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世祖武皇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
卫将军杨珧等建议，以为：“古者封建诸侯，所以藩卫王室；今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扞（hàn）城之义。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帝乃诏诸王各以户邑多少为三等，大国置三军五千人，次国二军三千人，小国一军一千一百人；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
西晋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主要的举措就是恢复封建制度。司马家有一个优势，就是宗室子弟众多。天下者，我司马家的天下；江山者，我司马家的江山。姓司马有“八达”的血脉者，皆可封王。
司马炎也分析了曹魏为我所篡的原因，借鉴了前朝政治得失：魏国之所以为我晋国所篡，主要一条原因是刻薄宗室，姓曹的对姓曹的不满意，所以司马家篡党夺权才很容易。
人骂老鼠是鼠目寸光，其实人本身也是人目尺光，都是对近在眼前的事物看得清楚一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都是拿前朝来说长短。曹禁宗室而天下亡，那我就大封宗室，让他们作为皇室的屏藩，家族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以前我们就“封建”讨论过多回，春秋战国时代或更早，实行封建制度，兄弟争权宗室打仗的事太多了，秦帝国统一实行郡县制，皇帝独大，公司一人控股，股东之间的矛盾少了，但是和员工的矛盾处理不好。刘邦一上台来了个现实主义的折中主义，有封建有郡县，实行双轨制，结果封建这块比重还是大，遂有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代，个人专制加强，诸王的股份进一步拆细，宁让外戚揽权，也不让宗室预政。被封的王爷，要么在京师要么到封国，成天就是吃喝玩乐，主要责任就是等皇帝生不出儿子来，在他们中间挑一个入继大统。到了曹魏时代，因为兄弟争嫡，曹丕对兄弟们都有戒心。皇帝专制要求皇帝必须是孤寒的，高高在上的，没有亲情的，要防止一切有先皇血脉的人趁机而入的。
为什么司马炎敢违背历史潮流而大封诸王？更要命的是还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王爷有军权，比醉驾还危险。
这要从司马家族形成的政权得来的方式观察。司马懿的祖辈、父辈都在汉帝国做官，到司马懿这一代，人丁兴旺，成为河内温县的望族。他们是以家族团队的形式而不是以个人的形式出来打工的，在复杂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论司马八达还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见证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家族的凝聚力是强大的。当然家族成员必须谨慎隐忍，不能犯事，一犯事遭到夷三族的恶厄，那就一次性洗白。家族经营这是他们司马家的一大特色。不过兄弟们同殿为臣的时候，可以团结友爱坚强如钢，一旦有一位哥哥做了皇帝，亲兄弟也得是君臣名分，要拉开距离，否则家族的凝聚力就会遭到挑战。皇帝司马炎和齐王司马攸已经互有心结，已经出现了“兄弟阋于墙”的征兆。
司马炎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族环境里，为了家族的荣光已经是一种习惯，所以大封家族成员，并让他们带兵。这还不算，在平灭吴国，竟然撤了部署在州郡的国家军队，以各地王爷的部队代替国家军队。“股份制”和专制本来就矛盾，藩王典兵更是将这些股东个个升格为执行董事。司马家的王爷，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任实职，从而让他们有机会培养实力和野心。这种制度安排加上让司马衷做太子这个愚蠢的人事安排，一家人内部拿刀动枪就注定难免。
皇帝乾纲独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山无二虎，天无二日，一个领导集体不能有两个核心，一个集团不能有两个司令部。如果有，哪怕是“被有”，另一个也得“炮打司令部”，把它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中国政治的元规律，一切其他规则都得建立在这个规则上才好使。
曹魏防自己人外人篡，司马防天下人自己乱，帝王要统治天下老百姓，要坐稳江山，必须和老百姓有一定的利益捆绑，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当然能做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更了不得。除此之外，今天和宗室和谐，明天和外戚和谐，后天和太监们和谐，不管哪类和谐，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稳定，和人民群众和谐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