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术在唐代的活跃
唐代道教努力恢复它的名教本色，同时方术也空前活跃起来。这里所说的方术，主要是炼丹术。然而如金正耀所说，唐代是炼丹术空前发达的时期，也是炼丹术大失败的时期，现在我们就来描述这个过程，并探讨道教和丹术的关系。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经过魏晋南北朝，道教已把所有的方术集于一身，但儒教、佛教并没有完全抛开方术，甚至可以说，它们也在发展自己的方术，其中也包括炼丹术。
炼服金丹的，主要是达官贵人。达官贵人之中，又主要是宫廷之内的皇帝。如葛洪所说，这大约是因为普通人不具备炼丹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
据金正耀所收集的材料，南北朝时期，帝王们已开始炼服金丹。北魏道武帝拓拔珪，曾设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魏书·释老志》）但这位皇帝比较谨慎，他没敢亲自服用，而是先让死罪犯人服食。结果，服食者几乎全部死去。道武帝还要继续此事，太医受不得烧炼之苦，就设计阻挠，时间长了，这位皇帝也就逐渐罢休。这次献仙方的，是“仪曹郎董谧”，据《通典》卷二十三“魏尚书有仪曹郎，掌吉凶礼制”的记载，这是掌管儒教祭祀的官员，因而是一位儒者。这就是说，北魏这次炼丹活动，是由儒者发动的。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时，曾召“隐于嵩高”的“京兆人韦文秀”，“问方士金丹事”。多数人都说可成，但韦文秀持谨慎态度。太武帝派他和尚书崔颐到王屋山炼丹，没有炼成。这位韦文秀大约只是个隐士，连方士都算不上。这次炼丹，应该说和道教也没有很深的关系。
北魏孝文帝时，徐謇“欲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北史·艺术下》）这位徐謇，只是个宫廷医生。
北朝末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曾命张远游“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北史·艺术上》）丹成，高洋说他贪恋人间享乐，要到临死时才服仙药。张远游事附于由吾道荣传之后，由吾道荣“少为道士”。至于这位张远游的身份，《北史》则未加说明。
从上述材料来看，北朝的炼丹活动，主要还不是由道士们推进的。
南朝时，先为梁州刺史，后为益州刺史的刘亮，让道士孙道胤给他炼制仙丹。数年后药成，孙说火毒未出，不能服用，但刘亮急不可耐，早上服下，中午便死。有人说见他骑白马向西而去，乃是尸解。梁朝时，则有陶弘景给梁武帝炼丹。据说陶炼就的仙丹“色如霜雪”，梁武帝“服之体轻”，并因此对陶更加敬重：“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南史·陶弘景传》）[21]
唐代，炼丹活动逐渐繁荣起来。而第一位从事炼丹事业的，就是英明盖世的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即位之初，一面批评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讲《老子》，表示自己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一面批评秦皇、汉武求仙无验，认为神仙不烦妄求。但是到了晚年，他自己也开始服饵药石。贞观二十二年（648），出使天竺的王玄策带回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娑婆寐自称有二百岁，有长生术，于是唐太宗命他炼长生药，并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因为所制之药无效，娑婆寐被遣回天竺。
