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等人后来又到东平、益都、章邱三地盘查，发现库银都确实不足，与钱沣所参奏的亏空情形相近。皇帝了解实情之后，贪官也俯首认罪了，于是在同年六月十一日降谕将国泰、于易简二人以目无法纪、贪纵营私罪处以秋后处决，该年七月初八日国泰与于易简二人奉旨自尽身亡。由于皇帝“不欲复兴大狱”，山东省很多前任与现任的大小贪官都被幸运地从轻发落，给予降级、调职等处分。至于亏空的库银几百万两，皇帝则批准了新任山东巡抚明兴的请求，由各宫设法弥补，并限定在两年内补齐。山东贪案也由此结案了。
钱沣这次所弹劾的两位山东大官，都是大有来头、家世背景显赫的人物。国泰的父亲是文绶，文绶不但曾任四川总督等高官，而且与和珅的关系很好。于易简则是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于敏中曾任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多年，可以说是皇帝的心腹大臣，政界势力很大。钱沣敢与他们对抗，尤其与和珅对抗，实在难能可贵。这位任职御史不久的耿直人士，曾在前一年弹劾过代理陕甘总督的毕沅，他认为甘肃当时的冒赈案毕沅应负责任：他是长官，又与那些贪官在同城同省办事，“岂无见闻？”毕沅因此降为三品顶戴留任。后来他又弹劾过和珅不在军机处办公，而另居内右门直庐是违制的事，皇帝因而训斥过和珅。钱沣就是这样的一位敢于上疏直言、不畏权要的有为有守言官。钱沣于乾隆六十年被人毒死，据说与他挡和珅财路太多有关，是和珅使人下毒手的。
和珅是乾隆后期的宠臣，窃弄威福，大开贿门，凡属各衙门的肥缺，都被和珅所把持；他又贪得高明，贪得大胆，而且曲庇贪官，“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他确实保障了当时的贪官，以上两大案是他庇护贪官的实例。诚如日后薛福成说的：“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使，使不得不贪者也。”和珅就是“在内隐为驱使”的人物。
六、贪官常在
乾隆皇帝虽然有心肃贪惩贪，而且相信“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必能使贪污的“痼习一清”，贪官也就可以不存在了。可是中外各级官员中在“严创”下还是有不少人不怕死地贪婪不法，他们或是在赋外加派，或是短价发卖，或是勒索属员，或是收受贿赂，或是以其他方式，终乾隆之世不断的贪污，使皇帝大失所望。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云南巡抚郭一裕上奏弹劾长官云贵总督恒文贪污。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曾因平定金川战役与在湖北任官开采铜矿等事有功，得到皇帝赏识，擢升他为云贵总督。这次被汉人巡抚郭一裕参奏，皇帝并未偏袒，仍派出刑部尚书刘统勋往云南查案，并面谕刘统勋如恒文贪婪属实，立即将他摘印质审。刘统勋到云南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审讯，终于证实恒文确命“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令家人收受属员门托”。不久后皇帝便下令：“着将恒文革职拿问，其有关人犯汪筠、罗以均等，着一并革职，严审究拟具奏”。另外，刘统勋在审问恒文时了解到他为何要购买黄金，原来这是郭一裕的主意。郭一裕建议恒文用黄金打造物品进贡给皇帝，并且还以金炉式样出示过，所以恒文才在云南以低于市价来收集黄金，后来因为引起全省喧传，郭一裕怕将来不利于己，乃“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皇帝知道真相之后，原先想把“行险取巧”的郭一裕解押到京城候审的，但后来接受了刘统勋的建议“按律拟流”，也就是充军到军前效力去，“以为大吏庸琐者戒”。恒文后来被查出家产竟高达几万两，皇帝认为他从任湖北巡抚至今，六年光景即使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有几万两的家赀，恒文家父祖又非富有，当然这笔钱一定是他贪污所得的了，恒文“赐令自尽”，其他知府佛德、知县赵沁等一批贪官五十多人，则分别受到降级等不同的处分。全案本可至此完全结束，但是不久之后，云南方面传言皇帝对汉人轻视，郭一裕敢于告发长官贪污却落得充军的下场，将来还有谁敢来揭发贪官？乾隆皇帝为了顾及舆论，终于特旨加恩，准许郭一裕“纳赎”，以平息汉人的不满。郭一裕后来还再被重用，出任河南按察使，也算大幸运之人了。
