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提起“知青歌曲”，多数人会想到《豪情壮志》《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类充满“宏大叙事”的歌曲。想当年，在一些“宏大场合”，与其类似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大有作为”等都是规定必唱的。但在“私人场合”，知青们却很少唱这类歌，因为它们并不出自知青的心灵，不是知青自己的歌。知青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种由心灵淌出、只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才能唱的歌。
当时，许多地方的知青都有自己的歌曲，不知道是谁谱曲，也不知道是谁填词，虽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演唱，但却以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然却心心相印，在广大知青中迅速传唱开去，像《从北京到延安》《告别北京》《我到山西当农民》《我独自等待天明》《重庆之歌》，等等。这些歌曲，词曲大都哀婉悲切，如《从北京到延安》唱道：“那夜晚，我梦见，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抚摸着孩儿的笑脸，泪水就挂在胸前。往日孩儿多健壮，如今瘦得可怜。睁开了两眼我细细一看，原来是梦中相见。乌云总有散，苦难总有完，幸福之日千年召唤，我们一定要团圆。”那时，我正在河南农村插队，这里流传的一首情绪非常低沉的《知青之歌》唱道：“离别了家乡不知多少年，可爱的家乡啊……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去插秧……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盼了又盼，望了又望，四处都是一望无边的荒凉和凄惨。”还有一首据说在全国知青中流行很广：“你可知道吗？萧萧秋风又是一年秋，得过且过，对酒当歌，愁来愁再说。自己的青春，自己要爱惜，苦难时别人不能替。往日的欢乐，甜蜜的笑语，一去就没有归期。”不久又传来了据说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中传唱的歌曲：“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会变成美酒。不要愁，愁一愁就会白了头；不要忧，忧愁会使你更消瘦，眼睛要向前瞅，心中能行舟。”而把一些著名歌曲填上自己创作的新词，更是“知青”常用的手法，这类歌曲可说难计其数，有首《知青恋歌》就是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歌为曲调的：“……风暴不会永远不住，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知青的笑脸。……欢乐被压在冰山下，啊——，知青的眼泪能冲平荒凉的原野。……我们的友谊像白云一样深远，我们的心灵像透明的水晶，知青是被社会遗弃的尘沙，啊——，任凭风暴把我们吹到地角天涯。”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原创的《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因其流传最广，尤其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作为中国人民反对“文革”的证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这样一首歌曲竟然惊动了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大人物”，张亲批要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案侦破。作者任毅在1970年2月19日夜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被判死刑，后经过许世友将军的过问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曾被陪绑上枪决死囚的法场“受教育”，后改判十年，算是捡回一条性命，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始获平反出狱。但也因此，此歌成为唯一一首能确定作者的“知青歌曲”，以此方法确定了“知识产权”，真是令人心悸的“黑色幽默”。其实，这首歌曲的内容与当时“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虽不和谐却并无尖锐对立，只是曲调悠扬抒情，在“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这类“宏大叙事”中更多地掺杂了些“妈妈”“艰难”“沉重”“异乡”等带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私人叙事”而已。这种真实正常的感情的一点点流露，在当时都是决不容许的。原本是不足为意的一己之悲欢，却被扣上“破坏伟大战略部署”这类无比“宏大”的说辞；不过是胸无大志的“燕雀之心”，偏被安上有谋反之意的“鸿鹄之志”。创作这些歌曲不仅无名无利，甚至要冒锒铛入狱的危险，传唱这些歌曲也不时要受批查。因此，这是一种纯然发自内心、无法自已的声音，虽然多数歌曲的创作者将永远不为人知，多数歌曲将被遗忘湮没，但这却是更为真实、更动人心弦，实际更具普遍性、也更值得珍视和记忆的“叙事”。的确，在那艰苦岁月中，正是这些心灵之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因此在内心深处对那些至今仍不知道姓名的作者们永存一分感激与崇敬，“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这些真正“知青歌曲”的社会意义，则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所说：“‘文革’时期‘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是对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中音乐虚假反映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也完全可以把‘知青歌”看作是当时病态社会音乐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平衡，它通过其特定的微弱和浅俗的方式，将‘情感真实’这一音乐生命本应具备的特质进行了复归。由此，也为‘文革’以后中国音乐脱离不惜以‘高’‘硬’‘快’‘响’粉饰现实，虚假、畸形、极端地为政治服务的发展路径，在社会音乐接受主体的层面上悄悄地做了心理准备。”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连一些以“老三届”为“题材”的饭店、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各种纯商业行为，都无不充满当年“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虽然其意在谋利，目的并不“宏大”，但实际上却进一步，甚至更为彻底地从“日常生活”这种“最私人”的层面上都用“宏大叙事”清除了“私人叙事”或个体的历史记忆，使当年的“当事者”也不知不觉地从这一精心设计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回忆，使后来者只能拥有这唯一的一种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象。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残缺不全、空洞虚假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能只读“正史”而不读“野史”。这便是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价值所在。与有权力背景的“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
（发表于《读书》，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