唐高宗即位后，那罗迩娑婆寐又到了长安，要为唐高宗炼长生药。唐高宗不信神仙，这位天竺方士终究客死长安。后来，唐高宗又“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倒是道士叶法善劝谏，认为“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旧唐书·方伎传》）经过叶法善测试，把九十余人全部放归。《新唐书》说是一百余人。十多年后，唐高宗又让胡僧卢伽阿逸多炼长生药，药成，侍郎郝处俊援引唐太宗服丹无效的先例进行劝谏，唐高宗才没有服食。但临终前两年，唐高宗到底还是服了丹药：“（永隆二年闰七月）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至于这次是谁炼的药，就不得而知了。
武则天时期，先是河内老尼弟子武什方，自言能合长生药。武则天曾派武什方到岭南采药。采药回，因老尼欺诈淫秽行为败露，武遂自杀。数年之后，武则天又命洪州僧人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这副药多少有些效果：“太后服之，疾小瘳。”（《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武则天死，唐中宗复位，任用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尚衣奉御叶静能为国子祭酒。臣子们上奏说，担任这两个职位的，过去都是魏征、虞世南、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这两个妖妄之人，怎能担此重任？其中李邕说道：“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可见任用这两个人，和炼长生药有关。
唐玄宗做皇帝之前，就和方士王琚有交往。王琚曾劝他除去太平公主，他非常高兴。问王琚，此外还有什么本事，王说，会炼金丹。他做皇帝后，王琚被任为中书侍郎。王琚是否曾炼丹药，没有记载。当时有术士张果，说自己有几百岁，别人都说他有神仙术。开元二十二年（734），他奉召进京，用小魔术取得了玄宗信任，提升了他对神仙术的兴趣。这段时间，唐玄宗曾召术士孙太冲等人为他炼制金丹。天宝四年（745），他还亲自动手，在嵩山设坛炼丹。据说药成后，他把药置于坛上，入夜要收药时，空中有人语道：“不用收，有神灵给你看护。”后来他做了太上皇，还念念不忘炼丹。
天宝年间，天下大乱，此后又绵延数十年，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期，未见炼丹的记载。唐宪宗时，割据的藩镇政权遭到打击，出现了中兴气象。于是，唐宪宗又想起了长生术，下令到全国征集会炼制长生药的方士。因贪赃枉法害怕败露的鄂州观察使李道古，通过宰相皇甫镈向唐宪宗推荐了方士柳泌和僧人大通。柳泌不甘心仅仅在京城设置炼丹场所，借口炼丹需要原料，让唐宪宗封他做了台州刺史，以便到天台山采药。一个方士，做了国家地方长官，是向来未有之事。群臣劝谏，唐宪宗说：“用一州的人力，换来皇帝长生，难道你们不愿意吗？”话已至此，夫复何言！
柳泌到台州，驱使州内数县百姓上山采药。一年多过去，一无所获。柳泌害怕，携妻带儿逃往深山。后被抓回，解送京城。然而唐宪宗不仅不治柳泌欺君之罪，反而要他继续炼药。药成服下，变得脾气暴躁，臣子动辄得咎。近臣不堪忍受，就杀了这位皇帝。
唐穆宗继位，将柳泌和大通乱棒打死。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忘了其父的惨痛教训，又开始服食丹药，并因此死于非命。
唐敬宗继位时，还是个孩子，且淘气异常。他信任道士赵归真，又到全国寻访炼丹者。有个叫周息元的，说自己有几百岁，被请到京城。唐敬宗本就诸事不晓，只知胡闹，甚至把朝廷当做球场，晚上要臣子们陪他外出抓狐狸。又喜欢角斗，找来一帮力士，日夜相斗，不少人手断脚折。服药后，脾气暴躁，胡闹更没有边际，力士们动辄得罪被杀。有天晚上，力士们勾结宦官，吹熄灯火，杀了这位才十八岁的皇帝。
继位的唐文宗把赵归真流放海岛，自己吸取教训，不再服食丹药。他以后的唐武宗则又忘掉了前车之鉴。他修了望仙观，其中的住房有539间，供方士居住。被流放的赵归真重又请回，封为先生。宰相李德裕劝谏，也无济于事。唐武宗服丹后浑身难受，支持不住。方士们说，这是正在脱胎换骨。武宗身体如此，难以理政。病情日益严重时，方士们又像汉代甘忠可等劝哀帝改元易号一样，劝武宗改名为“炎”，说这样可以避免和国家的土德相克。但唐武宗并未因此好转，不久就死了。
