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唐（公元937—975年）
南唐创造者李升（公元888—943年），徐州人，吴权臣徐温养子，名知诰。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徐温死，他代为辅政。天祚元年（公元935年），封齐王，置齐国。天祚三年十月，徐知诰废吴王杨溥为让皇，称帝于金陵，建元升元，自称唐玄宗子永王璘之裔，还姓李，改名升，国号大唐，史称南唐。南唐承袭并扩大了吴的势力范围，李升在位七年间，朝政比较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者，只有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蕲州（今湖北蕲春）诸祏（一说诸佑）起义。他“自言不茹晕者数世，能使贫者富，富者贫，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数，男女揉杂，互易匹耦，谓之忍辱。……行之数年，积数百众，夜行昼息，取资于盗。”黄梅县令陈起，倚靠巡抚之兵将这一起义镇压。
南唐中主李璟执政时期（公元943—961年），虽曾一度击灭闽、楚，但他骄傲，且宠信奸佞之臣陈觉等“五鬼”，赏罚不当，重税，“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在淮南大兴营田，营田官吏虐用民力，“民甚苦之”。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营田的内臣车延规、傅宏，“处事苛细，人不堪命”，逼得营田民群起造反。李璟命祠部郎中徐铉乘传巡抚，捕杀倡首者。虔州（今江西赣州）常有义军出没。其溪洞犷民，凭借险要，攻打地主豪绅宅舍，没收其资财。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南唐大早，饥民涉淮水逃入后周求食者不绝如流。南唐濠、寿二州发兵阻遏，饥民愤怒反抗，冲入后周境内。此后，后周世宗连年发兵进攻南唐，李璟割地、纳贡，以求苟延残喘。而苦于南唐腐败统治的民众，则“争奉牛酒迎劳”周师。然而周师却以战胜者自居，视南唐民众为“奴隶俘虏”、“犹如草芥”，恣意劫掠民财，村无炊烟。民众于失望之余，愤而相聚山泽，义军布满江淮一带。他们糊纸为甲胄，操农具作兵器，利用废弃堡垒，打击周师，时人呼为白甲军（又称“白甲子”、“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江州（今江西九江）柴克宏率领诸郡屯田民起义，“周师苦之”。江淮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南唐统治者得以将后周所占诸州收复，暂避亡国之祸。这表明广大农民不仅不届服于本国的腐朽统治，而且也不允许其他统治者恣意奴役。
上江赵晟、萧荣和彭先等聚众数百，以深山岩穴为依托，反抗朝廷，“郡县捕之，弥年不获”。后来郡将利用曾参加义军，后为官卒的刘茂忠，打入义军，“与捕吏为内应”，经过多次作战，才将赵晟等击败。庐陵（今江西吉安）是义军十分活跃之地。州兵难以征讨。南唐主颇感忧虑，特命赵仲申为奉化军节度判官判吉州事镇抚。吴先领导的一支义军，占据险要鹧鸪洞，四出攻打官军，没收地主豪绅的钱财。刘茂忠使用苦肉计，鞭打两名士卒，使他们伪装有罪逃奔吴先，吴先误信，将他们收留。一个月后，他们谋害吴先，义军溃散。
（五）吴越（公元893—978年）
吴越创造者钱缪（公元852—932年）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唐末在军阀董昌麾下为将，其后势力渐强。乾宁二年（公元896年），唐王朝以其为镇东军节度使。六年后封越王，不久更封吴王。朱全忠以梁代唐时，封其为吴越王。在钱镠发迹期间，吴越地区一直是军阀角逐之地，兵燹造成的杀掠、破坏，使农民遭到极大苦难，因此农民起义军不断崛起。
钱谬建吴越后，由于他实施了一系列有利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的有发生于唐，梁之际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溪洞民起义等。
（六）闽（公元893—945年）
闽的创造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唐昭宗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任威武军节度使。同年，王潮死，弟王审知袭位。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尽有泉、汀等五州即今福建。他们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后期，统治者穷奢极侈，诸王及武将争夺王权的宫廷政变迭起，赋敛苛重，力役无节，农民反抗时有发生。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汀州（今福建长汀）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攻汀州城，闽王王延翰命右军都监柳邕等率军二万征讨。翌年正月，义军失利，陈本牺牲。开运三年（公元945年），南唐攻打建州（今福建建瓯），百姓“争伐木开道以迎之”；但是，南唐攻占建州后，“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
（七）南汉（公元905—971年）
南汉创建者刘隐（公元874—911年），祖籍上蔡（今河南上蔡），后寓居闽。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任清海节度使。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后梁太祖封其为大彭王。开平五年初，刘隐死，弟刘岩袭位。贞明三年（公元917年），他自称皇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翌年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
