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那么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何时何地发现的？它又是什么时期的产物？
司母戊大方鼎鉴赏与去向
司母戊大方鼎铸造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我国目前已出土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或释后）母戊”三字。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做；另一说为商王祖庚、祖甲为其母而做。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从土里冒出来的神秘大鼎
司母戊大方鼎是什么时候由谁发现的呢？要想知道其中的答案，首先得知道一个地名，那就是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很早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个村子的地下埋藏着丰富的文物，这是因为，这里原来是商朝的故都、史书上记载的殷墟。
1939年3月初的一天，该村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有讲究。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接了两根杆，打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水脉了，突然，探杆触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有宝物！”吴希增收拾工具悄悄回村找到吴培文。经商量，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挖。鼎太大、太重了，怎么才能把它弄出地面呢？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回填土的方法把大鼎抬出来。
当天晚上，吴培文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棒小伙子，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挖出了一个大土坑，然后继续朝下挖。终于，宝物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烛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终于揭开了宝物的“面纱”。此时天边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第二天晚上，他们多叫了一些人来，队伍扩大到42人。开始，一部分人在扩大洞口，另一部分人找来3根粗粗的圆木，交叉着支到洞口上，这在当地叫“叉抽”。找了一个浇水的辘轳做滑轮，又拿一条粗绳子从“滑轮”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洞下面空间小，只能站两三个人。地面上一个人喊着号子，套上两匹牲口，人也一起帮衬着，一起使劲往上拽，洞底下的人用撬杠
撬……“大炉”终于缓缓地上升了。稍微挪动一点儿，上面有人往下扔土，洞下面的人马上再往“大炉”下面垫土。然后，上面号子一喊，大家憋住气猛地一拉，“大炉”又上升了几厘米。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
不过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来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大家。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整整折腾了一夜，“大炉”才上升了六七米。天将亮的时候，只听到“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由于一层层地垫土，所以，对洞下面的人并没有造成伤害。绳子断了，只好歇息了。直到第三天夜里，他们又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一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紧接着，就是秘密把鼎运回村里，暂时埋藏到吴培文家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
这个长方形大家伙，大如马槽，七八个人都抬不动，村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鼎”或“大方鼎”。
按说，鼎应该有一对立耳才对，可不知为什么这只大鼎只有一只立耳。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想象中的另外一只立耳，有人猜测可能在埋入地下之前，鼎耳就已经被弄断了。
大鼎背后的远古声音
当大鼎露出地面的时候，它的发现者却并不知道这个大鼎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大鼎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里都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以至于要铸造如此庞然大物来表示纪念呢？
原来这个大鼎产生于数千年前的殷商时期。他们创造了怎样的青铜文明呢？
自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以后，商朝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内外纷争、治乱交替，最明显的表现是三番五次的迁都。后来，王位传到第20位国王盘庚的手中。
怀有雄图大略的盘庚即位后，为扭转自商王中丁以来连续九世的混乱政治局面，摆脱前任商王党羽的牵制和影响，并使国富民强，便决定选择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址为新都。
但是盘庚的决定遭到了以古贤为代表的一批不情愿迁都的奴隶主贵族大臣的强烈反对。关键时刻，盘庚毫不退却，一方面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说服贵族中反对派；一方面又派出得力亲信大臣，到各处寻找适宜建立王都的新址。
几个月后，盘庚迁都北蒙，并下令将古贤等一批传播流言飞语的元老重臣监禁起来。
此后，盘庚指挥臣民在北蒙垦荒种植，筑起了新的宫室宗庙，开始营建铸铜、制骨、制陶等小规模的手工坊。同时，整顿吏治，进行改革，国势逐渐由衰落转向强盛。正如《史记》所载，从此“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由于古时北蒙之地又曰“殷”，后来人们就将盘庚迁都后的商朝称做殷朝或者殷商。
到了商朝最后一位国王帝辛，史称纣王，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挥霍无度，残酷暴虐，很快就引起四方诸侯的极力反对。殷纣王为商朝的灭亡掘好了坟墓。
在讨伐纣王的诸侯国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要属周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领大军，一路上所向披靡，渡过黄河，到达朝歌附近的牧野（今河南汲县），战争一触即发。仓促之中，纣王发给被关押的奴隶、囚犯及战俘武器，一夜之间，竟也组织了一支多达数万人的军队。
两军在牧野相遇，一场厮杀就要开始。紧要关头，恨透了殷纣王的商军前排的囚徒、奴隶和战俘，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商军队伍顿时大乱，土崩瓦解。最后纣王点了一把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商朝的统治至此结束。
周武王灭商之后，曾封殷纣之子武庚在殷墟，“以续殷祀”。后因武庚叛乱被周公镇压，殷遗民也被迁走。自此，“殷”地就日渐荒芜，夷为一片废墟，故后人称之为“殷墟”。
这座大鼎正是“殷墟”中的一员，它沉睡地下已经数千年了。
大鼎为谁造
殷墟做了200多年的商都，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每一个时期的鼎，它都有不同的造型，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呢，也越细长，或者细高；而越晚，这个腹部就越浅一些，腿呢，也就越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时的器物。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司母戊”。
所谓司，是祭祀，母是母亲，戊呢，是个人名，还是个称谓，那么到底谁是“戊”，这个“戊”又是谁？通过查甲骨文，发现甲骨文里提到过好几个戊。