唐宣宗即位，杀掉赵归真，流放道士轩辕集。然而十几年后，宣宗也想成仙了，又召回了他。但是轩辕集坚决拒绝炼长生药，他对宣宗说，做君主的，戒除嗜欲，崇尚德行，自然可得到上帝赐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求长生。德行，是求仙的唯一手段。唐宣宗无奈，只好放他归罗浮山。然而不久，医官李玄伯就和道士虞紫芝、王乐勾结起来，炼成丹药，献给宣宗。宣宗服药不久，也送了性命。唐懿宗继位，立即杀掉李玄伯等人。
皇帝们如此，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也不甘落后，炼服丹药，成为一代风气。据说初唐四杰中，王勃曾学仙经；卢照邻在龙门东山学道，服食丹药，受尽痛苦，几乎送命。盛唐的李白曾从事炼丹活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后有白居易，曾和元稹一起炼丹，由于没有掌握好火候，丹砂全部飞走，才为我们保全了一位诗人和许多优秀的诗篇。
至于将军王侯，服食丹药的就更多。将军李抱真，晚年好交结方士，希求长生不死。有个叫孙季长的，为他炼丹。李认为自己得了秦皇、汉武也没有得到的至宝，一下服了两万丸。病得要死，多亏医生相救。但孙季长说，眼看就要成仙了，为什么放弃？于是又服三千丸，立即死去。
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提到他亲眼见的服丹者有：太学博士李于、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工部尚书孟简、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孟简还把仙药送给韩愈，韩没敢服用。
上述人物，都是呈现于社会表面的人物。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抽样调查的样品，供我们分析。
这些从事炼丹和服丹的人物中，首当其中的是皇帝。一个独尊儒术的国家，皇帝首先是儒教的皇帝，不管人们怎样理解儒教这个概念。为皇帝炼丹的，有天竺僧人、方士，也有唐朝自己的僧人，如老尼弟子武什方、洪州僧人胡超、僧大通等。如果把天竺方士也算在僧人范围，而这是极其合理的，则僧人可说是炼丹术士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是方士。这些方士，是不可都归于道教的；道教，也不应替他们的行为负责。相反，道士叶法善倒是为清除这些方士做出了很大贡献。炼丹术士中，确有不少身份明确的道士，道教对他们的言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炼丹者的全部。而且重要的是，唐代史书上道士服丹的记载，非常罕见。服丹又炼丹，倒是儒者居多，比如王勃、卢照邻、白居易、元稹，都是典型而卓越的儒者。至于韩愈所见的那几位，也几乎全是儒者，而且是儒者中的优秀分子。
因此，事情仍然像秦汉时代一样，追求长生不死，是不分儒家、道家的，它是一种普遍行为，不是道教的专利。而且道士炼丹，多是给别人服用，而儒者炼丹，如白居易等，却是给自己服用。或者说，道士也应有给自己服用的，只是未见记载罢了。这也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炼丹不是道教专有的事业，无论功过，都不应单归道教。笔者猜想，此说当能为学界接受。
更重要的是，唐代炼丹活动也像秦皇、汉武求仙一样，皇帝的推动具有决定的意义。自然，炼丹求仙，没有皇帝的推动，也会存在；但这种活动动辄需上百人，耗费上千万，甚至驱使成千上万的人从事炼丹术，没有皇帝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不能否认道士对皇帝的蛊惑，但不能全归结为道士的蛊惑。因为几乎每一个皇帝，在受蛊惑的同时，也有人进行劝谏，而且他们自己也几乎都看到了前车的覆辙，为什么他们信此而不信彼？看来，问题不在于道士，而在于皇帝自身的长生欲望。而长生欲望，可说是人人皆有的，这也正是僧人、儒生也都炼服丹药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我们要反复强调的一点是，道教本来并不是以求长生不死为基本目的的宗教，后来，求长生不死也不是它的主流，从事这种活动的更不是只有它一家。儒佛两家都有求长生的活动，而且其规模绝没有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甚至从某些时期、某些角度看来，儒教，可能比道教还要迫切一些。
