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柴荣只能将一部分义军招纳进官军，更多的义军则继续进行斗争。显德初（公元954—956年），卫州（今河南汲县）、赵州（今河北赵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和馅州（今河北永年）等地之间，有许多逃亡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没，伺间椎剽，吏捕之，辄遁去，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卫州谰史郭进根据逃亡者的上述活动特点，“因设计发擿之”，将他们瓦解。活跃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南）灌莽萑蒲之中的义军，也被刺史任汉权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用严令和收买义军叛徒相结合的手腕镇压。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彰武留侯李彦颧，“性贪虐，部民与羌胡作乱，攻之”，柴荣被迫将其召还朝廷，以息民愤。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献所谓“止盗”术：“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他还以新郑乡村组织地主武装，并用连坐法镇压农民反抗的事例，“请令他县皆效之”，得到柴荣的赞赏，也反映了当时还有不少义军。
§§§第二节五代十国社会矛盾和农民反抗斗争
与五代大约同时，先后在南部中国建立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亦称荆南），以及山西的北汉，史称十国。
十国时期，尽管诸国林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各国之间并非闭关自守，互相隔绝，而是经济交流，与北部中国中原王朝的商业贸易也相当密切。由于十国创建者大多在本国采取一系列招抚流亡、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减轻赋役、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推行保境息民政策等措施，社会比较安定，战乱比五代少。此外，黄巢大起义时，一大批北方农民徙至南方。此后，为逃避军阀混战和契丹统治者的杀掠，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南方，他们不仅给这里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而使唐中期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江南一带的社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吴越、吴、南唐和闽等国，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为显著。因此，农民起义除在个别国家较多外，其余各国农民起义较少。但是，至创建者执政后期，他们骄奢淫佚起来，尤其是他们的继位者则更加荒淫腐朽，为满足其无底欲壑，横征暴敛，刑法苛酷，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成风，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反抗斗争日益增多。
（一）前蜀（公元907—925年）
前蜀创建者王建（公元847—918年），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乡里称其为“贼王八”。唐木应募从军，从讨王仙芝有功，擢为忠武军八都校之一。唐僖宗逃往蜀中时，王建为随驾五都之一，被大宦官田令孜看中，收为养子，官拜壁州刺史。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王建攻占成都，为西川节度使，逐渐击败陈敬琐等蜀中大小军阀，尽有两川之地。天复三年（公元p03年），被封为蜀王。朱全忠以后梁代唐，王建也称帝于成都，史称前蜀。前蜀辖有今四川、鄂西、陕南及甘肃东南地区，僻处西南一隅，受中原战乱波及较少，土肥物丰。王建又实施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政治经挤措施，故前蜀经济发展，社会比较安定。但是，由于王建在争夺两川过程中，征战多年，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建前蜀后，尤其是他晚年，信用宦官，贪恋女色，猜忌文臣武将，诸子又争权夺利，朝政日趋腐败。因此，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争夺地盘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轭，义军群起，“多据州县”。武成元年（公元908年）正月，王建发布大赦，命“挟藏军器，亡命山泽”的农民起义军，百日之内向官府自首，否则“复罪如初”。永平三年（公元912年）四月，董琢发动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羌族起义，后被王建派遣的保銮军使赵绰镇压。天汉元年（公元917年），戎州（今四川宜宾北）蛮胡连等起义。
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王初继位后，沉溺酒色，宠信宦官，不理朝政，“衣朱紫音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蜀都表面上繁华，边庭无烽火之警，实际上国内却有“腹心之疾”，“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农民起义军“成群”。乾德四年（公元922年）五月至九月，天旱，“林木皆枯，千里赤地”，农民实在活不下去，在许多地方掀起反抗浪潮。渠州（今四川渠县）渠江人杜处齐，聚集逃亡者，占据巴王城，后被梁州都指挥使、知州事潘在迎击败。鸡子槽义军，败于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义军领袖李茂章被俘杀。
