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于方便给事物贴上了标签，但标签并不等于事物本身。真实的事物、真实的生活，要比我们简单描绘的图解复杂得多。
科学理论家是不应受到嫉妒的，因为大自然……从不对一种理论说“是”……很可能每一种理论某一天都将有被说“不”的遭遇——多数理论在被提出不久就会经历这样的遭遇。——爱因斯坦
先来做做智力测验，请看下面的问题：
你有12枚硬币，你知道其中有一枚是假币，但是仅从外观看不出来。你只知道，由于成色关系，假币和真币的重量有一点差异（或轻或重）。现在，你手里有一台天平，要找出这枚假币，你需要称几次？
如果你没做过，应该试一试，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多数人初次尝试的答案是四次，也就是：将硬币平分为两组，先称出轻重；再将其中一组平分称量，比如，你称的是轻的那组，而这回两边平衡，这就说明假币在另外一组，而且还知道假币较重；然后再平分……直到找出假币。
这种（归类）方法很有效，比一个一个地单独称量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它并非最优解。正确答案是三次。限于篇幅（这本书毕竟不是数学谜题集），这里只能略谈大概思路：首先将硬币分为三组，称量其中的两组，然后根据结果，打破原来的分组，重新组合、称量（当然，你要记住它来自哪一组）……你可以这样试几次，就能找到答案。
你可以发现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有两个：前者将整体分成两类，后者是三类；前者一旦将个体归类，就不再变动，而后者则根据需要，灵活调整分组。这两种差异，造成结果的不同。
好了，我们讲这个问题，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简单的两分法和对事物的僵化认识会妨碍你做得更好。
为什么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将硬币分成两组而不是三组呢？这也许有技术手段（天平）的暗示，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已经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事物划分成好的和坏的、对的和错的、正义的和邪恶的——对人也是这样。
归类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无法把握一个个单独的事物，归类给我们周围的环境以秩序，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它们。可是正如一条“魔鬼定理”所说：如果什么东西有用，那么它一定会被滥用。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出于方便给事物贴上了“标签”，但标签并不等于事物本身。真实的事物、真实的生活，要比我们简单描绘的图解复杂得多。
谁是北极的发现者？
在科学研究这样注重严谨和证据的领域，也可能发生“非此即彼”造成的尴尬。
20世纪初，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究竟谁是北极的发现者。争夺这一荣誉的有两个人：库克和皮尔里，他们都先后进行了北极探险，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北极征服者。
库克出身寒微，只是一个穷医生，唯一的头衔是纽约探险协会主席。皮尔里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可他在其他方面，不知要比前者强多少倍：他是美国海军将军，出身高贵，相貌堂堂，他不但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更有包括当时的总统老罗斯福在内的达官贵人支持。
于是这两个人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阶级对抗色彩，上层人士支持皮尔里，指责库克是个骗子；而大众同情库克，把他当成受到不公正诽谤的平民英雄。
在争论中，开始是库克领先；可是后来皮尔里的支持者抓到了把柄：库克曾有过造假记录，而且有人揭发库克航海知识缺乏，对航海仪器（要准确定位必须借助这些仪器）一窍不通。库克的声誉从此一落千丈。皮尔里成为公认的“北极发现者”。
这一场“非此即彼”的争论以皮尔里的胜利告终。可是人们忽视了，皮尔里到达北极的证据也并不可靠：他的行进速度过于惊人，而唯一能作为证据的纬度数据满是错误和矛盾，后来的研究专家认为皮尔里同样通过造假骗取了荣誉。
这场争论造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北极发现者”这个荣誉席位不再属于任何人了。尽管一定有个人（库克和皮尔里之外的人）是最先到达北极的，可是他或许永远得不到这个肯定了。
我对，你对，他也对
一枚硬币，除了正面和背面，还有第三个面：它的边。一张纸也是这样，即它的厚度（不管多薄）。非此即彼，常常是错觉。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能看到两面就不容易了。至少，还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利取其大，害取其小”。但是，人总是一叶障目。
两个人为某一问题争执不下，要求一位哲人评判，哲人对第一个人说：“你说的对。”对第二个人说：“你也对。”这时一个旁观者看不下去了，质问这位哲人：“这两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只可能有一个对，或者也可能两人都不对，你为什么要说他们都对呢？这不合逻辑。”哲人点点头，对这个人说：“你说的也对！”
这并不是让你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糊涂账里去。世事不总是那么是非分明的，好人和坏人的两分法并不符合事实。
小说家昆德拉说：“人希望有一个世界，其中的善和恶清楚明白，一眼可辨。因为人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判断……这种‘非对即错’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面对上帝的不存在，无能面对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相对性。”
不仅是无能或愚蠢，更是一种专横和权力：专横地行使愚蠢的权力。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口号是“不是兄弟，就是敌人”，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被送上断头台。在铲除公开的政敌之后，雅各宾派开始清除阵营内的“敌人”，甚至连雅各宾“三巨头”之一的丹东，也不免被斩首的结局。“纯粹”的结果是雅各宾派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在政变中被推翻。
胜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崇拜英雄，他们的品质（如坚定、勇气、灵敏和精益求精）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这些品质也因此受到推崇——它们是“好的”。
可是，当坚定成为固执，勇气成为鲁莽，灵敏成为投机，精益求精成为吹毛求疵，它们就成了“坏的”，谁又能说清楚两者的界线在哪里呢？
老福特就是个例子，前期他无视技术人员的意见获得了成功，后期因为同样的原因却遭到了失败，我们就振振有辞地说他的前期是坚定，后期是固执，除了结果不同，还有什么理由支持这种划分？拿破仑也是如此，他冒险穿越阿尔卑斯山是果断和勇气，而远征莫斯科就成了刚愎自用，其实他的军事原则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伟大和渺小只有一步之差，那么这一步到底差在哪？