二、唐代丹术之效
唐太宗服食了天竺方士的丹药，腹泄不止。第二年，即贞观二十三（649）年夏五月，腹泄加重：“上苦利增剧，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几天后就去世了。唐太宗的死，可说完全是丹药之误。唐高宗也是在临死前两年服的丹药，他的死是否与丹药有关，难以论定，但是丹药没有治好他的病，则是事实。武则天服丹药，小有效果。我们只能作出推测，或者是她服的量小，或者是这由僧人所合的丹药未加，或加入较少铅汞之类的剧毒药。无论如何，这算她运气好。唐中宗、唐玄宗是否服用，未见记载。若是服用，可能和武则天的情况类似。中唐之后，从唐宪宗开始，服丹药的皇帝可说没有一个不因丹药送命。
见于史书所载，服丹药的后果，一种是腹泄，直到泄死，如唐太宗和李抱真；另一种是脾气暴躁，如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有人统计认为唐代死于丹药的皇帝有九个，这个数字当不是夸大。唐武宗服药后浑身痛苦难忍，究竟如何痛苦，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现转述如下：
太学博士、顿丘人李于，是我哥哥的孙女婿，年四十八岁，于长庆三年（823）正月五日逝世。正月二十六日，发开他妻子的坟莹，和他妻子合葬于某县某地。有子三人，都很幼小。
起初，他作为进士，当鄂岳从事，碰上方士柳泌，跟柳学炼丹。服丹之后，往往便血。四年后，病越来越重，终于逝世。
炼丹的方法是：把鼎内装满铅，把中间掏空，装入水银，四面密封，烧成丹砂。
我不知服丹的说法出于哪一代，但被丹砂毒死的人却难以计数。然而世人反而信奉的越来越多，这是人们的糊涂啊！
书上记载的，或听人说的，都不算，现在只用我亲眼所见，亲自交往而被丹药毒害的六七人做例子，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李逊的弟弟、刑部侍郎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使、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这些人都有名望，有地位，大家都知道的。
归登服食水银以后，得了病，自诉说，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铁棒，从头一直插到脚，喷出火焰，从九窍、骨节往外喷涌，狂痛难忍，号叫不止，只求速死。坐卧之处常须铺些水银，才能制住病的发作。吐血几十年后死亡。李虚中死于背上炭疽。李逊临死时对我说：“我被丹药害死了。”李建有一天，突然无病而死。孟简被贬为吉州司马时，我从袁州回京。孟简用船接我到萧州，支开别人，悄悄对我说：“我得到一副仙药，不可只一个人不死，现在送你一部分，可用枣泥把药团成丸服下。”分别一年他就得了病。他家有人到我这里来，问他什么病，说是被以前所服的丹药毒害，正请医生让他下泄，说是泄下以后就好了。病了两年，终于死去。卢坦死的时候，大小便拉出肉来，疼痛难忍，乞求让他快死，才死去了。李道古因为推荐柳泌被判罪，也吃了柳泌的药，五十岁那年，死于海岛。这些，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服药本是追求长生不死，却加速死亡，说他们聪明，是对，还是不对呢？
五谷、三牲，盐醋菜果，是人所常吃的东西。人们互相致意，一定说，努力加餐。现在这些上当受骗者却说，五谷让人早死，虽不能不吃，但应逐渐减少。盐醋是最常用的调味品，猪鱼鸡三样，古人用于滋补老人，却说这些都是害人的，不能吃。一桌饭菜，禁忌的就有十样，经常不吃的有两三种。不信那基本常识而追求鬼怪之事，临死才后悔。后来那些要成仙的又说：“他们死，是由于方法不对。我和他们不一样。”刚得病时，说“这是服药的必然反应，好像是病。病好以后，药力行开，就长生不死了”。到临死，又会后悔。唉，可悲啊！可悲啊！
