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乾隆自己也时时为自己的鉴赏之精而沉醉。内府所藏殷、周、汉的古铜、玉器甚夥，分别标以甲、乙等次。一天皇帝检阅旧器，发现一枚土渍尘蒙的玉斧珮被弃置于库房角落，上面标列“丙等”。他仔细端详后，以其型制古朴，遂命玉工刮垢磨光，果然为三代古器。为此，皇帝特别写了《古玉斧珮记》一文，并由此联想到世上也必然有屈伏沉沦的良材，该文以“吾于是乎知惭，吾于是乎知惧”煞尾。
据说康熙皇帝曾为书画赝品所蒙骗，而乾隆皇帝的眼光则非常犀利。有一次，在江南充任税关监督的一个内府包衣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纸米芾字迹，献给主子时特别在奏折上表明自己识见粗鄙，不敢判定是否真迹，恳求皇上法眼鉴别。乾隆一眼就看出是伪作，对自己的家奴不必讲什么客气，于是在折子上用朱笔批了四个字：“假的。不要！”
皇帝七十九岁那年见到了一幅署为“宋徽宗书李嵩画”的字画合卷，画的是宋徽宗时赵通任泸南招讨出师破敌的故事。卷后有元代余阙的跋语说，赵通凯旋，受到徽宗的召见，徽宗亲书“笃恭”二字赐他，又命宫廷画师李嵩补绘“泸南平夷图”，遂有宋徽宗书、李嵩画的合卷传世。经过乾隆把玩赏鉴，看出“笃恭”二字不类徽宗瘦金笔法，又进一步找出伪书的铁证：所书纸幅并非宋纸，而是元代所制“明仁殿龙笺”。乾隆据此论定“合卷”为后世伪作，但仍以画风的古雅浑厚而得出了虽非李嵩所画，但“非宋人不能”的判断，于是将“合卷”题为“宋人画赵遹平夷画”。日理万机的君王能在甄别古画真伪上胜过五百年来的鉴赏家，乾隆在自我欣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感，因而命文臣对此再详加鉴别。和珅、彭元瑞、董诰遵旨考证，自然称颂圣明，奏称：“皇上于一展卷之际，斥伪致疑，不差銖黍，固由圣鉴精确，实本典学崇深。”皇帝听了臣下恭维，诗兴大发，又写了一首“题宋人画赵通泸南平夷图”才算了结。
乾隆皇帝堪称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连同他从其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是举世无双的。这些光彩夺目的绝世精品，大部分来自于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以礼部尚书衔在籍食俸的“江南大老”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犟山水一轴。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和珅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乾隆六十年查抄福建巡抚浦霖在籍家产，有“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在同案犯闽浙总督伍拉纳京内寓所也抄出了一百余柄如意，乾隆皇帝很吃惊，在谕旨中诘问道：“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胡椒至八百斛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大臣必须常备的。因为一年三节，再加上皇上的万寿，且不说进京陛见，拜谒权贵，处处打通关节，那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除臣仆贡献、外国使臣进贡的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现摆设在故宫博物院乐寿堂后间的“大禹治水玉山”，就是由内务府下属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廷如意馆合作设计，然后将蜡样、玉料运往扬州，交两淮盐政督工制作，历时六载完成的超大型玉雕。这座玉山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市斤，堪称玉器之王。除“大禹治水玉山”外，还有重三千斤的“南山积翠”，重五千斤的“云龙玉瓮”。这些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空前巨大的精美玉雕前后辉映，构成了中华艺苑中的奇绝景观。
