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老失势和儒术独尊
历史的进程和人生的旅程一样，依设想逐步前进的是极其罕见的，往往是一些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特别是重大事件，往往是促使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在汉代，促使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就是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
在贾谊看来，黄老无为之治的最大隐患就是上下尊卑的等级不分明，居下位者容易滋长犯上作乱的野心。在黄老之治如日中天，执政的元老旧臣又要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时候，贾谊的呼声只能被当做惹是生非的祸端。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当初的担心是正确的，要求改变黄老统治的意见在暗中酝酿。表现出来的事件，有辕固生和窦太后的直接冲突：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史记·儒林列传》）
在这次事件中，景帝显然偏袒辕固，至少是给予了极大同情。从上文所引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看来，景帝施行黄老术而不改变，不一定是出自本心。但是太后健在，他无法做出改变。
往上追溯，孝文帝是否是心甘情愿地实行黄老术，也可加以讨论。刘邦统一天下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道刘邦厌恶这种无礼行为，遂向刘邦建议制礼。礼成，“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汉文帝也是皇帝，他怎会不愿使上下有序，尊卑有礼？他对贾谊的破格提拔，就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但是，他是被人拥戴才做了皇帝的。而在他从代地入京之前，拥戴他的臣子就先废杀了吕后所立的少帝。也就是说，如果他违背这些臣子的意愿，其后果也令人担忧。他的无为，其实质首先是因循旧章，对内对外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匈奴，实行和亲；吴王托病不朝，他赐以几杖；甚至张武等人受贿，他反而赐以金钱，让张等自愧。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给有罪者以处罚。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从历史进程来说，汉初行黄老是一种必然，但从皇帝个人来讲，则未必没有被迫的成分。
汉武帝即位伊始（前141），即下令罢除那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依司马迁所述，申子、韩非都是归本黄老的人物。同时，“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汉书·武帝本纪》）立明堂是儒教提倡的致太平的重要措施，鲁申公则是以治《诗经》闻名的鲁国儒者。第二年，丞相、太尉等因为要兴儒术遭到太皇太后的严厉打压。第五年，汉武帝又置五经博士，开始了兴儒术运动。第六年，太皇太后死。次年，汉武帝立即下令郡国举孝廉。于是公孙弘、董仲舒等一批儒者得以脱颖而出。而经过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他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策。
秦建国，虽然不用儒术，但许多儒生还可做国家的博士以备顾问。秦始皇坑儒四百六十人，说明当初有这四百六十位儒者在秦朝朝廷做官。而坑儒以后，儒者并没有从秦朝朝廷上绝迹。“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史记·叔孙通传》）据此，二世时至少还有三十多名儒生为秦朝博士等，被称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就是这三十余人之一。
叔孙通降汉以后，“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后来因为要制礼，“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礼成，高帝大悦。“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史记·叔孙通传》）这百余名儒生都在汉朝朝廷上谋得了职位。
据司马迁所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到了秦朝，贬绌儒术，“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这种传统，一直没有间断：“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叔孙通制礼，可以从鲁国征得三十余名儒者。汉朝建立以后，儒者们的事业有所恢复和发展：“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汉文帝时，曾经任用了一些儒生做官：“孝文时颇征用。”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据此，则所谓景帝不任儒者，只是不用儒者为官，而儒者仍然作为博士待问。那下圈刺豕的辕固生当是这样的博士之一。这些儒者，对以后独尊儒术政策的顺利施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武帝即位之初，首倡复兴儒术而被太皇太后逼迫自杀的王臧、赵绾，都是鲁国《诗经》专家申公的弟子。
治国需要讲仁义礼智，黄老术也承认这一点。但懂得仁义礼智的，主要是儒生。所谓仁义礼智，实际上就是当时获得共识的由黄帝开始创立的一整套治国之道。然而老子却几乎只能讲清静无为。至于建设国家的各种制度、礼仪、法令，老子既然贬斥它们，自然也就不会对它们有所研究。然而这是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是治国绝对需要的。而懂得它们的多数是儒生，国家要用这套法令制度，几乎只能起用儒生。随着国家对它们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独尊儒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黄老统治时期，治国需要仁义，而黄老学者又少有人懂，所以用儒者为博士以备顾问是在所难免。但儒术获得尊崇以后，儒者却不必向黄老学者请教，于是宣布儒术独尊，百家言一律罢除。这样一来，朝廷上就没有了黄老学者的立足之地。这一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它将使我们明白，此后黄老学者要求恢复黄老之治，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了。
二、独尊儒术以后的宗教意识
独尊儒术以后，国家所选中的师就不再是老子，而是孔子了。后来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其始点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从那开始，传统宗教和儒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儒教，黄老道教被挤出了政治舞台，成为在野的宗教。当然，至今为止，承认儒学是教的人，在国内还为数甚少。我们这里也不对儒教是教做什么论证和争论，只讲一些与道教有关的历史事实，以帮助读者了解道教在此后的发展。
