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记，英国使臣觐见礼仪，概括地讲就是：首次觐见“单腿下跪”，祝寿时“行深鞠躬礼”。
清官方最权威的编年体史书《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则是：
万寿节。上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吉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卷阿胜境赐食。
比较起来，清官书的记载要平实得多。值得注意的倒是，清官书中回避了英国使臣如何行礼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万寿节这次没提，首次觐见也只是：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入觐。
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三跪九叩了，时至今日仍是中外学者颇为关心而又未能取得共同认识的一桩历史疑案。
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中方当事人之一、随扈热河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在他的题为《癸丑（乾隆五十八年）仲夏扈跸避暑山庄恭记》组诗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在诗后，管世铭作了注解：“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
按管世铭讲的，不开化的英国贡使对跪拜“朝仪”曾予以坚决的抵制，所以说他们“生梗朝仪野鹿腔”，经施加压力后，仍允诺“止屈一膝”，亦即马戛尔尼、斯当东所说的“单腿下跪”，这与马戛尔尼觐见前中英双方礼仪之争情节相符。但管世铭接下去又说，到了正式觐见时，英国使臣为皇帝“天威”所震慑，不自觉地“双跽俯伏”，即双足下跪上身俯伏，这一说法历来被主张“叩头说”者引为力证。若以情理推断，出现管世铭所描述的“双跽俯伏”的“奇迹”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承认，管世铭的诗虽短，却是清朝方面关于这次礼仪之争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的可信程度极高，基本内容又与英人记载有吻合之点，只是留下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理想化的尾巴。这恐怕只能归之于一个对西洋怀有偏见的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局限性吧！
管世铭的诗似乎难于确证英国人磕了头，中国方面其他支持“叩头说”的证据也不太经得起推敲。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人贡始末》所载和珅奏折中有关于觐见礼仪的安排是英吉利使臣“行三跪九叩头礼”。不过，需要指出，和珅奏折不过是清朝方面在觐见之前一厢情愿的安排，对英使显然没有约束力，很难证明英使确已照此规定行事。再如，日后嘉庆年间英使阿美士德再次来华时嘉庆皇帝曾说过：“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这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八日致英王国书中所言，该是何等郑重！联系到嘉庆当马戛尔尼避暑山庄觐见时以皇子身份随观，也堪称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这条证据更值得重视。但是，嘉庆皇帝的重臣对此又有不同看法。历任封疆的孙玉庭在嘉庆因阿美士德坚决不磕头而心情不快时曾宽慰说：“乾隆五十八年英夷贡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国礼拜之仪。其大班司当冬尝于广东巡抚署拜领大皇帝赏物，弓身俯伏，臣亲见之。译者日‘俯伏者’，夷礼之免冠顿首也。”照孙玉庭当着嘉庆面的说法，马戛尔尼并未行“中国礼拜之仪”。
说支持“叩头说”的中方证据不够坚强，那末，马戛尔尼、斯当东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这种西方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否就能站住脚了？
应该讲英国方面的资料几乎众口一词地说马戛尔尼觐见时没有向皇帝叩头。他单膝跪地，昂首挺胸，但并不能说参加觐见的英使团人员没有不同的声音。先来看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的从未出版的日记：
9月14日（即农历八月初十日）我们排列在皇帝将要经过的路边，他坐在十六个人台的金黄色的轿子里，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
请注意，小斯当东这里说的是“单膝跪地并俯首向地”。细心的法国汉学家盖廷杰发现，原来写的“触地”一词被小斯当东划掉了。
再看这个孩子关于万寿节那天英国人如何行礼的描述：
