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惠皇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
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前些日子（此篇作于2010年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全面讨论、研究和部署新疆的工作。媒体公开的报道亮点是资源税计征方法的改革，相信还有更重要的政策没有公开披露。在此之前，中央曾就西藏工作召开过五次座谈会。
中央就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工作举行专题座谈会，是一种融议政和决策于一体的工作方式，党代会，人大、政协（俗称两会）是议政，中央、国务院的例行会议是决策，“座谈会”介于两者之间。与会的不光有领导层还有执行层，在现行体制下，座谈会的决定或决议更具权威性，也为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所重视。
这类“座谈会”放在古代，就是朝议。皇帝的决策方式和今天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具体事务和相关的臣子密室商讨，遇到重大的问题，棘手的问题，莫衷一是的问题，皇上也会集思广益、民主协商，把相关的大臣官员全部找来举行朝会。皇帝的民主讨论永远是建设性的，批评乃至揭露性质的议政，那都是不可以的。能做到开明议政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开明君主。
民族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及民族融合是一条主线，这条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时隐时现，时缓时急，时张时弛，其实一直都存在；过去存在，今天存在，将来还会存在；中国存在，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
共产主义经典理论认为，阶级鸿沟是比民族差异更深刻更基本的社会矛盾，马克思说过，“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所以，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阶级利益大于国家利益，重于民族利益，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也是印在所有马克思经典著作扉页的名言。
毛泽东中国式的语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信奉了马列主义以后，自认为找到了解决人类和世界一切问题的工具，这就是阶级斗争。
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提炼和遮蔽没有太多的实际效果，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甚至相互指责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反而是全世界资本家容易联合起来，经常在一起搞个论坛什么的，商量在哪儿投资在哪儿上市。
民族矛盾用阶级斗争学说是解决不了的，尽管阶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视角。民族的，种族的，包括宗教文化的冲突，可能会长期存在。发展可以缓和但并不能完全消弭民族矛盾，主要是各民族之间不可能有完全平等、平衡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更深刻的阶级矛盾通过民族矛盾体现，所谓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对和平威胁最大的，一是种族、民族（夹杂了宗教）和族群（夹杂了意识形态）矛盾，二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阶级矛盾。所以，和平与发展，其实就是为了应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从这个维度看，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和“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范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讲，也是“阶级斗争”。做大蛋糕和公平地分配蛋糕都可以缓解阶级对立，大家只是着力点不同而已。
显而易见，在一个国家内部，革命的时候可以动员各民族贫穷的阶级兄弟；那么和平时期，阶级据说不存在了，那么凝聚各民族的东西又是什么？
锐圆说《资治通鉴》，思想没边界。好了，我们回到晋惠帝时代。当时民族矛盾这条主线到了凸现的时刻，就这个问题朝廷进行过一些讨论是应该有的，江统的《徙戎论》就是当时的一个认识总结。
在司马炎时期，侍御史郭钦就上疏：“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司马炎对此不予理睬。
江统的《徙戎论》先回顾了中央帝国和边境少数民族的矛盾斗争史，继郭钦提出的“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又补充了“两个隔离”的观点：
一、“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首先，华夏和“戎狄”是两种经济形态，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游牧业，老天已经自有安排，以四百毫米降雨线为界，各守其土就好。这是“地理经济隔离”，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华夏一直是尊重戎狄的“领土主权”的，汉人（姑且这么说）爱土地，但只爱能耕种的土地。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汉人对国土资源认识的狭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人自守不扩张的文化心理。
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最早出现于《左传》，为后世常所引用。江统在这里再提这个“民族主义”的传统口号，主张“文化隔离”：即在文化上承认“异”，不强求“同”，没有搞沙文主义，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不强求他族和我一样，没有主动搞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同化”云云，是你自个儿掉进我的咸菜缸了，被我千年老汤浸泡透了，不是我主动污染你的。
相对戎狄蛮夷，华夏中原文化一直有经济、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并没有影响改变他人的意图，更没有驱逐和灭绝他人的想法，这是汉民族和汉文化本质的东西，和其他民族之间打一道墙（长城为什么这么长），各人过各人的小日子。
三国两晋时期，大概是天气变冷了，所以游牧民族向南迁徙，同样的，汉民族也向南迁徙，“南下”成了主旋律。这轮游牧民族南下，不是抢劫一批物资就退回大漠，而是胡传魁进了沙家浜，来了就不走了。他们和汉人杂居，势必对生存资源进行一次自然和人为的重新分配。
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要用选票和刀，在咱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习惯用刀。
江统的《徙戎论》最后顺理成章地提出来，要把南迁的游牧民族赶回去，采取主动的民族隔离政策。拆迁个体的钉子户都很难，何况是聚居的族群，何况晋帝国当时的国力军力都达不到。所以，《徙戎论》不管对不对，合适不合适，终究只能是一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