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浩大工程。那么这个母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朝的人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音tà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专家们通过对其金属成分进行分析，为确定大鼎年代和主人身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是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偷盗得几乎一无所有。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的身份。此时，专家们突然想起了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的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正因如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专家们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司母戊鼎相对比，他发现，两个合金配比情况及其相似，那么司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和甲骨文上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是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几乎微乎其微。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终于，考古人员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当年出土司母戊鼎的这个地方，经过钻探，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有个墓葬，而且很大，是个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因此他们决定挖掘，把这个墓挖出来，虽然早在钻探的时候就发现它被盗了，但是考古人员想，可能会留点儿什么，墓道中有一堆人头骨。考古队员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司母戊鼎摆放在墓中。因此我们至今对王后“戊”也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世界上许多考古学家在不同的时期，曾作过专门统计，即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因素，主要有什么？结果统计的结果是：最能反应墓主人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的，就是墓葬的形制。
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大鼎何以铸造出来
司母戊鼎周身有非常多的神秘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因此价值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好吃的野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司母戊鼎是我国殷代青铜器的代表作，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大鼎的成分和殷代一般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人们又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鼎的合金成分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这一分析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是相符的。
司母戊大方鼎重832.84公斤，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铸造这么巨大的青铜器，需要的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公斤以上，浇铸它必须有巨大的熔炉。在距今3200年以前的商代，这样巨大的宝鼎是怎么铸造的呢？
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首先要选矿：选择铜质好、杂质少的铜矿石；其次是初炼，即把铜矿石和燃剂木炭一起放在熔炉中点火，等矿石熔化后，将铜汁倒出，得粗铜，以备用；最后是提炼和加锡，即将粗铜再提炼，并根据要制作器物的种类，加上一定比例的锡，即可用来准备熔铸铜器。
此外，在提炼和加锡之前还要做好制范的准备。一是做模子：铸什么器物，先用泥土做个样子，作为初胎。春秋战国以后也有用蜡模的。二是翻范：把澄滤过的细泥调制和润拍在范模上，用力压紧，使模上花纹、铭文反印在范上，待泥片半干后，再根据器物特点，决定分成多少块划开，划割下的泥片合成为外范。三是合范：作一个比外范略小的内范，两者空隙处容纳铜液。四是灌注铜液，待铜液凝固后，打碎陶范，取出器物。五是打磨加工：对花纹等不清晰处用小刀等雕刻工具进行再加工，即可得到完好之铜器。
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那时候是件相当难的事。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锅，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叫它“将军盔”。据计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公斤。如果铸造中小型器物有一坩锅就可以了。可是，要铸造“司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怎么办？奴隶们运用他们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几个部分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艰苦劳动，“司母戊”鼎终于铸成了。
保护大鼎的秘密
作为国宝的司母戊大方鼎出土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方鼎命运将会如何呢？
司母戊大方鼎一出土后，村里有人便走漏了消息，当时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是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他听说这个村子发现了宝鼎，便急忙要来看鼎，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那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蹬着梯子翻墙过来，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黑田荣走到了跟前，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惊呆了，“吆唏、吆唏”地直叫唤。他戴着小眼镜围着大鼎转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嘟囔，谁也不知道他说了点儿啥。终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眼睛，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画。村民们站在那里，不知道黑田荣的下文是什么。
没有几天，村里小孩子跑来说，赶快跑吧，鬼子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黑田荣，有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100多人。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跑了。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地查了一遍，没有找到“大炉”，走了。
这可怎么办？继续放着连性命也难保了。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还是卖了换成钱安生。
他们就托当地的一个专门“倒腾”古物的古董商将消息透漏给大买家。没过几天，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就带着护兵和通信员坐着小车来了。看到大铜鼎，肖寅卿一下子惊呆了。肖寅卿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两万？”“不，20万光洋！”大家伙儿舌头还没有伸直，肖寅卿又说话了，“不过，你们得把它给我分解开，起码分个十块八块的，不然，我怎么运走？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一说这么多银元，不少人动心了，毕竟大家穷得要死啊！
当晚，他们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折断了几十根德国产的锯条，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哎呀！这一锤可不得了，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砸掉了一只鼎耳！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上，又伪装好。
不久，上回没有得手的宪兵队等一班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时许，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村里的鬼子只好走人。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翻了一个底朝天。回到自己家，他发现挂在墙上的照片被全部拿走了，拿走照片肯定是为了捉拿自己。家是待不下去了，吴培文找了几个人，折腾了半夜，把“大炉”又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只身投奔亲友去了。
村里人知道鬼子不会罢休，后来就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打那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亲戚家住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司母戊大方鼎。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东街4号的萧朝庙内，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到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后，从南京调往北京，大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