韩愈的文章，描述了服丹的各种痛苦反应，揭示了服丹者的心态，同时也指出了当时服丹者队伍的庞大。“被丹药毒死的人难以计数，而信奉者反而愈多”，生动地描绘了服丹的盛况。
丹药无效，神仙不可求，早就是一个非常明白的问题。但是长生的欲望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冒险一试，此可谓不到黄河心不死。唐代这么多人，而且是皇帝王公、达官显贵，这就把服药的效果也显露于社会表面。跻身这个阶层的人，几乎都有韩愈那样的经历，反对丹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唐高宗时，道士叶法善反对炼丹，驱逐了方士。唐宪宗时，起居舍人裴潾上书，揭露那些方士都是些不轨之徒。他说金石之药，本就酷烈有毒，加上烧炼，火气入内，绝非五脏所能承受。唐穆宗时，有个不做官的读书人张皋上书，说药是治病的，无病不可吃药。孙思邈说过，凡药都性偏一面，即使有病，用药也要慎重。百姓尚且知此，何况贵为天子？先帝因服药而死，覆辙在前。现在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于进谏。只有他，生在穷乡僻壤，又不想做官，无求于皇上，加之多少知道一点应该尽忠的道理，希望自己的话对皇上有点帮助。后来，李德裕劝谏武宗无效，遂作《方士论》，揭露长生术的虚妄。他们的反对，说明朝野上下，反对丹药的已经不是少数个人的意见。
这些反对的声音，还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道教的本质。韩愈不仅反佛，而且反老，即道教。他揭露丹药之害，却并不把它归于道教害人；其他儒者，也不如此。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从事丹药者，多是那些不轨的方士，并不是道教为主。
和丹药同时兴盛，也同时遭到失败的，还有用于内修的服气术。
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行气，包括辟谷、存神、存思、守一、叩齿、咽液等，到唐代都逐渐合为一术，即服气术。《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说“服气本名胎息”。其要点不仅是要呼吸微细，如婴儿在母腹中，而且在理论上，不是像一般的呼吸那样呼吸外气，而是呼吸内气，这内气也就是元气。依南北朝以来的服气理论，则服元气化为元气，自己想显现时，就现出人形；想隐藏时，就化成云烟，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修炼。依该服气经所集《胎息口诀》，则胎息的过程如下：
行胎息者，要独处静室，不得让他人进入。正身端坐，左脚搭于右脚之上，宽松衣带，徐徐按摩全身肢节，然后两手握固，放在两腿之上，吐纳三五次。澄心静虑，排除杂念，徐徐摇动身体，让内脏舒展，再徐徐停止。鸣天鼓三十六通，叩齿咽液，使唾液满口。心里存想头戴朱雀，脚踏玄武，左肩有龙，右肩有虎。然后想两眉之间，进入一寸为明堂，进入二寸为洞房，进入三寸为丹田宫或泥丸宫，宫中有神人，长二寸，戴青冠，披红袍，执棕色笏板。其次存想中丹田，也有神人，穿红袍。其次存想下丹田，也有神人披红袍。其次存想五脏。从心开始，依次存想五脏六腑，并且存想它们都依自己所属的五行方位，而释放有关的五行之气。这五行之气，又与三丹田之气合为一气，从头顶冒出。气冒出后，即闪闪发光，光呈九色，上升可有三丈高，而自身即在其中。如此等等。
我们看到，存思、按摩、吐纳、导引、叩齿、咽液等内修术，在这里都统一于一个过程。
唐代的服气术批评此前的行气等术，认为以往要求闭口憋气的做法是错误的。《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秘要口诀》道：
世人或依古方，或受非道者，以闭数之，贵其息长，不亦谬乎！
时人服气，多闭口缩鼻，皆抑忍之，但须取息长，不知反损。
这部经还主张服气应像胎儿那样，以脐呼吸，“婴儿在腹中……以脐通气”，“久久行之，口鼻俱无喘息，如婴儿在胎，以脐通气，故谓之胎息矣”。（《延陵先生新集服气经·胎息口诀》）但是司马承祯所著《服气精义论》，则反对这种模拟婴儿呼吸的做法。他说：
