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正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名声”与“守身”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能耐烦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
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