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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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做人要学曾国藩(1)

长久以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做人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那么,曾国藩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处世之道,让后人如此的推崇备至……

做人从立志开始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颓废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与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却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不可不诚实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