若抑塞口鼻，拟习胎息，殊无此理也。口鼻气既不通，即畜损内脏，有何益哉？
他的《服气精义论》认为，安神静虑是服气法的关键：
凡饵内气者，用力寡而见功多，唯在安神静虑，不烦不扰，即气道通畅，关节开通，内含元和，终日不散，肤体润泽，手足汗出，长生之道，诀在此矣。
在这里，服气术事实上成了心灵的修养术。这些争论说明，各种内修术到唐代也在发生着变化，其变化的总方向，是心灵的修养。
服气术的变化，起因于该术在实践中的失败。吴筠首先站出来批评服气术的害处。其所著《宗玄先生文集·服气》篇道：
夫元气之术，上古以来，文墨不载，须得志人歃血立盟，方传口诀。只如上清禁诀，玉函隐书，百家诸子，诰传词文，乃至老君《秘旨》，内外《黄庭》，灼然不显不露；《五千真文》略述，只言玄牝门谓天地根，似显枝叶，本蒂深密。
每寻诸家气术，及见服气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
余生好道术，志在元和，每见道流，皆问无事，千说万别，互有多般。或食从子至午，或饮五牙之津，或吐故纳新，仰眠伸足，或餐日月，或闭所通，又加绝粒。以此寻之，死而最疾。何者？为攻内外，故速死也。
吴筠主张：“但莫止出入，自然之息……”（同上）既为自然，也就否定了此前的一切服气术。据吴筠所见，修习诸家气术，和实行服气的人，多则十年，少则五年，就送掉了性命。吴筠本人就是道士，所言当不假。
和炼服丹药一样，实行服气术的，也不都是道士，甚至也未必以道士为多。唐代后期，柳宗元写了一篇《与李睦州论服气书》。其中提到炼药服气的李某，就不是道士。信中说，李某服气以来，“貌加老而心少欢愉，不若前去年时”。姓吴的朋友去信劝告，详细讲了服气的危害，李某不听。于是柳宗元又写了这封信。柳宗元说，服气的害处，那位朋友讲得很透彻了，他不想重复。他只举例说，某甲想学琴，偶然得到一本书，也不知是谁写的，就照着练起来，自以为精通，出以示人，反遭耻笑。而李某学服气，和某甲学琴一样，不管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写的书，就信以为真。这哪里会有好结果？柳宗元说，亲戚朋友们都反对李某服气，都希望李某能心宽体胖，去建功立业；而不希望他弄得精瘦棒干，像个猴儿。柳宗元在信中还指出，有许多这样的人，诸事不管，跑到山里，一个个瘦猴一般，不仅不能长生，而且往往早死。即使不死，也不过像木石一样。这样的寿命，虽活犹死；只有像颜渊一样，虽然早死，却是永远不朽。
柳宗元对服气的批评，涉及世界观问题。但他的信中，也反映了当时服气者的状况。和服丹一样，服气，也有许多人实行，并且都损害健康，不仅早衰，甚至早死。
事实是最好的教师，会使人们逐渐清醒过来。长生方术在实践中的失败，使它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课题，决定着道教此后发展的方向。
三、隋唐方术的长生论
服药求长生，是服药治病的发展和延伸。依古代医学理论，药物可以治病，就是药物把自己的性质转移到了人的身上。比如人们发热上火，要吃凉药，就是认为药物会把凉的性质给人，使人不再发热。人们要服食黄金，就是要吸取黄金不败朽的性质。据考出于汉代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说：“草木药，埋之即朽，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直到唐代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都保留着这段话。也就是说，直到唐代，还有人认为，服食黄金，就是要吸收黄金不败朽的性质。所谓“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是对这种服食理论的精辟概括。服食丹砂，自然也是要吸收丹砂经烈火烧炼，不仅不败朽，反而发生奇妙变化的性质。这样的理论，在葛洪的时代，还未见有什么变化。葛洪坚定地相信，服食丹砂，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依葛洪说，最好的仙药是丹砂，其次是黄金，再次是白银。
