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山茶花意象
原本以为哲学教授撰写小说，会在小说里置入一些惊人的深刻之语；还以为小说起名《刺猬的优雅》，可能与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一说有关，但在通读之后，发现两者均无，倒是小说内容颇有一些惊人之处。
勒妮，一个五十多岁的女门房，在臃肿的外表下裹藏着一颗秀丽的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粗俗无知的女人，让别人误以为她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下层人士。她躲在都市繁华的喧嚣里，不让人们察觉她的敏慧与高雅。无人之时，她便沉浸在孤寂中，博览群书，沉思冥想，像一个秘密的修行者。在她工作的场所，一幢高级公寓楼里，那些每天从她身旁经过的达官贵人，并不知晓自己与这位丑陋的女门房其实不堪相比。
与此同时，在这幢公寓里，还有一位十二岁的天才少女帕洛玛，她冷冽锐利，仿佛已经看透了人生，想要在十三岁生日到来之时了结此生，并且烧毁自己豪华的家。
只是有一天，当一位日本绅士小津格朗出现在勒妮和帕洛玛面前时，勒妮的伪装术丝毫起不了作用，他立即看清了勒妮的真面目。奇怪的是，帕洛玛也相应地变得柔顺了起来。她俩的命运相继发生了变化。
勒妮徜徉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并对奥卡姆、康德以及公认的难以亲近的胡塞尔进行攀登，她聆听古典音乐，观看艺术电影，喜欢日本茶道，在后院里种植山茶花，将自己宁静淡泊的生活视为珍奇。为避免他人干扰，她掩藏本相，以浑噩示人。作者试图塑造一名清静无为、深心于思的现代隐士形象，在阶级差异未能消除的今天，像勒妮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只能把自己的聪明与涵养伪装起来。而日本人一眼就识破了她的真相，除了他同样具有的明慧内心易于感知之外，还由于在东方文化意象里，阳藏于阴中，富有智慧的人常常自愿处于社会边缘地带，这似乎是一种理想状态。
由此而见，《刺猬的优雅》背后确乎隐含着一丝东方思想。作者让小津格朗的儒雅、清澈与安静，来化解帕洛玛的锐狂与勒妮的自我封闭。无疑，这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想象。
妙莉叶·芭贝里（Muriel Barbery），一位在大学里从事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女学者，在《刺猬的优雅》里，她有选择地对西方哲学予以批判，其中尤其对胡塞尔哲学予以否定，并且以一种隐晦方式对东方文化作了一次辽远的眺望。她原以为，这样一部讲述躲在房间里阅读经典书籍的女门房故事的小说不会引人注意，却没想到出人意料地在法国引来追捧，并被立即拍成电影。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经过后现代的不断解构，人们开始希望回归正典，寻求一种经过时间淘洗后被审慎确认的文化价值，甚至这一追寻还向着东方延展？
在《刺猬的优雅》的最后，勒妮死亡时出现了山茶花的意象令我欢喜。山茶花，原本是出自东方的植物，之后被移植到西方，它含有谦让、谨慎、理想的爱和富有内在魅力的寓意。这寓意与小津格朗吻合，也与勒妮的内在形象相符。勒妮在弥留之际，想起了山茶花，她带着一颗安详的心，进到了一种澄明的境界。死亡，使生命开出了一朵花来……
无论妙莉叶·芭贝里是否确切明白，这朵山茶花，在我眼里，就像一朵禅花。
电影：金鱼与谜语
2009年法国女导演莫娜·阿查切（Mona Achache）将小说搬上银幕。这位80后的年轻导演（生于1981年）似乎有点早熟，她竟然会喜欢这样的题材，让人诧异。她成功地把小说中的文字元素转换成视觉形象。在小说中，帕洛玛是以笔记方式对生命进行思考。不过，我不知道究竟出于怎样的原因，那些文字在小说里看上去显得相当“阻塞”，给人一种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其实并不能把握所议之题涵义的感觉，她（帕洛玛，或者作者）似乎被这些问题笼罩着，不能超越而出。也许有人要说，一个孩子，即便天才，不能很好地驾驭她所涉及问题的现象十分正常。但我以为，作者并非有此意图，她在小说里是要让帕洛玛显得异乎寻常的睿智和尖锐。
莫娜·阿查切聪明地把这些笔记彻底抛开，她让帕洛玛把每天发生的事，代之以图画形式记录下来。电影中，帕洛玛在自己房间墙壁上画了165个方格（距离她自杀的天数），每天晚上她把当天发生的事或留在她心中的意念，用符号和简单的形象填入一个方格内，作为她记录与思考的痕迹。如此，电影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个非常直观的形象，当方格逐渐被填满之时，人们知道，帕洛玛的自杀时刻也愈益临近，这使电影有着一种暗中滋长的紧迫感。