可以说是在黄老统治的后期，黄老学者就感到对传统宗教有改革的必要，比如《淮南子》中讲了天上五帝，同时又以紫微宫为太一的居所，这显然是把太一当成最高上帝。但是，黄老没来得及实行自己的宗教改革计划就被撵下了台，改革的任务就留给了儒教。汉武帝即位以后，在宗教方面最重大的举措，首先是把太一尊为至上神：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史记·封禅书》）
依照谬忌的建议，汉武帝命人在长安东南郊建起了太一祭坛。此后又在甘泉宫建立了太一祭坛：
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泰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史记·封禅书》）
这样，太一神就成了国家的至上神。黄帝等五帝，则成了太一的辅佐。
大约就在武帝祭祀太一神之后，人们给天上的五帝也重新起了名号。据颜师古《汉书注》的记载，这五帝分别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或者是苍帝灵府、赤帝文祖、白帝显纪、黑帝玄矩、黄帝神斗。后来，前一套神名成为天上五帝的正式名称。
改变天上五帝的名称，表示人们不再承认这五帝原是上古的君主。这是汉代上帝观变化的第一步。西汉末王莽执政，改革祭祀制度，有条件地接受了变化后的上帝观。经王莽改革后的五帝分别称为：中央帝，黄灵后土；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南方帝，炎帝赤灵祝融；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在五帝名称后加上“灵”字，表明此时人们心中的上帝是个纯精神性的存在，从而把它和人世君主明确区别。特别是中央帝，干脆连“黄帝”之名也加以回避，以表明这是和上古君主无关的、纯灵的存在。
王莽此次改革祭祀，太一神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汉书·祭祀志》载：
莽又奏言：……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9]，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
到刘秀称帝时，祭天时仅称上帝为“皇天上帝”，与太一神也彻底脱离了关系。“皇天上帝”一名出于《尚书·召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从此以后，儒教就严格按照儒经来为上帝定名了。从三国到南北朝，儒教的上帝名称又经过许多曲折，到南北朝末年，依晋代据《周礼》所定，称“昊天上帝”，隋唐宋元都因袭不变，直到明代嘉靖改礼，才又将上帝名称改为“皇天上帝”，被清代沿袭。这是后话了。
王莽时代，有一幅《紫阁图》，上面写着“太一、黄帝皆仙上天”（《汉书·王莽传》），把太一神也当做成仙上天的人。王莽自己对此也崇信不疑。这说明，当时还是两种上帝观念的交替时期。
从武帝到王莽，其间还有两次大的祭祀改革。其一是丞相匡衡把祭天神坛从远离京城的雍地迁到京城南郊，确定了儒教的南郊祭天制度。《汉书·郊祀志》载：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瘞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
但当时祭天要到甘泉宫，祭后土要到汾阴，既不合古制，又劳民伤财。他建议，将甘泉宫的泰一祠、汾阴的后土祠分别迁到长安城的南北郊。
这是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汉成帝表示同意，但大司马许嘉等八人表示反对，以为应如旧制。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八人支持丞相，改革的建议获得通过。在把天地祭坛迁往京城南北郊的同时，将长安城中683所神祠中不合礼制的475所全部废除；雍地203所神祠，也只保留15所，同时废除从汉初以来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所建的不合礼制的神祠：
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太一、三一、黄帝、冥羊……及孝宣……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
连汉武帝立的神坛都被认为不合礼制，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就更不在话下了。黄老时代的国家祭祀被消除了，儒教开始严格按儒经建立自己的祭祀系统。
这样重大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其间经过了多次波折，到王莽时确定了下来，并被刘秀的东汉政权所继承，南北郊祭祀制度遂成为儒教最重要的祭祀。
另一项重大的宗教改革是整顿宗庙。汉初刘邦的父亲死后，不仅在京城建庙祭祀，还命令各诸侯国立庙。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死后也都照此办理，甚至他们生前到过的郡县也须立庙祭祀，到汉元帝时，全国的宗庙共有176所。后妃陵旁寝殿30所。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陵旁便殿，每年祭祀次数24455次，用卫士45129人，庙祝及乐舞者12147人，饲养牛羊的兵士还不在其数。如果加上数倍于宗庙的天地神坛及其他神祠，则全国每年用于祭祀的人数约有二三十万之众。这对于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万的国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汉元帝时，贡禹就建议改革；此后韦玄成追随贡禹，主张废除各诸侯国和各郡县的宗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到王莽执政时，终于按儒经所载礼制“天子七庙”，把宗庙制度确定下来。
此外就是祭祀先圣先师的制度。据《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又说：“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礼记》乃戴圣所辑，其祭先师制度是据《周礼》祭祀乐祖的引申，还是从古就有的制度，尚无可查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尚不见有学校中祭祀先师的记载。儒教的祭祀制度，还有待完善。虽然刘邦做皇帝后就曾以太牢祭祀孔子，但那是个人对先贤的敬意，还不是国家的制度。
因为汉成帝没有儿子，《尚书》和《谷梁春秋》专家梅福上言，请求国家祭祀孔子：
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汉书·梅福传》）
依据梅福的建议，孔子说过自己是殷人后代，所以可把孔子封为汤的后人，以继承商朝的祭祀。
梅福突然有一天抛妻弃子，到了九江，据说成了神仙。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他本来是一位儒者，并且经他建议，儒教国家才开始把孔子祭祀列入国家祀典。
不过依据这样的祀典，孔子个人是得到了尊崇，但尊崇的还不是先圣先师，而是殷人之后中有功德者。直到东汉后期才规定，把孔子列为国家单独的祭祀系统，其规格和社稷相同。然而，梅福的建议和汉成帝的决策，毕竟是国家祭孔的第一步。
独尊儒术以后国家的宗教状况，或从正面，或从反面，都对失势以后的黄老道教发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