我们早早就到了大殿，在过厅里等了一阵，然后就到了内院，在那里看到了二三百名排成行的大员。接着我们听到了庄严的乐曲；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大员和王公大臣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所不同的是，他们双膝跪地而且俯首触地。
“触地”和“向地”，一字之差，关系非浅！究竟是英国式的鞠躬，还是中国式的磕头？可全在这一字之差啊。
“向地”，是强调没有触地磕头，这无疑印证了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大部分成员的说法。但这个小孩子又说，“我们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连续九次行这样的礼”——显然，与他爸爸以及包括马戛尔尼在内的多数英国人又有不小的差异。
盖廷杰高度评价小斯当东日记的价值：“这位马戛尔尼的侍童，在从未出版的日记中，以小学生的笔调和歪歪扭扭的字体，以他的童稚与天真，记下了英使与皇帝见面的情景。”并由此发现了二百年前中英首次通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避去孤证之嫌，这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又举出另一位证人——此人名文带，是英国使团的一个秘书，也是马戛尔尼的亲戚，他也留下了一部未刊日记，其中关于首次觐见皇帝经过情景的记载是：
当他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有人命令我们面朝王公大臣排好队，我们依照当地习惯行礼致敬，九次下跪。
这里所说的“九次下跪”，为小斯当东描述的“连续九次行”、“单膝跪地，俯首向地”这样的礼至少提供了部分佐证。
盖廷杰认为历史的真相是：“九曲膝，九鞠躬，这就是英国人用以替代三跪九叩的行礼方式，这也就是双方用以打破礼仪问题僵局而一致同意的中西合璧的礼仪。”
关于英国使臣是否向乾隆皇帝叩拜的争议，还可以参考第三方朝鲜来使的说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春，朝鲜冬至兼谢恩正使黄仁点向本国发回情报说：“咭利国俗称红毛国（即英国），在广东南，水路屡千里之外，数十年来不通中国，昨年始人贡。而其人状貌黄毛鬈发，丑恶狞悍，朝见之时，不知礼数。”“朝见之时，不知礼数”，这一记载回避了对磕头还是没有磕头的准确认定，它确实可以支持英国人未按规矩三跪九叩之说，但并不能证明马戛尔尼、斯当东等英方多数人的说法。因为不行叩拜礼并不意味着行的一定是向英王所行之礼，还存在可供选择的其他折衷方案。如果联系清官书也回避了英使觐见时所行礼仪这一重要情节的话，所谓“不知礼数”云云，是否用“九曲膝，九鞠躬”，即“九次单腿曲膝下跪、伴随着九次鞠躬”来解释更接近事实真相呢？
如果事实真相确实如此，那末，也可以说中英礼仪之争的缓和是双方各自做出了妥协的结果。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阴霾密布，雷霆将至，而八月初七却突然雾散云收，日丽风和，其中奥妙何在？恐怕还是中英双方的外交家在各自妥协的前提下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某一个点。英国人喜出望外，说“礼仪争端既已圆满解决”，乾隆则称英吉利使臣“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不过，这不能说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英国人坚守住了英国臣民觐见英王单腿下跪、深深鞠躬礼节的底线，只是在量的方面作了退让。在拒不磕头这一实质问题上，他们赢了，既没有损害英王陛下的尊严，也没有降低使臣的尊贵身份。对乾隆皇帝来说，英国人没有“一遵天朝法度”行三跪九叩大礼，只是争取到了让这些“不知礼数”的野蛮人连续九次重复下跪顿首的动作，从而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过分与众不同，或者说，不至于让大皇帝太丢面子。但无论如何，这些倔强的洋鬼子到底也没有向大皇帝磕一次头。其后果是何等严重呵！皇帝想借西洋强国英吉利使臣觐见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向国内臣民和藩属各国显示天朝上国的威严，同时以中国的强大富庶、无所不有而夸耀于英国这两个预期的目的都落空了。强压在这位具有无上尊严的东方君主胸中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暂时隐忍下来，至少在表面上对英国来使保持了涵容四海的气度，但英国使臣还想期望皇上能够施以什么真正的恩惠，就简直是白日做梦！
乾隆皇帝尽管费尽心机，但终究未能驯化傲慢的马戛尔尼。当万寿节庆祝活动刚刚结束，英国使团便被打发回了北京。乾隆认为他们来华祝寿、进贡的全部使命业已完成，趁早赶紧滚蛋；而马戛尔尼则以为他的真正使命尚未开始。
马戛尔尼此行所抱希望甚大，在首次觐见乾隆的第二天，既八月十一日，他就拉住和珅，想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但他发现和中堂根本无心跟他谈这些啰嗦事，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
他说祝贺皇帝寿辰的日子已经临近，而且杂事繁忙，必须在圣驾离开热河前处理完毕。他像与我初次晤谈时那样一再对我说，他希望到了圆明园之后能常有机会见到我，以增进彼此的友谊。我由此断定，他一开始就决定不在热河与我商谈正事。