但是后来，服食的理论发生了变化。不少丹书都指出，服食黄金、丹砂等，不是要吸收它不败朽或会变化的性质，而是因为它们自身有充足的元气、元精，或阴阳五行之精。《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
黄金者，日之精也，为金服之，通神轻身。
黄金者，太阳之正气，日之魂，象三魂也；白汞者，太阴之正气，月之魄，象七魄也。合而服之即不死。
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序》说：
丹砂者，太阳之至精，金火之正体也……是金火之精而结成形，含玄元澄正之真气也。此是还丹之基本，大药之根源。
类似的说法，充满在唐代的丹书之中：
龙者汞也，虎者银也。汞于砂中而受气，银于铅中而受气，二气各得天地之元气也。（《大丹记》）
水银者，五阳灵之神精，五神会符，合为一体，托胎于丹砂，位居南方……若得上品丹砂，不假烧合，便堪服饵，是自然之还丹也。（金陵子《龙虎还丹诀》）
抱真一之气，为八石之首者，朱砂也……抱太一之气，为五金之首者，铅也。（《大丹铅汞论》）
灵丹之源，禀乎真一之气。（《金丹真一论》）
丹砂，日月之华气，性命之根基，与内外元和，般载成形，饵之故长生不死。（《修炼大丹要旨》）
丹砂精魄，出自中华……天地至精元气，以日月天符，运动交媾……化为丹砂。（《通幽诀》）
汞者，五行之秀气，二仪之纯精……在物之灵，莫斯为最。（苏游《三品颐神保命神丹方·叙》）
依此推论下去，则人们服食黄金、丹砂，就不是吸收药物不败朽、会变化的性质，而是要吸收它们之中所含的元精、元气，或阴阳五行之精。依传统气论，则万物皆由元气所化，那么，元精或阴阳五行之精，归根到底，也是元气。
从吸收金丹不败朽的性质，转为吸收金丹中的元气以长生，或许是受了服气理论的影响，也当是服丹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周易参同契》就已指出，金丹服下以后，会像风雨云雾一样在体内散开，被人体吸收。这就是说，固体的黄金、丹砂变成了气，因而人从黄金、丹砂那里吸收的，归根到底还是气。问题是，这是什么气。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就生活在气中。但是，这阴阳五行、百物千事之气，是人生命的源泉，而生命也在和这些气的交往中走向死亡。这些气，不能使人不死。要寻找使人不死的气，只能求助于《老子》的思想。
《老子》说，道在万物之先，生育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始、母，而万物都要归根复命。因此，要得道，也就是要得到这个本、根、元、始。《老子》还认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主张复归于婴儿。婴儿再进一步复归，就是他由以出生的元气。起始的原点，复归的终点，都指向作为万物本源的元气。元气，被认为是造成生命的气。而前人已经多次说过，黄金、丹砂之类可使人不死，那么，它们也一定是含有较为丰富、较为充足的元气。因此，说黄金、丹砂含有元气，只能是理论推演的产物。这个理论，与《老子》哲学有关。
人们用元气来解释自然界的黄金、铅汞的性质，自然也会以此来解释还丹。《修炼大丹要旨》说：
还丹像人，四气足而生，亦如婴儿，乳育三年，大，元气足而成金丹。
《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载：
至紫金即是七返灵砂之金，而含积阳、真元之精气足矣……名曰紫金还丹。服之者，形神俱合，当日轻举。
由人工用多种药物冶炼产生的黄金叫做“药金”，这是一种外表似黄金的物质。而由人工冶炼产生的丹砂，则依炼制遍数多少，分别称九转或七转金丹。人们认为，他们和自然生成的黄金、丹砂一样，都含有充足的元气。
人们最初服用的黄金和丹砂，当是自然形成的黄金和丹砂。《神农本草经》和葛洪《抱朴子内篇》，都把丹砂、黄金，还有其他矿物药，比如白银、石英、雄黄、云母等，当做可使人成仙的上品药物。但是，在实践上，服食这些药物不仅不能使人长生，反而会使人丧命。于是，一些丹经开始指责自然黄金和丹砂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指出：
凡服金银，金银多毒。必须炼毒尽，乃可服之。（卷九）
人见《本草》，丹砂无毒，谓不伤人。不知水银出于丹砂，而有大毒。故《本草》云：水银是丹砂之魂，因丹而出。末既有毒，本岂无毒？（卷十三）