同在乾隆二十二年，山东也发生了一件大贪案，主角是巡抚蒋洲，他的家世真是赫赫有名，其父是雍正朝历任户部与兵部尚书以及大学士的名臣蒋廷锡，其兄则是乾隆当时的军机大臣，他家一门两相，政界关系与人脉都好。蒋洲从一个部院主事擢升为山西布政使，并于乾隆二十二年升为山西巡抚，同年七月又转任山东巡抚，上任才三个月，山西新任巡抚塔永宁告发蒋洲在山西布政使任内侵用公帑两万多两，离任造成亏空，勒派属员代为弥补。蒋洲又变卖地方木植，以补亏空，犯了贪赃侵帑的大罪。皇帝闻讯后，随即派了查案高手刑部尚书刘统勋到山西查案，并将蒋洲革职带往山西，以便对质审问。
经刘统勋、塔永宁审理查明，证实原山西巡抚明德多次收受蒋洲贿赠的古玩、金银等贵重物品，按察使拖穆齐图也从蒋洲处得到不少古玩和三千两白银，简直是“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刘统勋等又从冀宁道杨龙文的衙门里查到“派单一纸”，单中明注州县官员按规定数目上交弥补亏空银两的情形。后来在太原知府七赉等人处查到向所属催缴银两的札文，难怪皇帝大怒说：“明目张胆，竟如公檄。”“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任意侵用已非一日。”塔永宁是告发这项贪案的人，看到如此牵连下去，显然全省各官都必有问题，于是向皇帝请求说：“若遽行盘查，恐通属惊慌，以致贻误地方政务。”皇帝对他的畏缩作法甚为不满，予以责斥。其后在刘统勋认真深入的调查下，发现吏治败坏得惊人，蒋洲一案竟有上自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守备等文武官员几十人涉案，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皇帝也为此发出“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的慨叹。蒋洲与杨龙文二人“即行正法”，七赉判了“绞监候”，秋后处决。明德、拖穆齐图解京治罪，另外监司、知府、知县等多人也分别处以应得之罪。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由于贵州省运铅工作每次都发生误期与缺少斤两的事，皇帝下令彻查。巡抚良卿为了推卸责任，便先上奏参劾威宁州知州刘标，指明他亏空铅一百多万斤以及工本银、运脚银二十多万两，请将刘标革职拿问。皇帝虽允许良卿就地“严行审究，务得实情”，但是另外也派了湖广总督吴达善与刑部侍郎星夜赶往贵州调查，因为皇帝认为良卿督办不力是主因，疏参刘标只是“塞责”而已。九月间，良卿又向皇帝请求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等人革职，以便彻查，因而引起了官员的反弹。永泰上书报告刘标亏空的原因，并指陈良卿与按察使高积等人的营私枉法之事。稍后刘标又将贵州省内各高官勒索银两的盖印底簿一册差人投送户部，而良卿、高积等人都在册上有名，气得皇帝痛斥“封疆大吏败坏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不久之后，带兵征缅的阿桂，在发往京城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百姓控告地方官吏藉口用兵缅甸而苛派扰民的呈状，良卿等人又有了贪渎之嫌，如此一来，原先只是长官良卿弹劾属员刘标的案子，一下子变成官员互控与人民控官的各项贪案了。皇帝立即下令吴达善与钱维城会审确查良卿等罪状，如有必要，可将良卿、高积革职拘禁，以惩积弊。
历时五个月的审理，威宁州铅、铜亏空案真相大白了。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橐”，包庇刘标，乘机勒索，致造成亏空。在罪案无法掩饰时，良卿才先发参劾刘标以脱罪。刘标则在案发前已将赃银用十七、八驮偷偷运走，终于无法查明下落。而高积又擅自动用库存水银二万六千多斤，运往苏州“私行贩卖”，牟取暴利，因此高积在苏州与福建都有不少家产。良卿除贪污之外，他又向皇帝保证过征缅兴师对人民“实无丝毫侵扰”，现在民间已出面告发他摊派银钱了，他当然又犯“欺君之罪”。贵州贪案审理之后，皇帝就钦差与刑部的建议对一干人犯作了判决。除刘标早已降旨定了死罪外，良卿与高积以私派累民、徇纵属下、受贿贪赃等罪论斩，而且在贵州省城就地行刑，让各省督抚知所炯戒。良卿罪大恶极，所以又将他的儿子富多、富永二人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蒙古人为奴。另外贵州前任巡抚方世杰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布政使张达尧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其他还有些受惩的中下级官员。死刑犯与充军的都将他们的家产全部没收，政府又增添了一大笔收人。
