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前，我在1994年第3期《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蹒跚经济政治间——漫论当前学术困境》的文章，认为当时我们的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学术制造业”却平地凸起，异常发达。“著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著作等身”一词正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的单纯的物体对比。
那时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涌起，与市场几乎“绝缘”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收入菲薄，所以我写道：对这种情况“不必责备学者个人，都是常人，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委实不易。想略有宽裕，便有赖于稿费和职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发表论文、著作字数的多少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结果是彼此“较劲儿”，人人想方设法多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因此学术的内涵被大大稀释，成为“学术泡沫”。
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或许，当时经济几乎是社会唯一的焦点，与少数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自然难为人注意。然而十余年后，这种学术问题却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之一，“学术泡沫”也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除了一些明显的剽窃案例外，近来常常引起争议的是一些学术专著的创新性究竟有多少。平心而论，许多这类专著并不是毫无创新，甚至还颇有创新。不过，相对于厚厚的“分量”来说，其创新点则显然单薄了不少。其实，这些创新之处仅一篇或数篇学术论文即足以说明问题，大可不必形成“专著”。而且这种专著每每适得其反，其创新之处往往被湮没在一般叙述之中，反不易为读者发现、掌握，颇令人遗憾。这种“轻论文，重专著”、尽量把论文扩展（或曰“注水”）成专著已是普遍现象，与现在的学术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现在的社会背景与十余年前却大不相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已不算低，而课题费更是丰盈充沛，动辄数万、十几万、几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以上的“课题工程”也时有所闻，远非十余年前所能相比，充分显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和对学术的重视。国家巨额资金对学术的资助（在另一意义上说当然也是“介入”）无疑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其导向若稍有不当也会产生某种副作用。“轻论文，重专著”即其导向之一。重点项目的“成果形式”几乎都是著作或丛书，如果只是论文，能申请到的经费则大打折扣，很难进入“重点”；而一些重要的图书奖甚至规定论文集不得参评。这种导向的背后明显有某种程度的“形象工程”因素，对“出资人”来说，一本本、一套套“皇皇巨著”摆在那里明显要比几篇论文漂亮得多。而项目、课题与经费、各种“基地”紧密相连，事关重大，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各学校和各科研单位自然都要以这种“导向”为中心，向其靠拢。在这种关系校、系、所整体利益的事情中，各单位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更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将论文敷衍成书，或有其不得不为之处。学术“形象工程”不除，“学术泡沫”不灭。
当然，国家资金这种导向的另一个背景则与十年前大致相同，即公正、公平、透明的学术评价系统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在一些项目的申请、评选及最后结项的评审过程中，的确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以字数或曰“量化”作为评价的“客观”标准。很明显，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学术评价系统是杜绝“学术泡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主导者”，也有其不得不为的难处。
在短期内，这种学术生产机制、体制很难有根本性转变。这样，由同行学者自然形成的“非制度性”（或曰“非正规制度”）、“非权力性”对学术的公共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各种学刊、学报、媒体、网络应该成为这种公共评价机制形成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观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彼此辩驳，渐渐形成一个有利学术发展的“场域”。久而久之，在这个场域中形成的学术声望对学者、学界可能更有影响和吸引力。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正规制度”可以因政治或其他原因通过改变原有的规定、条约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自然、长期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则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更加重要。这种“正规制度”学术评价体系与“非正规制度”学术评价体系二者间的制约与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对学术发展繁荣善莫大焉。如果没有这种平台，只有行政权力这一种导向，所谓“学术”将渐渐萎缩。事实上，这种行政导向已不知不觉地侵入“非正规制度”“非权力”的学术共同体话语之中，不少人也将有无“专著”而不是“专著”的创造性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讨论更显及时、必要。
想当年，民族学家翁独健终身只有十数篇论文，语言学家丁声树终身只有几篇论文，然而凭此即奠定了他们在各自学科众所公认的权威地位。那时可以，现在为何就不可以？莫非，这真要成为“天宝遗事”了？
（发表于《文汇报》，200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