臣按：五金三汞九铅八石皆有毒。（卷三）
自然黄金有毒，需要经过烧炼；而药金本由人工烧炼而成，所以它被认为是无毒的：
石金性坚而热，有毒，作液而难成。忽有成者，如面糊，亦不堪服食，销人骨髓。药金若成，乃作金液，黄赤如水，服之冲天。如人饮酒注身体，散如风雨。此皆诸药之精，聚而为之。
药金服之，肌肤不坏，毛发不焦，而阴阳不易，鬼神不侵，故寿无穷也。（《张真人金石灵砂论》）
批评自然金有毒，主张服食药金，是古人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之后，取得的一点点认识上的进步。
服食金丹所遭到的失败，还使人们从另一角度去总结教训。于是发生了真伪之争，出现了真铅、真汞的概念。金陵子《龙虎还丹诀》道：
真铅者，取其矿石中烧出未曾炋抽伏治者，含其元气，为之真铅。
取上品丹砂，一色不染者，抽得水银转，更含内水内火气，为之真汞。
真铅、真汞最初当是对药物品质的要求，后来就成了真假之义。真铅、真汞概念的出现，对此后的炼丹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体从药金、还丹中所吸收的既然是元气，那么，炼制的过程就应当是使它们元气充足的过程。使元气充足，是使它返回万物的始点，自然也是自己的始点，因而“还丹”的意思，被说成是返本还元：
阴阳运转，气化为精，精化为朱，朱化为汞，汞化为金，金化为药，故号金砂，名曰大还。大还者，返归之义。（《修炼大丹要旨》）
万物以春夏发泄为黄芽，秋冬收敛同成熟，各归本色，反本味，不改旧容，尽名曰还。（还）丹之义，反本也。（《玉清内书》）
成仙就是使肉身化为元气，这样，炼丹的理论和成仙的理论，就统一起来了，即都是一个返本还原的过程。
以为金丹能使人长生，是由于其中含有充足的元气，把炼丹的过程解释为返本还原，使元气充足的过程，是唐代炼丹术的基本理论。
炼丹理论发生改变的同时，服气理论也在发生变化。《淮南子》说“食气者神明而寿”，当是从实践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后来，服气可使人长生的理论有了变化。河上公《老子注》说，万物之中都有元气，元气使身体和柔，所以能够长生。
古人认为，生命的存在，依赖于气的存在。断了气，人就死了。气，是生命存在的条件。因此，只要保证气的永存，就可长生不死。直到南北朝末期，这种见解仍然是服气的主要理论。《真诰》卷六《甄命授》说夫可久于其道者，养生也。常与人久游者，纳气也。气全则生存，然后能养至，养至则合真……
《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说：
《服气经》曰：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
这样的服气理论，是呼吸对于生命重要的延伸。古人不能明白保气的条件，以为纳气就可以保气长存。
隋代到唐初，服气理论发生了根本变化。《洞玄灵宝玄门大义》说：
服光化为光，服六气化为六气，游乎十方。服元气化为元气，与天地合体。服胎气返为婴儿，与道混合为一也。
这样的服气论，当是受“服金如金，服玉如玉”理论影响的结果。《道教义枢》也这么认为，文字也和这里类似。
唐代把各种内修术都归于服气一名之下，而服气又是服食元气，其目的是让身体变为元气，那么，服气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返本还原的过程。传为张果所作的《太上九要心印妙经》说道：
一者，精也。精乃元气之母，人之本也。在身为气，在骨为髓，在意为神，皆精之化也……精者，人之本也，是以圣人返其本而还其元，此乃返本还元之道也。
“返本还元”就是“返本还原”，元就是原。《太上老君元道真经》论述了服气的各种方式之后说：
此道归根复本，合于自然，故曰元道。
在该经看来，服气之道，就是复本还元之道。
把返本还元看做长生之道，其基础是老子哲学。出于南朝的《三天内解经》说：“老子教化，唯使守其根，固其本。人皆由道气而生，失道气则死。故使思真念道，坚固根本，不失其源，则可长生不死。”把服气也看做返本还元之道，就和炼服丹药的理论统一起来了，并为内丹术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