乾隆皇帝注意贵州铅铜运送等问题的同时，也认为云南运铜到京城多年来也是迟误时日，甚至也常有缺少的。云南铜产，关系中央钱局铸钱，所以皇帝也下令彻查。云贵总督明德为了平息皇帝的疑怒，便上奏呈请让有关官员分赔短少之数，以作惩罚。后来云南方面提出赔偿铜价是每百斤赔五两一钱，比实际价格为低，中央户部认为不合理，予以驳斥。皇帝同意户部看法，并相信云南地方拟价偏低是明德等高官“为属员避重就轻”，“显有袒徇同官属员之意”，令明德“另行妥拟速奏”，同时要奏明拟出此种低价的“究系何人”。明德后来向皇帝报告拟价人是钱度。
钱度是当时主管通省钱粮的布政使，他自乾隆元年中进士后，官运算是亨通，屡任外官，乾隆二十九年升任布政使，三十三年再擢为广东巡抚，后迁广西巡抚，但任职半年，因事降处，停发养廉银，并再调回出任云南布政使。乾隆皇帝得悉拟低价的是钱度，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屡获罪戾”的劣员，在“格外加恩”后才被重任云南布政使，但他仍不改“沽名取巧之恶习”，“不可不明示惩儆”，下令革去钱度顶带，仍留布政使之位，以观后效。
皇帝确实错估钱度了，以为他低估赔偿铜价是为有关官员省钱，事实上他不是庇护属官，而是与他自己的贪婪有关的。这件事到乾隆三十七年初才暴露真相。当时宜良知县朱一深上呈户部，揭露钱度勒令属员购买金玉奉献，弄得各地喧传。皇帝觉得“殊堪骇异”，因为钱度已经几年未得养廉银了，如何还有多余的钱买黄金玉器？因而在三月间派出刑部侍郎袁守侗去云南查案。就在同时皇帝又分别接到贵州巡抚图恩德与江西巡抚海明分别上呈的奏报。图恩德称：钱度的仆人张林、顾安等携带四百多件金玉器皿从云南来贵州，现在被查获扣留。海明则奏称他们在江西捉到钱度的家人王寿等人，并有白银两万九千两及钱度亲笔写的家书一封，内文嘱咐家中要好好存藏这笔银两，“或为地窖，或为夹壁，以作永久之计”。不久后海明又密报在萍乡截获钱度的幕僚叶士元及白银两万两。至此皇帝已确信钱度“贪婪多赃”、“负恩败检”了，当即下令袁守侗等“严讯钱度”，同时皇帝又降旨两江总督将钱度常州老家以及寄居江宁的产业查封，严讯钱度家人，以进一步了解实情。
江苏巡抚萨载得旨后，便在江苏进行彻查，结果发现钱度在江宁居所中埋藏白银两万六千两，黄金两千两。云南方面在袁守侗等人严审下，案情明朗了。钱度返任云南布政使后，正值清廷与缅甸作战期间，钱度利用支付帑银的机会，每发放一百两银提取一钱八分，从中侵蚀帑银四万多两，大发了一笔战争财。钱度的儿子钱酆也在云南利用其父的权势勒索道府州县官员，且大做盗卖粮食的生意，赚得白银几万两。钱度在云南贪得的财物，据皇帝说总数高达八、九万两之多。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底，钱度处以斩立决，其子钱酆则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云南运铜案至此结束。
尽管乾隆皇帝不断地杀贪官，没收赃银，但是官场贪风不息，高官与贵族仍然勇敢地贪，不畏王法地贪。乾隆五十年，皇帝将历任中外大官富勒浑从闽浙总督位上调为两广总督。然而在富勒浑离开不久，浙江亏空案就爆发了。富勒浑居官名声不太好，不少人对他的操守“不敢具保”，而浙江学政又参劾他“供应浩繁，门包或至千百”以及“任听家人婪索”等事。第二年皇帝派了阿桂去查案，在谕旨中特别强调：“富勒浑虽系阿桂族孙，谅阿桂断不致稍存回护之道。”不久之后，江苏织造四德返京，向皇帝报告富勒浑的家人殷士俊在常熟的家产被查封时，竟抄出白银两万多两，田地共六百三十多亩，房屋三间。皇帝认为一个“微贱长随，拥赀数万”，必是主人富勒浑“故纵”的结果，下令将富勒浑革职，由阿桂与广东巡抚孙士毅“秉公质询审办”。孙士毅在广东调查之后，发现富勒浑的家人殷士俊与李世荣在广东仍向商人索馈，又以高价强卖人参，同时“又点派口岸，令出巡等缴银一万九千六百余两”，存贮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