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徐特立
所谓人身依附关系，是指上级决定下属的前程命运，下属则把个人前程命运寄托在上级身上的一种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天下为私，皇权至上，形成了封建官吏对皇帝及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全国人民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然而在少数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党内同志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
少数领导把组织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总是从个人利益和愿望出发，把是否对自己“忠诚”、能否为自己“所用”甚至“卖命”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而对于干部的德、能、勤、绩及工作岗位对人才的德才需求则并不十分看重。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选拔“自己人”成为一些领导心照不宣的行为准则，“以人画线、任人唯亲、党同异伐”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少数领导干部对下属的升迁，即使不卖官、买官，也会示恩于人，让被提拔的人对自己感恩戴德。
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不是想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干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和上级领导套近乎，千方百计在靠上什么人、走上哪条线、摸到什么门路上下工夫，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找一个“主子”或“靠山”，为了投其所好，不惜送钱送物，出卖人格尊严。更可悲的是确实有些领导专门喜欢这样的人，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信”，有意识地加以重点培养、委以重任，甚至破格提拔。至于他们的道德人品、能力水平如何，根本不去考虑，只要“跟我跟得紧”就行。这样一来，纯洁的上下级关系就发生了畸变，正常的隶属关系出现了紊乱。在他们之间，因为是“自己人”，办事可以不讲原则，出了问题可以“兜着”、“担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耳边不是经常可以听到“谁是谁的人，谁和谁是一条线上的”这样的私下议论吗？一些人离开靠山站不住，离开后台立不直，总想把自己当成某位领导的人。追求“人身依附关系”的阴魂挥之不去，给社会的文明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其危害不容小视。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唯上、崇上心理。“人身依附”关系使上下级个人之间的分工关系被严重扭曲，上面的人俨然以“主子”自居，下面只有以“仆人”自虐，及时承认并积极融入和维护这种关系才能受到眷顾。有的领导恃权傲物，对下属颐指气使，稍不遂心就横加指责。一些下属慑于个人的前程命运捏在领导手中，往往对上级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不少投机取巧的人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这种上下级之间人格精神上的实际不平等，造成了上级和下属心灵的畸变和扭曲。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一言堂已成自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任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策，组织制度遭到严重践踏。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拉帮结派。有些人置组织和领导班子的团结于不顾，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比工作比靠山，甚至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跻身一些人的小圈圈。于是，一些地方“利益团队”产生，小团体里的恩师门生、铁杆哥们关系代替了政策原则，在队伍里、班子内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谋小团队的利益。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用人不公。有的领导在选人用人上大搞“公权私恩”，便有那么一些人不屑于尽力工作，而专营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寻找门路。这些人唯领导马首是瞻，不仅阿谀奉承、献媚取宠，而且送礼送物，只要能投靠上“主子”，寻找到靠山，便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原本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在一些地方便变得庸俗不堪，组织任用的职务变成了个人的恩赐，谋事不如跟人，竟成了一些地方官场上的潜规则。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人身依附”关系使得那些不耻于出卖自己人格尊严和良心良知的“小人”更加容易“得志”，而那些真正德才兼备、刚正不阿、忠于事业和人民的干部反倒难有晋升之机。长此以往，“无耻才昌荣”的社会效应将放大人性中龌龊卑鄙的一面，导致社会问题更加严重，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社会文明进步受到阻碍。
为什么一些人爱攀龙附凤，以依附上级领导为安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映。几千年来，“上智下愚”、“官贵民贱”的封建文化一直在毒害人民。长期生活在以权力为主导、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伦理教化氛围中的中国人，是无法从民主和法制的角度去认识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遭践踏的事实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深入骨髓。今天，有的领导仍然以“百姓父母”自居，习惯于颐指气使，个人说了算。而百姓素以顺从为美德，自视人卑言轻，缺乏独立自主的勇气，以牺牲个性的发展而心甘情愿地从依附中换取实惠。
二是封建专制社会残余的影响。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强权政治和国人逆来顺受的依附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诸如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唯上、崇上的奴性媚态，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作风，权大于法的人治遗风，影响和干扰着组织正常的政治生活，这就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生存土壤。
三是个人的利益观、价值观不正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仍然是一些人的生活哲学。上司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就等于扼住了下属的咽喉，下属不仅要唯命是从，而且越是善于攀龙附凤，越是发迹得快。如此一来，这些人心目中只有领导，其他概不入目。兴奋点集中于领导，万事以领导之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揣摩心思，领悟旨意，唯恐拂逆、失欢于领导。一朝失宠，则惶惶如丧家之犬，六神无主，害怕被上面找茬，严肃“追究责任”，因之丢官或是“印象分不及格”升不了官。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些小人容易“得志”，而一些德才兼备、忠诚老实、刚正不阿的干部却是“李广难封”。
四是落后的选拔任用制度。当前的干部选拔，存在“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事实，主要由“一把手”或“主要领导”说了算。一元化的领导结构，必然导致权力主宰一切。每个官员只对上负责，层层上递，直指最高层，无心旁顾他方。这样，官员个人权力的升降去留，就取决于少数人，就不一定靠德才绩效。人身依附关系的官场生态历千年一贯制，依然故我。不搞圈子不拉山头，就难以安然自保、洁身自好。只怕上级领导，故只要把上级领导服侍好、蒙骗好，形成利益共同体或自家人小圈子，则万事大吉。故上级官员叫干啥就干啥就傻干，虽有损个人人格尊严，也不能有异议，更不敢违拗。
事实上，这种追求人身依附关系的做法，不仅不会给个人的成长带来好处，而且还极易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如果把自己一生的兴衰荣辱与政治生命压在哪一个人身上，也许可以得益于一时一事，捞到一些好处，但绝不会长久。因为靠人身依附往上爬，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一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路。或许有人认为，如果依附一个只“荣”不“损”的人，这辈子也够了。其实，这样想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活中往往只有那些权欲过重、心术不正的人才会去搞小集团，网罗一批所谓的“自己人”，而这样的人最后有几个不垮台、不树倒猢狲散的呢？况且，在投靠一个人的时候，必然又会得罪另外一些什么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倒霉，最后落个谁也靠不住，结局往往不妙。
和领导处好关系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种关系应当是正常的、健康的，应当是那种思想上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互相关心的同志式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会赢得领导和组织的信任，自己也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美好的前程。
人若不能破除人身依附，将永远是别人的奴才。要彻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除了要加强制度建设，大力改革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全面推行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方法，推广“公选”等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切实改变“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干部队伍中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和蔓延。同时，领导者个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要克服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只有思想上自主自觉的人，才能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实质上，人身依附关系就是领导者的“人主”思想和下属奴性心理的共同催生物。只有人们真正冲破官贵民贱、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公权私恩等封建思想牢笼，打破媚上欺下的封建精神枷锁，大力培育自尊、自主、自重、自强的民主精神，才能真正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要坚持从自己做起。破除人身依附关系不只是一把手的事，它需要所有领导者和全体公民思想上的觉醒、行动上的参与。因此，领导者在做人做官、名利地位问题上都应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平常心态，重事业、重品格，不为利所诱、不为权所惑、不为官所迷，这样就敢于挺起胸膛、正气凛然地处世为人。
诗人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保持人格独立的关键在于有什么样的欲求，一心贪图权力、地位、名誉、财富，只能是仰人鼻息，屈己媚上。反之，则“富贵于我如浮云”，“去留肝胆两昆仑”，活到人生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