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花未全开月未圆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