岂止在热河，乾隆皇帝从这些傲慢无礼的英国人拒绝三跪九叩之时起，就已断然决定不与他们在任何地点谈什么所谓的“正事”！八月二十三日英国使团回到北京，二十八日马戛尔尼终于抓住和珅，向他说明此行来华目的的几个要点，但“中堂以其惯有的机敏，规避就我费尽心机向他提出的这几点进行讨论。他把话题引向我的健康状况，并向我解释，皇上命我立即回程，是出于对我的健康的关心，不然的话，皇上很乐意让我再住一些日子”——马戛尔尼无可奈何地说。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实在不是善于打太极拳的和中堂的对手，他已经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和珅直截了当提出了六项要求，请中国政府考虑：
第一，请中国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处贸易。
第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舟山附近海域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了该处可以停泊，存放货物，并允许英国商人居住。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国商人有上述同样的权利，及其他较小的权利。
第五，在澳门的英国货物运往广州，请特别优待，免予纳税，或从宽减税。
第六，请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依照中国所定的税率切实纳税。
马戛尔尼还利用参加宴会的机会，一再向和珅提出英中两国互派使节、各自在对方首都开设使馆的建议。他感到和珅好像不感兴趣，“以赏赐物件来打断我的话头”，或“顾左右而言他”。英国使臣的全部要求，经和珅全部转奏给了乾隆。皇帝震怒之余，则把所有一切要求，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对中国有利与不利的，平等友好的与侵犯中国主权的全部要求，一概加以断然拒绝。
九月初三，马戛尔尼所率英国首次访华使团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离京，和珅等朝中大臣送行到城门。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对马戛尔尼日前提出的六项要求的答复全写在皇帝给“英吉利国王”的《敕谕》中。不过，对英国使臣来说，《敕谕》的内容还秘而不宣。和珅命差官将皇上的《敕谕》以及赏赐物品清单直接驰送特使远在浙江沿海的船上。英国人隐约感到“这封信对特使所提的要求绝对不会有利”。
一点也不错。皇帝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向英王宣示：
英使驻节北京，“此事断断难行”。
所请宁波、舟山、天津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所请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更断不可行”。
所请舟山地方一小海岛，以供商人停歇，收存货物一节，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英商免税、减税一节，“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公布税则一节，粤海关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在这件居高临下的“敕谕”的结尾，乾隆以天朝上国大皇帝君临天下的架式对英国国王说：“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又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的一腔怒火终于爆发出来。
马戛尔尼开始品尝与天朝大皇帝较劲的苦果。
尽管乾隆皇帝比傲慢的英国使臣表现出了更妄自骄矜的可笑态度，但仍无法完全掩饰这次英国使团首次来华在他内心深处引起的震撼，特别是英国的“贡物”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英国方面在筹备遣使访华时，对赠送乾隆礼品的选择真可谓煞费苦心。考虑到钟表一些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中国已经堆如山积，而对像乾隆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而“天文学是素被中国尊重的一门科学，中国政府对它非常重视。最近的改良的天文仪器及最好的天体循环模型标本等物应当是中国人欢迎的礼品”。从这种思路出发，一座名为“布蜡尼大利翁大架”的天体运行仪被列在了礼品的首位。为炫耀大不列颠海上霸主的地位，又将新式的榴弹炮、迫击炮，以及连发步枪和手枪列入礼品之中。除此之外，为刺激中国人购买英国货的欲望，还准备了“英国名厂”制造的大量最新产品。这些礼品概括地说，包括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武器，轻便马车和船只模型，等等。以下综合各方面的记载，将乾隆及其臣下眼里的英国十九种“贡品”作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