乾隆藏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珍品，有些来源于抄家所得，也是无庸讳言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驻伊犁领队大臣承安因罪其家产被严密查抄。此公是康熙朝权相明珠嫡嗣，富甲一方，乾隆早有耳闻，这次得以下手，首先谕示九门提督绵恩、大学士阿桂“其住宅宽敞，可改为王府”，随即盯上了承安家的轻易不示人的字画手卷。明珠在世时，家有巨仆，即人称安三的安尚义，靠主家声势，在天津经营盐业获利，乃成巨富。安三之子安歧购得一批书画精品，藏于“古香书屋”。安氏父子眷念主恩，将大批珍宝孝敬明珠，其中绝世古玩奇珍犹为人所艳羡。明珠过世，这批书画珍玩便传给了承安。查抄承安家产时，乾隆正在巡幸山东返回的路上，他等不及回京观赏，便密谕阿桂等留京大臣说，书籍浩繁厚重，即使有宋元旧本，只可小心存贮，俟回銮时进呈；“惟字画一项，伊系世家，必有唐宋名人真迹，可供鉴赏等物。著彭元瑞、金简择其佳者数件，先行寄至行在，以备途间遣兴。其单内所开西洋器皿，想自非钟表，或另有制作精巧足供玩赏者，一并附寄呈鉴”。承安革职籍家，罪名仅为“玩偈性成，复耽曲蘖”，世人难免有其祖上所遗富厚，且多书画极品以致家产被抄的议论。
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皇帝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内廷珍藏的历代书画目录集，前后曾有《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的初编、续编和三编。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恂《伯远帖》最为乾隆所宝爱。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将这三件绝世瑰宝藏于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第二年，又选出自钟繇、王羲之以下，至唐宋元明历代书法佳作，命探花出身、精于书法的梁诗正同汪由敦、蒋溥等排定等次，勒石名《三希堂法帖》，共计三十二册，将这些珍贵的墨迹刻石嵌于阅古堂（今北海阅古楼）壁间。随后，又将陆续搜集到的褚遂良等人的墨迹刻石，嵌于惠山园（今之颐和园）之“墨妙轩”壁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将宋帖善本《淳化阁帖》初拓本，命于敏中摹刻上石，并指示利用圆明园长春园内“含经堂”后身的回廊，将帖石砌在其间。回廊中原有的“蕴真斋”北移，在它的基础上另盖“淳化轩”以贮之。乾隆对千载争讼的《兰亭》一案也颇有兴味，并为此汇辑了《兰亭八柱册》。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354年）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朋友、子弟会集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当场赋诗，王羲之就留下了这篇千古传颂的诗序——《兰亭序》。底稿系行书，嗣后唐太宗觅得，极为推崇，命当时的书法名家钩摹了几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兰亭序》真迹后来作了唐太宗殉葬品埋进昭陵，从此不见天日。而传世的石刻所谓“定武本”、“开皇本”等，以及摹本所谓“神龙本”、“虞摹本”、“褚摹本”等，是真是伪，历来众说纷坛，聚讼不休。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当然，乾隆对自己倾毕生之力搜罗的历代碑帖并不敢自信，他承认，由于年代久远，真伪莫辨，“如谓鉴赏不爽锱铢，则犹未敢深信”。到皇帝晚年时，曾说自己一生乐此不疲地搜集、刊刻书法名帖，“虽日兴文，颇自厌且自愧”。既厌且愧，这话恐怕言不由衷；如果改为自我陶醉且自我夸耀，似乎更贴近乾隆皇帝的真实心理吧！
作为一个学者、艺术家、诗人、鉴赏家和收藏家的乾隆皇帝，他的审美情趣究竟有些什么特殊之处呢？
