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论文集是一个总题为“文化与社会转型”多年项目的又一成果，旨在探讨如何根据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动，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事实，从理论的角度认识文化与社会转型间的关系，转型的性质和动力，特别是实现转型的机制和未来走向。
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出发，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可以作不同的概括。不少人把它概括成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封闭到开放、空想到务实、专制到放权、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有人把它概括成理想主义到享乐主义、集体本位到个人本位、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蜕变。不管怎么概括，一致公认的事实是，三十年来大变动的起点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
文革十分复杂，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对苏共全民国家全民党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为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视党内特权阶层使之演变为新型的压迫剥削社会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造反有理’则为群众参与政治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使之成为遏制党内权力精英蜕化为新的压迫剥削集团的重要机制。
就其消极方面而言，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政策分歧和社会上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是在尊重人权民权的基础上，按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程序，通过协商讨论来解决，而是持续地大范围地动用群众暴力和国家暴力，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以致伤人太多，使一个本来合理的富有洞见的政治纲领，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失去了合法性。文革动乱，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最极端形式，其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各阶层的全面伤害，使得‘政治运动’这一维持原有权力体制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人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彻底垮了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得到全民拥护，说明人心思变，要从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重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到底怎么变、变化的社会内容应当是什么，却主要取决于政治动员和领导权形成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话语斗争，不存在宿命的必然。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话语斗争直接表现在改革的方向。在讨论社会类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建构社会主导结构的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精英党或市场力量），而把文化仅仅看作是表达性的伴随现象。在观察社会转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工农，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或者财富阶层）。可是实际上，任何社会力量，没有文化提供的意义结构做中介，就不可能把自己动员和组织起来，不可能使自己的期望、理想和纲领得到确切的表述，因而也就不可能发挥创造时代、转变社会的历史功能。任何社会转型，没有大多数人（人民）的参与，不可能成功。可是人民中不同人群的要求和期望，不可能相同。民主革命时的农民要土地，党要执政，资本家要发财。文革时的造反派，文革后的改革派，或当前的自由派、反思派内部，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没有一种文化上的整合和表述，把种种异质的要求和期望，纳入一种表面上同质的纲领（如社会主义或现代化），形成一种霸权话语，就不可能动员群众，形成大多数，实现社会转型。这里，文化表述，实际上是取得社会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转型不可能实现；要理解转型，就必须专注于主导话语的形成和演变。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话语形成于对外开放以后的话语导向中。在国际霸权话语（基于人性自私和个人本位的伦理-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义，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别无选择”］，文化领域中的消费享乐主义）的支持下，通过“社会主义彻底失败”、“计划经济行不通”、“国企低效”、“”等历史判断，，通过对人权、理性、效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概念的垄断解读和反复灌输，对集体主义、阶级斗争、平等、解放、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的禁用、压制或曲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社会主义被作为乌托邦经由“中国特色的”等修饰语而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现代化被视为实现人性的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核心、以全球接轨为取向的新的话语导向。在这个话语的引导下，中国被迅速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斗争。
二
本文集作者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伯特？卫德教授专门讨论全球资本主义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即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性重组的问题，为中国当下面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不得不让人清醒的全球背景。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格言：“只有当狮子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狩猎的历史才会以狮子的视角书写”。这是他在分析了2008年发生的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的历史原因、现存问题、和后续问题以后，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指出如果要“从根本上减轻发展中国家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变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必须提出新的发展模式，而不只是接受世界银行和IMF提供的现成的成功经验”。●1◆
类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忠告其实早已存在，但是，他此次忠告的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遭遇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危机。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体制”遭遇如此危机，现有的“国际体制”却拒绝真正的改革，在粉饰性的改革以后，会在原有的理念和逻辑上继续运转下去。按照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制度安排，这样的“经济复苏”从根本上说对发展中国家不会有利。此时此刻的中国则早已通过“市场改革”把自己放进了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制度安排中去。卫德教授在文章里分析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模式中不断遭遇的“繁荣-萧条”周期，在这一次危机里直接表现在中国在短时间内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以及日益加深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与之相连的文化、理念、和人心的危机。事实上这一切已经成为“繁荣-萧条”逻辑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媒体表示中国已率先走出经济危机，但是，表面的繁荣完全不意味着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已被解决，甚至也许恰恰相反。
