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本为金朝属国，其牧地亦为金朝属地。成吉思汗在与塔塔儿作战时，金朝以其立功，封其为招讨使，于是始号为铁木真汗。按夏真特译元史及纲目云：“1206年，铁木真未称帝以前，金帝命卫王允济往净州受贡。铁木真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奇铁木真状貌，归，欲请兵攻之，金主不许。”是蒙古向金称臣纳贡是实。元人修金史，尽改其隶属关系欲消灭其反叛之迹而已。
蒙古侵金，自西夏纳女请降后之第二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2）
自金居庸外边堡长城西端与西夏国间隙中开始。本章仅记乌沙堡之战、会河川之战，及者别袭取金东京之战。
一、蒙古之初兴与金之结怨
蒙古部族，向受金朝统辖，其部族中始有汗号则自合不勒汗（成吉思汗三世祖）起，统辖蒙古诸部。金主闻蒙古有合不勒汗其名，召见之，欲使之安定北方以为屏藩，故礼遇甚优。合不勒汗体健，食量过人。1日合不勒汗酒醉失态。金廷左右呵其无礼。及酒醒谢罪，金主笑释不问，厚赠而遣之归。合不勒汗甫行不半日，金之大臣，谓：“纵去此人，将为边患。”金主乃复遣使者要之返。合不勒汗不受命。使者执之。合不勒汗乘闻脱归，使者踵至。遂杀使者。由是金蒙交恶。后来合不勒汗病卒，七子不立，而立从弟俺巴孩继汗位，是为俺巴孩汗。
初蒙古与塔塔儿因事构兵，塔塔儿酋长为蒙古格杀，塔塔儿饮恨于心。其后俺巴孩线女于塔塔儿，自往送之。塔塔儿为报杀酋之仇，遂执俺巴孩献于金主。金主以合不勒汗会杀其使臣，乃钉俺巴孩汗于木驴之上而杀之。至是蒙古部众共立合不勒汗第三子忽图拉为汗。（上引冯承钩成吉思汗传二章）
先是合不勒汗之长子斡勤巴尔哈汗，亦经为塔塔儿执送金朝处死。于是忽图拉汗纠集诸部谋复仇，举兵与塔塔儿大战者十三次，又侵入金界，败金兵于境上。金遣兵讨，连年不能克，乃议和，并割地之让之，筑长城以防之。至是蒙古声威始盛，遂与金国抗礼争衡。忽图拉亦成为蒙古之英雄，时金熙宗皇统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前后之事也！当女真族金朝之与也，统制之广，已遍及蒙古全境。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后，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261）以后，燕京有童谣曰：“达达来！达达去！赶得官家没处去！”金世宗闻之，惊曰：“必是蒙古鞑靼人将为我患。”乃下令出兵剿之，极于大漠穷荒。尔后岁岁出兵北边态行杀戳蒙古族人颇众，谓之“灭丁”。直至金章宗明昌年间（以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一一九○年为元年），始停止“灭丁”政策，蒙古人方敢滑回本土，重行繁聚。而蒙古民族对金人之残酷手段，则怨恨入骨，“灭丁”之仇，累世不忘矣！（蒙兀儿史记卷二）
二、蒙古之叛金
蒙古铁木真初起，因惧于塔塔儿与札只剌部之合作而联军征讨，乃使出离间之计，以造成金人出兵声讨塔塔儿。铁木真又以“挟天子令诸侯”姿态，帮助金军击破塔塔儿。以此军功，受金朝封为北方招讨使。于是铁木真一变而为铁木真汗，集兵四出征讨，统一汉北，遂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编练所属及收降之各部族俱成为军队，故其实力日日雄厚。兼之成吉思汗宽仁有度量，深为部众所爱戴，于是归附者日众，乃进而向西南两方面拓展疆域。命长子术赤征西北部族，自己亲征西夏。同时他派出人员笼络本国已亡而投降于金之契丹人，冀协力解脱金朝之压制为理由，据劲他们为蒙古工作，到处作颠覆金朝之活动。会金国新易君王，亦有机可乘。缘宋宁宗嘉定元年，即元太祖三年（公元二一○八）参，金章宗璟卒，无子，其叔街王永济嗣位（即金废帝）。永济柔弱无能，不孚众望，朝中将士多离心。时铁木真虽已称尊于漠北，在名义上仍奉金为上邦。成吉思汗以前曾见过街王，卫王即位后，循例传使所属藩国。使者至蒙古，成吉思汗问金使曰：“新君为谁”？使曰：“卫王也”！成吉思汗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儒者亦为之耶！何以拜寻为？”言罢，即乘马北去。卫王闻之，大怒。乃遗兵分屯山后（今山西大同及察省张北万全一带），欲俟成吉思汗入贯，就其进场之时而杀之。然后引兵深入。会金守西北之礼军，有降于蒙古而泄其事，成吉思汗遣人伺之，果实，遂与金绝，并严兵以僻南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金国自从与南宋在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二六五）和议后，金宋双方，维持和平卅年。此卅年期间，金朝南宋南北社会，都保持承平气象，可以说是宋金对峙中一段难得之黄金时代。