导演还极富创造性地用活了一个小道具——一条金鱼。帕洛玛家里有一条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帕洛玛经常拿着摄像机对着金鱼拍摄。在她的脑海里，她就像金鱼一样，被圈养在鱼缸里，似乎命运早已被注定似的——她会像她的父亲一样，处于上层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像是一种自动的延续。在她那个阶层里，一切均被事先安排好了，她已能看到自己的终局。所以她要跳出这个“框架”，她的方式就是提前结束这一切，并且烧毁自己的家。
帕洛玛每天从她母亲那里偷取一粒安眠药（她母亲用来治疗抑郁症的），积攒到一定量后将它们碾碎放入瓶中，作为自杀时的工具。为了试验药片的功效，一天，她把一粒药片放入鱼缸中。不久金鱼陷入了昏迷，泛起白肚。帕洛玛将金鱼倒入抽水马桶内冲掉，她仿佛预演了一次自己的葬礼。
几天之后，没想到这条金鱼在下水道里苏醒了过来，游进勒妮的抽水马桶里。当勒妮惊异地看见自己的抽水马桶里居然有一条金鱼时，她用杯子将它捞起，养在一个玻璃壶里。
直到勒妮去世，帕洛玛与小津格朗在整理勒妮的遗物时，才发现了它。电影里，帕洛玛捧着玻璃壶走向自己的家时，她对着金鱼自言自语道：“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一个天才少女，似乎对命运了如指掌，最后面对一条金鱼，却无所适从。由此，电影也为观众设下了一道谜题，它的“游历”过程，突然具有了某种深长的意味。
电影遵循了小说的主题，塑造了两类相异的人物。一类处于社会上层，他们外表光鲜，灵魂却空洞无物；另一类，像勒妮那样处于社会底层，但却富有精神内涵，不为金钱、地位等世俗形态所左右。少女帕洛玛处于中间地带，一个上层社会的叛逆者；而小津格朗，则是一个寓言，一种象征，他结合了前两类人的优点，外在与内在的高度统一，精神与金钱的双份拥有，是一个完美理想状态的人。作者似乎含有一丝愤世嫉俗的心态，她对有钱人或上流社会的不满与蔑视，恰巧泄露了这一点。而她理想中的人，一个引导者，却是有着东方籍贯的人。
作者对东方的好感，在我看来似乎只是出于一种朦胧的向往，并非来自深切的了解。她可能是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捕捉到一点东方人温文内秀的特质，感知这是东方文化造就的结果，由此产生了对东方文化的期盼式想象。对于这一点判断，作者在2010年6月一次上海之行的见面会上，得到了印证。她坦承写作此书时，对东方文化的好感只是出于一种直觉，并没做过细致研究，也从未去过日本。只在小说大卖后，她才有时间和金钱进行一次日本之行。至于山茶花，她说：“在法国早已十分普遍，小仲马就曾写过《茶花女》。”的确如此，经她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茶花女》不是有着与《刺猬的优雅》相类似的主题吗——描述两类相异的人。
电影把小说中的山茶花意象删掉，代之以金鱼形象。这一“转喻”令电影有着与小说不同的趣味。在小说中，山茶花只是一个意象，令人物形象归结到一个“质点”上。而电影中的金鱼，则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它是留在银幕上的一根醒目的刺，促使观众走出影院后仍会自问，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导演抛掷出这一问题，对于它的回答，我以为，不仅能加深对电影的理解，或许还能加深对人生的理解。
一条金鱼，不按人的意志，也不按它自身的意志而存在着。这意味着生命自有它独立的形态，或者说生命形态大于个体，我的生命形态并不按我的意志而存在。虽然我的生命形态与我相融为一体，但它实际上超越在我之上，涵盖着我。在这个生命形态里，我的产生、发展、演变与结束的过程，是由它——我的生命形态——所控制。而我只在它的笼罩之下存在着。我唯一可做的，也许就是让生命形态变得美些或丑些，有价值些或无价值些。这也就是帕洛玛不能擅自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所在，因为它自有一个脱离于自我的命运走向。最终，帕洛玛是否理解这条金鱼“死而复生”的过程所深藏的涵义，我不知道。
但是，它令我突然明白（像钟声在体内敲响），人生的目的与意义（请允许我使用一回大词），其实不就是让生命开出一朵花来吗？因为这是自己唯一可做的，除此之外，我的生命何时到来与结束，并不由我说了算。但愿由此，我们的生命在终结时刻到来之前，不再处于枯萎的昏睡之中。
坦率而言，小说并不深邃，对所涉及的问题也是蜻蜓点水，作者以写童话的方式写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故事，只是在结尾处才有一丝亮色。而电影中的金鱼，却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品质，也令这一情景富含可阐释的深度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