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
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
赵王封乐毅于观津，尊宠之，以警动于燕、齐。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书曰：“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闲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卒于赵，号曰望诸君。
乐毅与田单在莒、即墨两城对峙三年多，攻亦无功，守亦无成，两人势均力敌。燕昭王的死，令形势发生变化。
即使燕惠王如后主刘禅般昏庸，乐毅如果有诸葛亮之望重，齐国虽有田单恐怕也不免灭亡。燕昭王对乐毅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但知道国家面临的形势和自己的需要，他召开公审大会，把打乐毅小报告的人杀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乐毅也。他公开赞同乐毅称王于齐国，换来了“乐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的效果，这个小过节好像也就过去了。但乐毅心里不能没有阴影，所以，当燕惠王当政时，乐毅既没有诸葛亮“死而后已”的机会，也不会愚蠢到像吴起、商鞅一样被新君诛杀，只好“捐燕奔赵”。好在当时的人才环境不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要是在大一统时代，得罪第二代领导人，死路一条。
乐毅离开燕国，田单就开始组织反击，搞了个火牛阵，大破燕军，杀掉乐毅的继任者骑劫，追亡逐北，很快就恢复故国。齐国可谓死里逃生，复起于将亡之际，其中的道理只有老天爷才能讲得清楚了。
柏杨评论道：“乐毅先生是幸运的：第一，他没有死于刑场；第二，骑劫先生的溃败，证实三年不对即墨采取猛攻的策略正确。”如果乐毅的继任者攻下即墨和莒，那乐毅可就是百口莫辩，拥兵自重的罪名稳稳当当地坐实了。自己经营五年的破齐功业毁于一旦，而后才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乐毅在《报燕惠王书》中，提到和自己状况类似的伍子胥。吴王阖闾信任伍子胥，吴国可以进攻到强大的楚国国都；继任的吴王夫差不仅不信任伍子胥，而且自毁长城杀了他。夫差意识不到伍子胥的谏言是效忠，伍子胥也不能意识到夫差和阖闾不同，所以沉尸入江而不化。乐毅不愿意效法伍子胥，认为自己不死而且能显示燕昭王的伟大之处（能辨别乐毅之忠）才是高明的做法。自古以来，忠臣遭到诬陷只有死路一条，想看到帝王因诬陷自己而遭到报应难于登天。乐毅很幸运，他看到了。
乐毅写的《报燕惠王书》也收在《史记·乐毅列传》，这篇文章把千百年来忠臣义士遭受的冤屈一吐为快！现在的中学课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窃以为应该把这篇文章和诸葛亮的文章放在一起，让学生娃们知道，除了“鞠躬尽瘁”于浑蛋，还有别的活法。
燕惠王到了此时，仍然耍小聪明，说乐毅“捐燕奔赵”过分了，把先王的知遇之恩全忘记了。不认错也罢，还要倒打一耙，心理阴暗之外没有第二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