（二）后蜀（公元926—955年）
后蜀创建者孟知祥（公元874—934年），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冈人，李克用侄女婿。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九月，后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率军攻打前蜀。王衍无防御准备，不少地方长吏望风归降，痛恨其腐朽统治的蜀人欢迎后唐军，故后唐击前蜀，犹如摧枯拉朽，“自出师至降（王）衍，凡七十五日”。
两川新定，农民起义军群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怕撤军后义军更盛，命其将任圜、张筠分别率兵招讨。至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三月，蜀中义军犹在活动，“烧劫镇戍”，地主豪绅十分惊恐。万州（今四川达县）杜景温率领的义军，“劫东乡豪，杀县令牟孟”，焚烧地主豪绅的宅舍。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一方面择廉吏，宽法令，除横赋，安抚流民，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和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枯指挥使石处温等，将兵分谴义军。张业用五家为小保，五十家为大保的连坐法，隔绝义军与农民的联系，将义军镇压。
应顺元年（公元934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于成都，建元明德，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其执政前期，以王衍亡国为戒，颇勤政事，纳谏，节俭，重农，轻刑，朝政尚好。及至后期，“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风县）等州民，“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请后周世宗发兵解民倒悬之苦。广政十九年（公元956年），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僚民起义，为弓箭库使赵季文镇压。翌年，昌州（今四川大足）僚民起义，杀巡检使赵汉琼等，左界巡检使申彦瑭将其击败。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前后，雅州（今四川雅安）夷民张忠乐率义军数千攻占州城，杀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曹光实亲属，曹光实勾结宋将王全斌夺回州城。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正月，宋灭后蜀，王全斌等专杀降卒，擅开公帑，广纳货财，“竞取民家玉帛子女”，引起蜀民极大不满，纷起抗争，义军遍及各地。
（三）吴（公元892—937年）
吴的创建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唐末参加农民起义，曾被捕，后应募为军卒，以战功逐渐成为新军阀。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唐昭宗任其为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进封吴王。据有今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河南和湖北等省部分地区。
这个地区自晚唐以降，一直军阀争战不已，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杨行密统治时期，实施招抚流亡、劝课农桑，政事宽简，睦邻息民等政策，社会生产得以发展，几复昔日富庶之旧。但是，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如夏韶领导的淮南义军，“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杨行密亲自出马，义军才被打败，夏韶不幸被俘。杨行密又遣卢州冲山指挥使陶雅平定本乡秦定过修已等义军。虔州（今江西赣州）溪洞，有许多农民起义军。江都（今江苏扬州）也有不少义军，法令虽严，难以禁止。后来淮南右厢马步军都虞侯李简，用黥俘者面之法，将义军镇压下去。唐、梁之际，一支数千人的义军攻打抚州（今江西抚州），攻势凌厉，“虽锤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后为危全讽兄弟等组织的地主武装击溃。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杨行密死后，诸子只知搜刮享乐，军政大权旁落于权臣徐温之手。徐温继行杨行密治国方略，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吴的阶级矛盾仍较尖锐。武义元年（公元919年），“吴禁民私蓄兵器”，企图消饵农民的反抗，而“盗贼益繁”的史载，反映出农民反抗势不可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吴民还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打击统治者。如庐州民痛恨横征贪暴的观察使张崇。当他入觐吴王时，州民以为他将改任，喜形于色地说“渠伊（他）不复来矣。”张崇风闻后，就计口征收“渠伊钱”，以为报复。翌年，当张崇再次觐见吴王时，州民遂以目相视，捋髭为庆，表示他们对他的厌恶。张崇回庐州后，又征“捋髭钱”。金陵（今江苏南京）伶人采取更巧妙的手法讽刺张崇：“戏为死获谴者云，当作水族去，阴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徐知训，是徐温之子，倚仗父势，聚敛苛暴，州民恨之入骨。当他觐见吴王时，伶人扮作绿衣大面者说，“我宣州土地神，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