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运动，现代主义席卷全球。然而，反抗和批判的效果如何？显而易见，美学的震惊形成的冲击波肯定曾经使资产阶级深感不适。现代主义抛出如此颓废的“个人”形象与驰骋于市场的大亨、经理或者董事长相差太远了。尽管如此，事情很快有了转机。现代主义文学逐渐被核准为经典，继而荣升学院讲坛与美术馆的座上宾。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完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现代主义的傲慢和冲动，并且使之变成价格不菲的商品。许多批评家对于西方文化之中现代主义的命运无比失望，似乎到了开启后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时候了。
七
时过境迁，尽管现代主义逐渐成为陈迹，但是，阐释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仍然给许多理论家带来了灵感——尤其是分解多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例如，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如同资产阶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矛盾地并存，“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明，这个空间的现代性类型还会增加。这个悖论式的概念来自汪晖的重磅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众多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一方面质疑资产阶级现代性，另一方面追求中国版的现代性。这注定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42◆这么说并不夸张：这种观点成了20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导火索。
总结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时候，汪晖考察了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三者均对现代化的目标表示赞同，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远未取得共识。汪晖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感到不满的是，“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正在丧失。这种启蒙话语无法在“现代性危机”的意义上持续地批判资本主义市场，揭示全球垄断关系的形成，并且严肃地评估“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和中国革命隐含的合理初衷。●43◆
开阔的历史视域、涉及的问题数量和观点的尖锐性，这些都是争议久久无法平息的原因。汪晖反复强调，必须抛弃传统/现代这种纵向的线性历史图景——必须在横向的现代性结构框架之中分析多种现代性的冲突。因此，他明确地反对将“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内部派生的专制主义叙述为“传统的和封建主义的历史遗存”。这种“隐喻”显然将革命置于现代性结构之外，形同没落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44◆退缩到僵化的封建主义躯壳里面盲目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如此没有生命力的革命走不了多远。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曾经彻底地涤荡市场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这是由现代性内部演变出来的先锋意识——资产阶级现代性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迟早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
可以预料，这必定是一个分歧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学说终于成为共产党的纲领，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可能提出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农民革命的思想观念以及动员、组织方式，夺取政权之后的各种口号、仪式和行政权力的分配机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与领袖崇拜，封建主义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如果封建主义成分占有的比重达到相当的程度，革命的现代性质必然受损。然而，这仅仅是争论的一个方面。我更为关注的毋宁是，“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是否也可能隐藏了某些重大的盲点——即使是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之内？汪晖已经提到了“反现代”实践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轻视形式化法律，推重绝对平等，剥夺个人政治自主权等等，尽管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的深刻原因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45◆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并非偶然的技术失误。重返文学领域，当“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纲领时，这些问题必将因为具体化而充分暴露出来。
迄今为止，唐小兵和李杨可以视为这种文学史叙述范式的代表人物，尽管还有一些批评家持有相似的观点。李杨自述《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主旨的《跋》即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意义”为题，●46◆唐小兵在《再解读》的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之中将延安的大众文艺形容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唐小兵的现代性空间共时地包含了“通俗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艺”。三者之间，大众文艺的“反现代”性质在于摒弃通俗文学的市场逻辑和现代主义的个人化政治。●47◆这种想象力图提供解读和阐释的另一个支点。由于这个命题的肯定，启蒙话语“重写文学史”之中遭受贬抑的一批作品恢复了名誉——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暴风骤雨》、《创业史》乃至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然而，许多人首先感到不适的是，这个新颖概念主持的文本解读会不会游离于文本的生产环境，尤其是掩盖了文本所依附的文化体制拥有何种权力等级？唐小兵曾经引用了诗人严辰的描述论证延安当时的氛围：脱离革命大众集体的作品必将遭到严厉谴责；●48◆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贸然非议一部“革命样板戏”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反现代’的‘现代’意义”如何评价这种文学史奇观？然而，我宁回避如此尖锐的交锋而将话题修改得温和一些：如果没有权力机制的护佑，这个命题的褒奖又能多大程度地保证这些作品顽强地踞守于经典名单之中，迄今仍然赢得了再三的关注？这些作品会不会太简单了——尤其是在现代主义业已揭示了如此复杂的人物内心之后？
重提现代主义的意图决不是将这种文学派别标榜为十全十美。正如许多批评家意识到的那样，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斑斓的内心，膨胀的感觉，孤独和怀疑，无奈和荒谬，种种印象重重叠叠，心理主义的本质化极大地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人们找不到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后继范畴——例如阶级，民族，社会制度或者历史。这是现代主义的软肋。很难想象，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如何与坚固的制度体系抗衡。相对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是现实主义的擅长——恩格斯曾经因此而屡屡称道现实主义。然而，如果仅仅剩下了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将人物塞入阶级、民族或者社会制度事先设计好的槽模，这肯定曲解了现实主义。“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似乎有意为之。唐小兵援引周扬的话说，大众文艺情愿放弃“复杂性格心理的描写，琐细情节的描写”。●49◆总之，革命、集体和一览无余的形式即是“反现代的现代先锋”的注脚。革命是阶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事情，个人无足轻重。蔑视感受、蔑视细节、蔑视心理毋宁说蔑视个人的独特性。因此，弗·詹明信的观感并不奇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只有“我们”而没有“我”，一切都是所谓的“民族寓言”。●50◆
这意味了个人的再度消失——在文学之中消失。这是革命必须偿付的代价吗？或许，事实展示了相反的另一面。按照娜塔丽？萨洛特的形容，现代主义的人物具有“稠液”般的心理。人们惊讶地从中发现，强大的压抑体系已经密集地织入日常的每一瞬间，沉淀于感觉末梢。如果不是将经济决定论夸张到极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非一切压抑均溯源于生产方式。因此，真正的解放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革命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终结。解放如何抵达全部生活细节，个人是极为重要的衡量单位。这时，个人主义的意义终于纳入了革命的视域。人们甚至可以估计这种复杂的状况：即使在不平等的制度之中，个人的某些局部反抗仍然有效——某种“嵌入式”的反抗。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不可能提供反抗的标准答案。现代主义告知普遍地存在一个被压抑的“自我”，这个意图成功了；现代主义试图讲述“自我”的本质，这个设想失败了。现代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介入现代性结构框架内部的复杂对话：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者“反现代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尽管每一种观念都拥有自己的理论谱系，但是，我仍然怀疑，“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还有足够的活力。我宁可期待复杂的对话产生某种新型的可能。社会话语体系是否可能重组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启动某种“广谱”的批判？如果理论包含了幻想的权利，现在或许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