也许坚定和固执、勇气和鲁莽、灵敏和投机、精益求精和吹毛求疵其实就是同一种品质，唯一的区别就是环境和条件，说到底只是策略运用是否得当。就好像一个拳击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钩拳就击中对手，在错误的时机打出同样的拳就可能一败涂地。围棋也是如此，你不能说棋盘上的某个点是好的或坏的，一切要看你下这个点时的局面。任何品质的好坏优劣，都要依当时的情况而定。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那么多自相矛盾却又都有道理的格言。在哪一个领域内，人类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两可的？
忙中出错，是的，但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正确。
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人如其面，但是你不能以貌取人。
省一文等于赚一文，但是你却不能拿走那赚到手的一文。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
曾几何时，人们就是依据这些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计划自己的行动，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谁都可能是对的，什么行为都可能有理，那么“标准答案”又在哪里呢？
决定论与“测不准”
阿西莫夫说过：如果要问谁是人类第二伟大的科学家，很难找出一个公认的答案。爱因斯坦、达尔文、波尔……很多人都有机会、都有理由竞争这个位置。但是要问谁是最伟大的科学家，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牛顿。
牛顿的伟大贡献遍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他使近代科学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解释了物质世界的运转规律。这个解释是如此的完整、圆满，以至于人们认为：自然的秘密已经被我们完全揭示了，它就像一架钟表那样丝毫不差地运行。
然而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决定论这个老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在牛顿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改造而风行一时的哲学上的决定论，今天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得到物理学的证明了。人们所称道的老的科学定律，今天已证明或者是我们插入自己的自然界模型中的公理，或者是概率的陈述。即令在本学科中涉及大规模现象或统计现象的那一领域中，科学家对于自己的预言能否得到证实，充其量也只能打一个稳操胜算的赌博，而对于原子与量子的运动，他根本就无法预言——这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即令承认熟悉的定律，是或然的趋势的表现，这种定律所涉及的，也不是单个分子、原子或电子，而仅是统计的平均数。
我们如果加热某一气体使其温度增高一度，我们可知大量分子所增加的平均能量有多少；但是某一分子的能量，则视机遇的碰撞为转移，今日还无法计算。我们能预言在1毫克的镭中每分钟有多少原子要蜕变，而且我们的预言，也可证实到相当小的误差限度；但是我们不能预告某一原子在何时将爆裂。我们知道多少电子会在某一温度下发射一个能量子，但不知道某一电子在何时会坠入一个新轨道而导致发出辐射。
将来或有一日，有一种新的力学理论产生，使单个的分子、原子与电子有变得可以测量的可能，但至今尚无此种学说的征兆。
实际上，今日的趋势指着另一方面。测不准原理，似乎给自然界带来一种新的不可计算性。薛定谔和波尔的研究成果说明，物质中确有一种测不准情况：若将电子的位置计算准确，则其速度就不可计算。反之，若将其速度测准，则其位置就测不准。有些人认为，这种互相交替的测不准，似已表明：科学上的决定论的论据，归根结底，已经无效。但是也有人主张，这种“测不准”只说明用我们的测量体系去对待物理学领域以外的问题，是不胜任的。
这第一种测不准与研究有生命的机体的人所遇到的难题，有某种相似之处，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在一个小的误差限度内，可以预言一年将有多少婴孩死亡，或者预言某一年龄的人可再活多少年。但是我们不能预言某一婴孩是否会死亡，或者某一保险凭单何时会来兑款。这里也如上述，或有一日，新的知识与技术，有可能给予我们预知的新本领，但至今还没有征兆。
我们决不可忘记：为了求得有效的意志自由，自然界必须是有秩序的。最不幸的遭遇，莫过于受制于一反复无常而不可测度的暴君。要做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人翁，我们必须有驶过有海图的大海的能力和把持船舵的本领。
以现今的知识而论，在统计学上人类或许是命运的奴隶。但就个人言，他所必须服从的社会体制，虽然是决定了的，却仍然有自由意志的余地。
科学导致真理？
在纯粹数学领域，有一条与“测不准原理”差不多同时产生、内在精神也相似的“哥德尔定律”，它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是永远无法证明其对错的。我们对真假对错的评价，受限于我们的知识：如果从经验出发，错的是伽利略，而不是罗马教廷，因为我们感觉不到地球环绕太阳，只能看到太阳环绕地球转动。“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只在平面是这样，凸面大于180度，凹面则小于180度。
那么科学的不断发展，是否有可能在将来的什么时候将“绝对真理”这把宝剑送到我们手中？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波普尔说：“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试错。
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人孰无过，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真理和确定性。人孰无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与错误搏斗，而且意味着，甚至当我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确信我们没犯错误。
在科学中，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本质上在于我们把不正确的理论看作是正确的（远为少见的是，它在于我们把一种理论看作是错误的，尽管它是正确的）。因此，与错误、差错作斗争意味着寻求客观真理，尽一切可能发现和消灭错误。这就是科学活动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真理，更多的真理，更有趣的真理，更易解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以确定性为目标。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难免有错，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永不会完全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因此，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
一切尽在掌握？
在完全掌握（或自以为完全掌握）世界的奥秘之后，我们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过去，我们不得不受制于天，现在我们要一切自己说了算了。这是不是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