金世宗于大定廿九年去世。（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宋孝宗于是年亦倦勤退位。及光宗即位不久，因病不能视事，内舜嘉王，是为宁宗。宋宁宗以韩佗胄用事，欲乘金章宗怠于政事，边患起于蒙古之机，大倡恢复中原之论。在开祷二年（公元2106）宋宁宗下诏北伐。金兵卅万，亦分九路大举南下，是年多西蜀吴曦降金，东路金兵直迫锡州，江南大震。佗胄见局面不可收拾，乃遣使求和，是为嘉定和议，时为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和约重要条款如下：（1）两国境界如前，金以所侵土地还宋人。（2）恢复靖康故事，金宋仍为伯侄之国。（3）增加岁币为银绢各卅万两匹。（4）宋另以犒军银三百万与金。
三、蒙古侵金之谋
宋宁宗开禧二年春（公元2106），蒙古斡难河上大会，铁木真被选为成吉思汗，岁次丙寅。是为我国史上元太租元年（按蒙古太祖至宪宗，皆未建年号，此乃后人追述）。成吉思汗既即大位，乃大封功臣，明定位序。以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纳矛阿为中军万户，计功臣封万户千户者共九十五人。
蒙古对金人杀其宗亲大仇，迄未忘怀。会金降俘来报，具言金主肆行暴虐，乃定议对金南征。成吉思汗察于大军渡漠，远程南伐，势必准备需时，策划万全，方克奏效。于是彼为完成此一远程艰巨作战，确实把握胜利计，乃于积极作战准备外，且善为谋略，以开战胜之先河。其显著之策划，概为：
一、拓展疆域，以巩固基地，先排除西方及北方之乃蛮及蔑儿乞等残余敌对力量，使远征军无后顾之忧，背侧安全，可以放胆南进。
二、争取与国，招降邻近小邦，拉拢守在绥远之东胡汪古部，西夏和识，鼓动契丹人反金复国，以孤立金廷。
三、征召各国降服之军从征，以壮大声势，对金人在精神上先予以严重之打击。
四、用间策反，暗中结纳为金守御长城以北之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期于战争开始时，率众来附，作为进军向导及内应。
五、封锁情报，同时以假意敷衍金人，而掩匿整军出征诸企图。（下引见续资治通监卷百五十九）
当蒙古积极备战之际，此项情报，终为金守北鄙边将纳哈买住所侦悉。纳哈买住以此情报极为重要乃奔告于金主，金主永济曰：“彼何敢然？且无衅，何能人犯？”纳哈买住曰：“近见蒙古已迫服其邻邦，而修弓矢甲楯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而惜马力，其意非图我而谁？”金主以其擅生边隙，囚之。盖金承平日久，人皆畏战求安，金主基于此种内情，故藉此以抑止典边事者。此为金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之五年（公元1210）事也。
一、金国战略指导
金人占有中以后，其女真族主力陆续内移。金熙宗时（公元二三五——一一五三），创行“屯田军”制度，其法系将女真人契丹人内徙，在各村落间筑垒以居，给以括收之民户良田，有如驻防或武装移民，用意端在监视汉人，军费直接徵用于被征服之民户。及杂居既久，互通婚姻，不惟汉化渐深，终于被汉人所同化。或则耕而不芸，任田荒芜，纪律既弛，战斗技能亦渐退，不复为昔之雄捷。
至于金之军队，犹保存昔日英名而已，仍以千人长为猛安，三百人，或百人长为谋克，谋克之副为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善，以十谋克即三千人（或千人）为一猛安，并限定非是女真人不得为猛安、谋克，以保持其主令之抦。其他各降人军队，则用其旧法，置长史以监其军，使分隶于诸总管府、节度使，以听猛安调用而已。自金章宗即位以来（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欲其女真人才兼文武，乃令各执掌兵柄的谋克猛安要科举进士，从此将土各习文弱。及后兵将皆难满额，乃改为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是由三千人改为百余人了。而每谋克二十五人中，除旗鼓各一人，火头五人，其任职者不过十八人耳。
是金女真之旧军制已不能成军。
此外金国尚有因袭辽军遗制，改编其异族投降之人为轧军，更保留有地方性之投降军队称为义军，如花帽军等。其军备可谓相当复杂，而纪律亦不严整。女真族俗本笃劲，壮者悉以为军，自备武器兵粮，以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统之，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堪称为强者。然金于短期内，吞并契丹，摧噬北宋，发展过速，所得成果过大，而其成果非一时所能消化，为求急速生效，乃以汉制汉，延用中国习俗，是后女真络续内移，汉金杂处，潜移默化，汉化盆深，武备因而日渐退化。
