理”。王作梁即王坤治及其亲属就这样被办理了。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如何确认是否系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比较困难的。虽有煌煌谕旨，不得轻易“坐以疯癫”，一旦碰到具体案件，还是难于做出判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杨廷璋据实上奏，乾隆大怒，降旨申斥杨廷璋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吓坏了，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刚愎自用的“圣主”断定疯子就当永远“不省人事”，开始还算明白的“能臣”一经点拨立即也自认胡涂，这君臣二人一起串演的审鞫疯汉文字狱的一出严肃正剧真令人啼笑皆非。
乾隆践踏封建统治常规，较之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荒唐残虐的疯汉文字狱雍正朝未曾出现，乾隆朝却比比皆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底层文人，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笔之于书的文字连自己都解释不了，乾隆偏偏要拿来治罪，轻则当众杖毙，重则凌迟处死。这不仅无视封建法制，也违背人之常理，是对人性的最野蛮、最粗暴的践踏。
但毕竟还有个别大臣良心未泯，他们虽不敢为“逆迹”昭然的精神病患者辩解，但觉得被这些疯子带累的家人亲属则太无辜也太悲惨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连续发生数起疯子文字逆案后，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给皇帝上了这样一件奏折，先说定例疯病之人责成亲属报官，由官府亲发锁铐交其亲属锁禁，立法已属周备。但例内专为疯病逞凶者而言，“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少因失意之事，始而佯作疯狂，继则疯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接下去五诺玺说，这类疯犯不同于真正疯狂凶悍之人，其行迹虽然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之人，请嗣后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与纸笔，任其混写”。在五诺玺之前，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的陈宏谋也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也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乾隆还是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风行，以至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一语道破了乾隆之所以制造一连串荒谬绝伦的疯人文字狱，原因就在于他郑重其事地把疯人荒诞不经的文字视为国家社稷和世道人心之大害。五诺玺、陈宏谋陈奏之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随着乾隆盛世的落幕，历史上这残酷办理疯人文字狱案的最黑暗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八、胡中藻诗狱
鄂、张一死一去，似乎乾隆可以就此罢手了。其实不然。正当大小臣工翘首以待雷霆过后的雨露时，乾隆却在暗中加紧部署一个围歼朋党的决定性战役。经过几年精心策划，乾隆终于在他即位的第二十年发动了对臣工朋党毁灭性的一击。靶子选得颇具匠心，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战术的运用也高明之至，拿办胡阁学，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很古怪的诗集——《坚磨生诗钞》。再健忘的人心里也明白，乾隆在效法其父雍正借文字狱以打击威胁皇权的朋党之故技。
十几年的政治实践表明，朋党恶习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绝不会因鄂、张的退出政治舞台而销声匿迹。在张廷玉因配享而失足之际，鄂派官僚集团便以大学士史贻直为首，蠢蠢欲动，企图借倾陷张廷玉而复起。况且，鄂、张毕竟是先帝所遗大臣，终需设法保全，对他俩的挫辱还远远不足使大小臣工怵目惊心。只有效法皇考杀一两个如汪景祺、查嗣庭那样朋党习气甚深的人物，朝野震怖，才可望将朋党斩草除根，不复再如魑魅魍魉滋生于盛世。循着这样的思路考虑下来，乾隆终于选中胡中藻，决定借他的脑袋一用。
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他当下一战役的突破口有几个好处：其一，出身科甲，名列清华，官内阁学士，又兼了侍郎衔，论官品，不大不小；其二，胡中藻平日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又与鄂尔泰的侄子、历任方面大员的鄂昌关系密切，而对张廷玉系统的官僚则视若仇敌；其三，胡中藻出过一本名为《坚磨生诗钞》的集子，文辞险怪，尽可以拿来上下其手，随意罗织。这第三点最重要，所以自张廷玉还乡以后乾隆就交代曾在军机处行走的蒋溥一项秘密使命：从《坚磨生诗钞》的字里行问推敲出胡中藻的狼子野心。罪状罗织起来不会太难，蒋溥没过多久便交了卷。但乾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故而一拖就是几年。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初，正值发动对准噶尔蒙古之役的国家重大关头，汉大臣官员对此举颇有非议。乾隆决定选择这一时机出手，蕴含多重考虑。
正月末到二月初，四天中间乾隆三次向群臣吹风。正月二十九日重提张廷玉年老乞休的旧事，降谕指责汉人喜欢沽名钓誉。谕中皇帝闲闲地说起：“朕昨日为增长知识，偶尔翻阅过去的案卷，发现查嗣庭的日记中也有‘难于乞身’之语……”既要“增长知识”，自然看什么书都可以，为什么偏偏翻档案？为什么一翻就翻到查嗣庭案的案卷？皇帝要“增长”的是什么“知识”，增长这些“知识”要干什么？细心的人是不难猜到的，但多数臣子一头雾水，搞不明白皇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翌日又降下一道谕旨，告谕礼部议准已故大臣人名宦祠乡贤祠时要出以公心，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朋党。乾隆说：“徇情曲庇，就是党援门户的开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今天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小臣工要知道警惕呵。”二月二日的谕旨是借着群臣进贡方物、祝贺乾隆四十五寿辰这件事，告诫大家不要学查嗣庭妄生疑议，制造谣言，腹诽心谤，乃至笔之于书。
两三天内乾隆一再点的查嗣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查嗣庭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