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
张耳、陈馀至邯郸，闻周章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还者多以谗毁得罪诛，乃说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信君等家而发兵击赵。柱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信君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馀说赵王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
陈胜当时的战略是西向攻秦，但张耳、陈馀等提出了北向进入赵国的战略，路线斗争开始了。
陈胜缺乏政治经验，没有坚持西向的战略，反而分兵给武臣、张耳、陈馀等，分兵的结果自然就是割据。
武臣等在赵国称王，陈胜不得不追认。韩信后来也学这一套，逼刘邦就范一次。
陈胜令周文直接进攻秦的心脏咸阳，在危急的时候，秦二世听从了章邯的建议，组织一支由犯人、奴隶、造墓的民工组成的军队，阻击周文。秦国的军事素养还是过硬的，这支乌合之众，击败了周文。
与西线的恶战相比，北线比较幸运，在范阳人蒯彻的建议下，做到了“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这时，原来“张楚”阵营的武臣，自己提拔自己，从武信君升格为赵王，从革命派迅速地转变为割据派。成了秦、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当时的革命阵营，也许是害怕当“出头鸟”，也许是出于对秦始皇的痛恨，不屑侵犯始皇帝的知识产权，各路造反派都趋向于复辟“封建制度”，没有人喊出“新朝当立”的口号，对“皇帝”两个字视而不见，大家都称王不称帝。
当时的王有两类，一类是造反派把六国之后从犄角旮旯找出来，项梁拥立的义帝，据说是楚怀王的孙子。张良游说项梁，把韩国的遗族韩成也封为了韩王，这些遗老遗少，自己没有实力，搞不好就被从来没有臣服过自己的大臣砍掉了。还有一类，是自封或革命战友封的，他们都是革命党人，但也要冒充是旧贵族，以迎合当时的民众心理。武臣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胜的朋友，也不是原赵国人，自封了赵王，辅佐他的是魏国的张耳、陈馀，他们怎么让赵国人归附，是个问题。一方面要打六国的名号，一方面又是一帮不相干的人称王，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短时间内，齐、楚、赵、燕、魏等旧的诸侯国，都在名义上恢复了。一时间，自称王、王封王的现象蔚为大观。
整个乱套了。这种乱套使革命家、造反派犯糊涂了，对官爵级别搞不清吗？不是。而是由于革命家们对新秩序缺乏描述能力所导致的一种混乱。
大家都称王，都找贵族，目的是什么？搞复国主义，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大家说，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对，当时各路造反派不约而同地都趋向于复辟“封建制度”。什么是“封建制度”？不是我们泛指的1911年以前的制度，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是“封诸侯，建藩卫”，天下有一个共主，即天子，但天子没有皇帝那么强的控制力，诸侯分封而治，掌握行政司法权，并拥有自己的军队，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
秦始皇创立的大一统帝国，其核心是郡县制，这在当时被视为是洪水猛兽，所以理所当然地要摧毁它。要复辟、要恢复到战国时代那种天下有一个共主，然后还有N多个诸侯国的局面。总之，当时大家都希望时空倒流，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从这些情况看，当时人们并没有认可秦国创立的郡县制度，把恢复诸侯国当成了历史的常态，六国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有的，起码当时造反的人，都多多少少或真或假地想借助一下他们的余威。
既然目标是复辟，走复国主义的道路，贵族吃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推翻暴秦的革命，虽然由平民陈胜发起，由平民刘邦收尾。但是在此过程中，特别是从初期到中期，革命的主导权一直在贵族手里。从起义领袖的出身来看，基本上可分成两种力量：一种是以陈胜、刘邦为代表的平民派，像彭越、英布等，都算，他们是草根力量；一种是以项梁、项羽叔侄为代表的贵族派，还有田儋、魏咎，等等。尽管平民派领袖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在实践中，却仍然要打扶苏和项燕等贵族派的旗号，原因是他们都对自己的号召力、领导能力没有自信心，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大家还是指望贵族。包括刘邦，起兵于沛，也没有想到自己站出来，自己做老板，打自己的品牌，也是想贴牌生产，傍大款。他先是投奔最早立的一个楚王景驹，后来带着队伍投奔了项梁。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造反的各路豪杰，大致朝着两种方向发展。第一，平民派向贵族派靠拢。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投奔贵族，另外一种是假冒贵族。第二，小贵族向大贵族靠拢。一时间龙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