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有言：“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那么，当人们公认某个字最能概括这个“社会”时，又能从这一字之微测量人们对社会的“认识程度”。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2009年的中国与世界”的“汉语盘点2009”年度字词网络征集活动中，“被”字高票当选为年度国内字，表明广大网民对过去一年的真切感受与认知。
其实，中国百姓千百年来大都是“被”代表，“皇上”俨然是“黎民百姓”的代表。直到近代，现代新学自域外输入，少数启蒙先驱人物才认识到百姓是“被”代表。维新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论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更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因此，人民不能“被”代表。谭嗣同也写道：“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统治者不能代表民，而且是民的公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观点更加明确系统。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由于“人民”也经常被“国家”代表，所以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鲁迅曾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吃人”的历史或过于偏激，如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人民“被”的历史，反对者可能少得多。
但是，无论是维新时的梁启超、谭嗣同，还是五四时的陈独秀、鲁迅等，只是少数“精英”，接受他们观点的“民众”其实微乎其微，真正的社会反响并不强烈，广大民众并未认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是“被”代表。因此，陈、鲁等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这次广大网民将“被”字选为“年度字”意义殊深。人们从“被就业”“被幸福”“被加薪”，甚至“被自杀”中感知、认识到了自己“被××”。只有觉醒到人民和政府间的“契约”关系，才会有“被”的感觉，也标志着社会的觉醒。正如举办者的评点所说，“被”字当选“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一百多年来少数启蒙者的观念，终于开始成为社会共识。认识到“被”，就是“不被”的开始。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