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提出怎样的新发展模式呢？事实上，在中国这也早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对此的争论以及思考的视角大都仍然被经验和认识的程度（或者立场）所局限，有待于在理念和意识上加以清理，以求更清醒的认识和理念自觉。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不但暴露了很多有识之士多年来警告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诸多弊端，而且也直接显露出这一制度安排与理念支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要提出新的或者不同的发展模式，“狮子们”所需要的“自己的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明白自身与这一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透过自己的视角厘清这一关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支撑它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渊源。
如上所述，中国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动力。在人心思改革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的话语迅速成为文革后的政治正确话语，引导人们从“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政治化向“去革命化的”日常生活转变。进入国人视线的西方，不再被指称为“资本主义”，而是相对落后了的中国而言的“先进”或者“发展了”的国家，是以西方经典为代表的西方精英文化，和更具冲击力的以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伴随着后者的影像和具像(visual)特征的是强烈的物质诱惑，以及诱惑背后的价值判断：物质先进等同价值先进。如此“现代”的西方世界，催生了20世纪末中国人对“现代化”物质想象，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话语更是增添了满怀天真遐想急于跑步进入“全球化”的欲望。浑然不知的却是“现代化”话语遮蔽了的根本问题：中国急于加入的“国际社会”性质为何？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恰恰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上的，新一轮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和制度安排，在“自由”和“市场”的名义下得以强化的过程的开始。也就是说，在逐渐“去革命化”的现代化想象中，中国从精英到民众共同想象着的“现代化”，遭遇的恰恰是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新保守/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加以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里的关键词，三十年来也早已成了“常识性”的字眼：“改革开放”就是走现代化道路。“开放”的反义词是“闭关自守”。文革一结束，中国精英就“自我批评”，说中国又犯了19世纪的闭关自守和夜郎自大的毛病，所以不仅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开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开放”的含义其实从来都有特定指向：面对“西方”，面对欧美。这一指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话语中被重新恢复，看似中性的“开放”，无疑特指面向西方：将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成功后的错误和未能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完全与封建传统相提并论，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便只有“告别革命”，与西方接轨。“走向蔚蓝色”的话语蔽障掉的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性，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交往，包括毛泽东时代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交往的事实和理念，等等。延顺这一内在逻辑，90年代的“市场改革”便名正言顺地通过与名为“国际”实为“西方”以及由其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接轨”，在经济上加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其中一份子。
从“现代化”、“改革开放”、“走向蔚蓝色”、“与国际接轨”等看似无香无臭的字眼里，可以感觉到很多中国精英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安排，跟洋务运动时期的精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开始都很天真。
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毕竟经历过了洋务运动时期不曾有过的革命历史变革和历史体认，有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认识、和思想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确实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裕起来，那么，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接轨”后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以惊人速度形成的贫富悬殊，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直接体验，认识，和问题意识。也许恰恰正是这样的现实，给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资本主义，反思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契机。如何面对和认识这一契机是问题的关键。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要讨论面对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逻辑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上带来的问题，要认清中国与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关系，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就必须面对政治话语中这样一个悖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尽管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得以成功，在革命的话语中始终涵盖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在建立了独立自主地民族国家后，建设社会主义。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去革命化”思潮，革命的话语和理念被边缘化，被质疑，最终被以告别革命为目标的“新启蒙”现代话语所取代。与此同时，中国在现代化的话语支撑下，经过“市场改革”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加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也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深刻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基于切身的体会，部分中国人又一次“梦醒”，开始对“现代化”话语所遮蔽的正在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和讨论，质疑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理念与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资源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有了其作为批判和分析话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并非是要“走老路”，而是为了如同卫德教授所说，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念，从而不让中国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中转站，若干年后面临更大，更深刻，更危险的社会矛盾。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