南汉统治者刘氏横征暴敛、骄奢淫佚，作“玉堂珠殿”，以金银为地衣，设“生地狱”，置灌鼻、割舌、水牢、镬汤、烹蒸、支解、剖剔和炮炙等酷刑，民不聊生。“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岭南地区农民起义军尤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
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七月，农民起义军共奉张遇贤为领袖，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一说长乐），置百官，有众数万，义军均服绛色衣，号“赤军子”。南汉主刘玢以其弟越王洪昌为都统，循王洪呆为副都统率重兵征讨。张迟贤趁洪呆所率官军正进食于钱帛馆之机，发动突然袭击，与洪杲、洪昌之军激战，义军围官军“数重，矢下如雨，军人多死”，“流血满袖”的洪杲等，狼狈逃走，“东方州县多为（张）遇贤所陷”。同年十月，义军攻克循州，杀刺史刘传。光天二年（公元943年）七月，南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后者遂率义军越过大庾岭进攻南唐的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州节度使贾匡浩轻视义军，不为设备，被义军打败，张遇贤攻占虔州属县，贾匡浩昼闭城门，不敢山战。张遇贤置宫室于白云洞，命将四出活动。苦于南唐腐朽统治的农民纷纷参加义军，众至十余万（一说十万）。南唐中主李璟命洪州营屯都虞侯严恩、通事舍人边镐将兵救援，同时发布诏令，一方面用“有能斩获茂贤（即张遇贤）、杀戮反党，官赏之制，并越常规”，为其士卒打气；另一方面，又对义军开展政治诱降攻势：张遇贤“若能束身归降，亦与洗涤收录。如闻命之后，因循未宾，即令招抚诸军，分路进讨。如所在百姓，及徒党中有能擒斩茂贤者，不计有官无官，并赐三品，赏钱一万贯、庄一区，并已分产业，并永放苗税差役，传主子孙，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计画，及数内或擒获得称王、称统军军使之属，并次第首级，止于一队一寨头领者，即约此例等降优赏，放免苗税差役。或能自出身归投，有田亩者各令归业，仍放三年赋租；无田者委本道录奏，各与逐便优稳安排，及重加赏赍”。对于不投降的被俘义军，则“不问人数，即便处斩。”边镐又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攻打张遇贤，义军多次失利。在白昌裕策划下，南唐军伐木开道，从营后偷袭白云洞，义军溃散，张遇贤投奔别将李台，李台叛变，执遇贤以降，张遇贤就义于金陵。
张遇贤起义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一年零三个月里，起义由分散逐渐走向统一，并迅速壮大为一支浩荡大军。改元“永乐”或“长乐”，则是广大农民反对南汉统治者的苛赋酷刑、要求生存权利、永远安居乐业的集中表现。张遇贤义军不仅震撼了南汉的黑暗统治，没收了循州等地地主豪绅的财物，而且将斗争烈火引向南唐境内，制书所云“诱惑我黔黎”、“结聚愈忝”，反映了义军对南唐农民的巨大影响，“暴害吏民，攻围县邑”、“肆为剽掠”、“烧毁仓储”，则是对南唐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的真实写照。
南汉末年，宦官当权，朝政更趋腐朽、大宝十二年（公元970年）九月，宋军进攻南汉，南汉主刘以吴怀恩为桂州团练使，命造战舰。吴怀恩“驭下方严，临事精至，每舟成，必自临视，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在吴怀恩临视新造龙舟时，工匠匡彦希“运斤斩之，首坠船中，左右皆惊走”。翌年二月，宋军攻占广州，刘投降，而农民起义军仍斗争不息，宋王朝以曹光实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将义军镇压下去。
此外，在刘崇（公元895—954年）创建的北汉（公元951—979年），由于“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其民反抗，“逃入（后）周境者甚众”。乾祐七年（公元954年），后周世宗征讨北汉时，“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可是，后周军抢劫钱财，北汉百姓大失所望，遂相聚山谷反抗。
在马殷（公元？—930年）创建的楚（公元896—951年），朗州（今湖南常德）也有农民起义。
尽管五代十国时期农民反抗斗争均被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促使这些王朝一代比一代更快地倒台，这一点，在五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后梁兴亡只有十六年，后唐减至十三年，后晋减至十一年，后汉仅及四年就覆灭了。后周太祖郭威及其后继者周世宗柴荣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统治而实行的。正是这些改革，使唐末、尤其是后梁以降在刑法、赋役、盐麴、营田、租牛、影占人户和寺院等各方面酌弊病有所革除，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中国复归于统一，都有重要作用。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五代农民抗击契丹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不仅极大地教训了契丹统治者，而且遏止了他们的铁蹄蹂躏江南，使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免遭空前浩劫，保障了江南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