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1、何谓“底层文学”？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
“底层文学”主要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跟它相对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文学：“纯文学”、“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或“商业文学”。在当前的各种文学形态中，如果说“主旋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通俗、商业作品是一种市场的文学，“纯文学”是一种中上层精英的文学，那么“底层文学”则是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新兴起来的底层文学与这三种文学是不一样的，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文学界也是由意识形态、市场、精英的力量控制着，“底层文学”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底层并不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个体的民众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无力的状态，但从总体上来说，正是“底层”这一群体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将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而并不像某些精英所想象的那样，底层是社会发展中的累赘，是可以牺牲、可以抛弃、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底层叙事”的作用在于，它不仅要打破意识形态、市场、精英在文学上的垄断，讲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而且要以文学的变革为先导，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真正体现出底层的利益与力量，从而改变现实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试着总结一下“底层文学”的概念或内涵：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与整个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相似状态，但是它的发展的势头比较好。
在这里，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是“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关系。“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创作主体有很大的不同，“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都是知识分子或专业作家，如曹征路、王祥夫、刘继明、陈应松、胡学文、罗伟章等，他们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则是从打工者中涌现出来的，如郑小琼、浪淘沙、王十月、于怀岸、徐东、叶耳等。“打工文学”引起广泛的重视也在2004年，这与“底层文学”大体是同步的，我们可以将“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看作是在新世纪崛起的两个思潮，或者说是“重视底层”这一文艺思潮的不同侧面。在我看来，广义的“底层文学”应该包括所有作家关注并描写“底层”的作品，也包括我们所说的“打工文学”，而狭义的“底层文学”则是以知识分子与专业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虽然在创作主体上有所不同，但却是同一种潮流的产物，他们之间是可以互补的，如果能将他们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有可能建设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底层文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文艺界总体转向在文学界的一种反映，重视“底层”在其他艺术领域也有表现：在电影界，伴随着“新纪录运动”的展开，以及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也拍摄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铁西区》、杜海滨《铁路沿线》等纪录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李杨的《盲井》等故事片；在戏剧领域，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突破了小剧场的局限，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与反响；在电视剧领域，《民工》热播，《星火》甚至创造了中央电视台近十年来最高的收视率，达到了12.9℅；而在流行音乐界，也出现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实践。对“底层”的关注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现象，已构成了一种文艺思潮，值得我们关注，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底层文学”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等，孙立平教授指出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破裂，改革的动力机制已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某些人的个人利益所扭曲。因而要重建“改革”的共识，需要凝聚普通人的认同与支持，从“三农问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刮起，都在提醒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数“精英”还是要依靠大多数底层民众，是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还是要贴近中国现实，是要走一条依附性的道路，还是要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思想界，从1998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以来，在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近两年以“国学热”为标志，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风起云涌。这些争论与文化现象，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如何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当作“滴漏效应”的受益者，还是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保守主义”如果仍坚持封建式的等级秩序，仍只停留在“复古”的臆想中，那么必定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作为；“自由主义”现在几乎构成了知识界的“常识”与无意识，但他们所代表的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与“民主”因而值得反思；而对于“新左派”来说，如何总结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如何将新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但他们将自己的思考与“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则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具体到文学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就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这一潮流的特征主要有：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而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这一思潮对反拨此前文学的弊端具有历史性作用，对文学作品整体艺术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思潮发展到后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形式探索只成为了一种貌似先锋的姿态，向西方学习也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2001年，文学界开始“反思纯文学”，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研究、理论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话题，而“底层文学”的兴起，则是创作界反思“纯文学”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展开。
新世纪以来，最好的作品都是关于底层的，“底层文学”不仅创造出了优秀的作品，而且其代表性作家都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杰出成就，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底层文学”也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小说”，那么近两年已突破了这一模式。现在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这是一种深化，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另一个是有作家开始以底层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以前引起关注的“底层文学”都是中短篇，长篇的出现说明作家不单是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而力图在总体上呈现对底层、社会、时代的看法，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底层文学”不断深化的一个表现。
2、“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底层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有曹征路、王祥夫、刘继明、陈应松、胡学文、罗伟章等，我们对他们的主要作品与思想、艺术风格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曹征路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那儿》、《霓虹》、《豆选事件》及长篇小说《问苍茫》。
《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有矛盾，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这个小说不但是2004年《当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霓虹》可视为《那儿》的姊妹篇，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育的力量。《豆选事件》则将笔触伸到了当代农村的政治生活，在对一场选举的描述中揭示了各方力量的角逐，展示了艰难中新生的希望。《问苍茫》以深圳的一个村子和一个台资企业为重点，以数次劳资纠纷与罢工为线索展开叙述。小说涉及到了多个阶层、多种人物、多重事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与人际关系中，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感受，揭示出社会问题与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以及他对当前中国出路的思考。曹征路的小说，擅长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权力关系，并对被压迫者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动人的感染力，在他最优秀的小说《那儿》、《霓虹》中，他还能捕捉到小说人物中朴素的阶级意识，并以之作为反抗不合理现实秩序的思想利器，这使他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有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的作家。不过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存在情节冗长、语言粗糙等现象。
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行走在土里的鱼》、《像水一样柔软》、《向阳坡》、《虬枝引》等，也是“底层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命案高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村妇尹小梅因一件小事被抓到乡政府，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她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和八万块钱的赔款，而村里的“混混”吴响因曾觊觎尹小梅、并对她被抓负有一定责任而感到内疚，反倒一个人去追寻她死亡的真相；小说以吴响追寻真相的过程为线索，呈现出了乡村社会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态。在《淋湿的翅膀》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艾叶展开的乡村故事，她与马新、杜智两个“男友”的关系，她与妈妈赵美红的关系，她与女友小如的故事，以及村长莫四、独眼婆的故事等，这些人物组成了艾叶的生活世界，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各自的故事也是独立的，但又通过艾叶扭结在一起，小说正是在这样网状的社会关系中描述了艾叶的“存在”，刻画出了这个农村少女的内心世界，也通过艾叶折射出了不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胡学文的小说世界中，底层并非是简单的，而呈现出了纷纭复杂的状况，这里有自身的内在的逻辑，或者为别人所无法体会的微妙之处，这自成一个“小世界”，对这些逻辑与细节的捕捉，体现出了胡学文独到的观察与思考。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小人物”，但具有一种执拗、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种为了一个目标虽九死而不悔的气质，这些处于“底层”的平民百姓，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上都处于贫瘠的状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才活出了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