金主永济闻蒙古主成吉思汗来攻，大惧。乃命西北路招讨使钮祜禄哈达请和于蒙古，而成吉思汗不许。金主乃命平章政事（丞相）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副丞相）完颜承裕，行省事（得专兵事政治之权）于抚州（今察哈尔省张北县北）。西京留守胡沙里、执中，行枢密院事（得专兵权于西京方面），以备蒙古。
金主又集三品以上官共议兵事，争论莫决。尚书令史（朝房秘书处长）李英上书言：“比来增筑城廓，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赵秉文论备边之策，秉文言：“我军聚于宣德（府名治在今察哈尔省宣化），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敌至，将不利。可遣临潢（在今热河省林东县，时为临潢府屯大军以备长城之防）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指蒙古围夏事）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上引见续通监卷百五十九）
初，金主不知蒙古之将大举入侵，故对蒙古军南征之情报，不特置诸不问，反而加罪于报告之人，以致对蒙古军之作战情报，一无所知，故亦未缮备军备，而疏于对北边之警戒。
二、蒙古侵金之战略指导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部落组织，概同军旅，民众全年野居，生而战斗，孩提即习骑射。其初兴也，军伍编组未备，兵役制度，沿袭女真之全民皆兵制，乘马武备，率由自备。每兵随身行李，计有革制甲一，兜一、小帐一、革囊一、锅一，囊以盛乳、锅以炒米，武器则有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其进军时，则有畜群随军，以补给乳肉，至于马匹，则从不带草秣，仅寻水草以供畜食，其军队编组，概于金军仿佛，千户以上，更有万户，分层统隶诸军。其军制详本卷第一章。
成吉思汗为复金人杀其从曾祖俺巴孩汗及其叔祖斡勤巴儿哈汗之仇，于继承汗泣之始，即议优金，当时蒙古部众及附属部落一致拥护此一报仇雪耻之政策，但远隔广漠，大军南征，准备需时，未敢轻动，更加对于金之边堡长城望之生长，知难突破，既突破亦不便袭击，故成吉思汗基于伐金之决议，以五年时间，从事在金边堡长城以外地区作战争准备，其准备要项：
一、为肃清西北边境：太祖元年命忽必来征合儿鲁，者别追击古出鲁克，明年复遗长子术赤饭右翼军征和林西北诸部，剿抚并用，以至诸部纳款请降，西北宁靖。
二、排除进军南伐之右侧障碍：成吉思汗二年，即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公元1207），成吉思汗亲自西征，并劝吉儿吉斯来降，至成吉思汗五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金街王大安二年，公元1210）西夏请和，大军南进，右侧有所保障。
三、安定后方：太祖三年，续向西北拓展，四年畏兀儿来降，六年哈刺鲁来降，至是背侧悉定，予南征大军以后方安定之保证。
同时一面造箭制盾，秣马厉兵，勤修军事，以备战争，一面遣使分赴藩属诸部，徵兵助战从征，以壮大声势。一面运用谋略，一以掩蔽金主之视听，而秘匿自己之备战企图，一以招抚金之戍边部将，策反来归，以为大军进讨之内应，另一方面则积极罗致贤才，弃嫌仇，任智勇，于是将有四杰，即孛幹儿出、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战有四犬：为忽必来，者勒蔑、者别、速不台，实则皆是能冒险犯难，智勇兼全之辈。
一、乌沙堡之战
金子章政事徒克单镒，知蒙古行将侵金，乃建议于金主永济而胃曰：“自与蒙古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必然败，不若领兵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州（今察哈尔省宣化境）、桓州（在今察哈尔省多伦县）、抚州（在今察哈尔省张北县）三州，三州素号庶富，人皆勇健，可以内徒，益我兵势，人畜财货，不至亡失。”参知政事梁理不同意曰：
“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不能辨别是非，即斥责徒克单镒。徒克单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即中京今北平市）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不便发兵救援，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遗大臣行省（朗授以军政之权）以镇之。”金主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竟置于不理。贬徒克单镒为北京留守。（金史卷九十九徒克单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