喜雅而恶俗，是士大夫品味，乾隆亦如是。那时封疆大吏、盐政关差，以至内廷翰林们，每到给皇帝进贡时就颇费心思。就以列在诸多贡品首位的“如意”来说吧，玉如意、整玉如意、金如意、金镶玉如意、三镶玉如意……已经显得俗不可耐了，如何花样翻新来讨皇上欢心呢？巡抚王亶望从富丽堂皇人手，在玉如意上镶嵌真珠为饰。乾隆中广东珠价，重四分的真珠一颗大约值四五千两银子，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罕见大珠竟值白银两三万两，仅此一件镶真珠玉如意。王亶望倾一年廉俸也买不起，但为了固宠，硬着头皮也得办。聪明的词臣钱陈群另辟蹊径，在皇帝六十万寿时献了一柄竹根雕如意，与那些贵重的金玉如意比较，乾隆更欣赏这价值微薄的根雕如意，并在钱陈群祝寿的折子上风趣地批了“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理，把玩良怡”这几句话。还赐给远在南省的钱陈群木兰围场所获之鹿，祝他长寿。王亶望所献的范金如意、镶珠如意皇上也收下了，但降旨申饬。皇帝以为钱雅而王俗，固然不脱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他对如意的抑扬，似乎又透出了富有四海的天子的豪气，一般士大夫口气可不敢这么大的。鉴赏把玩玉器，是乾隆的一个嗜好，他特别喜欢中亚一带痕都斯坦玉工所出的水磨玉器，所以在诗中说：“专诸巷里精工者，三舍真当退避行。”又说“水磨天方巧，专诸未足论”。“专诸”指苏州专诸巷，那里玉工高手云集，足以与内府相埒。皇帝之所以不欣赏专诸巷玉工所制玉器，是因为那里的玉工“兢夸”新样、追求时髦而不知其俗。后来专诸玉械揣摩皇帝之所好，和在皇帝好恶所引导下风尚的趋向，也逐渐雅了起来，或据唐诗语意，雕琢成“和田玉孤山图”；或以名胜为本，琢磨成“和田玉栖霞图”；或仿三代器物，制成古朴厚重的玉器。这一来，皇帝高兴了，连连赞美说：“俗样专诸大减今，贾亭西绘雅堪吟”，“予原俗器付不顾，斯却行宫肖弗差。”不过皇帝毕竟是皇帝，乾隆从玉工的投人主所好，联想到“人君左右窥伺好恶者，正复相类”，于是有所感触地说：“避其恶习投其好，足见君难惕以嗟。”乾隆的艺术鉴赏时时不离政治，这又是乾隆品味异于一般士大夫的地方。
推重气韵，轻视雕饰，是乾隆皇帝美学思想体系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在他周围那些各擅其长的画师中，乾隆最佩服的当属江南人张宗苍了。当乾隆首次南巡发现这位须发皤然的老翁时，就有过“艺苑于今谁巨擘？中吴宗苍真其人”的极高评价，随即将宗苍携回京师，令其供奉内廷。几暇临幸画院，皇帝每问宗苍画成与否，得到的回答常常是：“气韵尚未至。”乾隆对此念念不忘，以为此语“深契画理”。气韵，或气，是乾隆品评书画时常用的词。何为“气韵”？说起来似乎很玄妙，精神、韵味、意境、风格，或许略近其义；没有气韵，或气韵不足，指的则是工于雕琢，惟事浓施粉黛而已，这素来为大家所鄙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乾隆之欣赏张宗苍，正因为他“绘事属铺张，偏能脱华藻”，正因为他的山水画“生风叠树郁葱蓓，吐云绝壁堆嶙峋”，画中有一种飘逸流动、神采飞扬的气韵。品评诗文，乾隆也作如是观。他特别推崇幼时恩师蔡闻之（世远）先生的两句格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词。”终生奉为衡文之圭臬。乾隆看不起当时的读书人没有古文根基，做出的文章非常轻浮，因而屡屡降谕告诫说：“朕自幼学为古文，所以一见知其优劣。作文之道，以气为主，气厚则文佳。至于琢饰字句，不过一时美丽，这是气味不够深厚。譬如松柏，经冬不凋，正是靠气厚才能经久；水陆草木之花，在其初开时，未尝不鲜艳可悦，然而却不能经久，正是它们气薄的缘故。朕以为文章之道，亦复如此。”乾隆擅长古文，他的一些名篇读起来精神十足，很有昌黎韵味，这和蔡世远教导他古文以韩愈为宗有关系。他对诗的品评也着眼于气韵，无论陶潜的幽隐，还是庾谢的清新，无论李白之放，还是老杜之愁，这些传世佳作尽管风格各异，但其中都有一种诗人贯注的神韵，因而乾隆说：“于诗岂不然，奚在藻绩修？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现在人们常批评乾隆皇帝的诗信手涂鸦，不加锤炼，这虽不无道理，但也应看到，乾隆所追求的正是“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的境界，只不过他的诗多未能达到这种艺术极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