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税制方面的含义，可以从《论语·颜渊》内，有若对哀公之问的回答来理解。他说“盍彻乎”，这显示“彻”至少在鲁或在周实行过。孟子认为彻的税率是什一，这可以从哀公的怀疑语“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得到一些支持。但征税的具体方法，在《滕文公上》内并没有交代，这件事可以在另一处找寻答案。孟子在《梁惠王下》内回答齐宣王：“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这个回答涉及孟子所相信的周初制度。如果孟子的“请野九一而助”，仅是在替滕国作规划时的说法，那么他对齐宣王的回答应该是“彻”而非“助”。“耕者九一”如与“仕者世禄”相较，其重点应在“耕者”而非文王。要把这句话讲通，唯一的可能是耕者与文王双方，对耕作的成果作九一分配：耕者取九，文王取一。这可能就是“彻”的方法。
10.4“初税亩”与“用田赋”
梁对初税亩的见解是：“《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左传》云：‘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公羊传》云：‘……讥始屡[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屡[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后儒多解初税亩为初坏井田，似是而实非也。古代之课于田者，皆以其地力所产比例而课之，无论田之井不井皆如是。除此外别无课也。税亩者，除课地力所产外又增一税目以课地之本身（即英语所谓Land Tax）。不管有无所产，专以亩为计算单位。有一亩税一亩，故曰屡[履]亩而税。鲁国当时何故行此制，以吾度之，盖前此所课地力产品以供国用者。今地既变为私人食邑，此部分之收入，已为‘食’之者所得。食邑愈多，国家收入愈蚀，乃别立屡[履]亩而税之一税源以补之。自‘税亩’以后，农民乃由一重负担而变为两重负担，是以春秋讥之也。”（《先秦》，页55）梁对用田赋的解说是：“《春秋》哀十二年，‘用田赋’。后儒或又以为破坏井田之始。井田有无且勿论，藉如彼辈说，宣十五年已破坏矣，又何物再供数十年后之破坏？今置是说，专言‘税亩’与‘田赋’之区别。赋者，‘出车徒供徭役’，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初时为本属人的课税，其性质略如汉之‘口算’、唐宋以来之‘丁役’。哀公时之用田赋，殆将此项课税加征于田亩中，略如清初‘一条鞭’之制。此制行而田乃有三重负担矣，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先秦》，页55）
我们对这两件事的综合见解如下：“贡、助、彻”之法，到孟子时只剩下传说，而这些传说是那个时代所能认同的。尤其是什一的征税率，当时的仁人志士认为是保民的最重要措施，甚至还有人主张要比什一还少。《告子下》记载白圭的话：“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虽然驳斥这一点，但也可以显示当时的见解。这项传说大概不会毫无根据，可是这些根据有多可靠呢？从《左传》所记载的后世议论可以了解到，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没有普遍适用于整个周天下的统一税制。《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封鲁卫时“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分封唐叔时，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可见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税制的规划。后儒用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去揣摩三代的事，会产生大误解。
其实孟子对这些传说的细节也不太能掌握，一方面他大谈“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惟助为有公田”，似乎看过一些可靠数据。另一方面，他误解了《诗经·小雅·大田》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句话，怀疑可能“虽周亦助也”。我们现在了解，“雨我公田”的“公田”，指的是“贵族的田地”，不是孟子心目中“惟助为有公田”内“八家共同贡献劳力”的“公田”[陈瑞庚（1974）有详细的分析]。从此处也可看出，孟子对这些数据的解释有揣测的成分。
若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助”法，这种以耕作劳役来代替税收的办法，如果能受到孟子及其同时代人士的传颂，可能是有些根据。在人口不太密集、耕作工具与技术初始开展、交易性通货稀少、人力还是主要生产力时，有可能出现这种“助”法。不过这和孟子心目中的“虽周亦助”显然有别，所以我们还得要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来探寻孟子思想的来源。
春秋时期的租税，其实都还相当重，绝不止什一。《左传·昭公三年》晏子批评齐景公：“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这是大国的聚敛，小国则为筹措对大国的贡献而疲于奔命，这可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对晋所发的牢骚见其困境“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此外还有力役，例如《诗经·唐风·鸨羽》就抱怨：“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针对这些情况，《孟子·尽心下》提出他的看法：“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饿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想要提倡什一之税以纾民困，所以需要找例证来说服当时的君主，他把这些例证附会在三代的始创者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附会”很可能也不是源自孟子，他只是接受战国初期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而已。
春秋末期的鲁国，人民的负担绝不比子产时期的郑国来得轻。三桓聚敛于上，此外还得应付“盟主国”（先是晋楚，后来又加上吴越）的诛求。“初税亩”与“用田赋”就是对民力的重重榨取。《春秋》对鲁国的秕政，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为尊者讳”，到了形诸简策就相当严重了。本章“附论：助与藉”中，讨论过《左传》内“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的意义。“过藉”的结果，首先是地力大耗，继而农民收成更歉；随后农民被都市吸引，农村失血导致缺粮。
到战国时各学派纷纷提出解决方案，孟子所提的“仁政”就是其中之一。
几乎到每一朝代的季世，统治者就会习于奢侈，税收会加重。三代创始时期，在天灾或战乱之后，往往地广人稀，亟须人民开垦荒地。传说中的贡、助、彻之法，起初都像是招徕农民垦荒的奖励办法，税率当然不会高。这些办法传到孟子的时代，就被歆羡为典型的“仁政”。实则大乱之后易于为治，日久人口增加，一定会有新问题产生。孟子替滕文公所策划的助法，作为短期的纾困方案，或许会有一时之效，长久之后也一定会有问题。有许多实际上的问题，例如耕牛由谁供应，铁制农具由谁维护，等等，必然都有待解决，也有可能会造成大困扰。滕文公的寿命不长（详见第10.5节末），滕国在不久之后就被征服，所以这些问题没有机会浮现。后来的《周官》不取用公田的办法，可能就已经考虑到这些复杂问题的困扰。
大致说来，梁对“初税亩”的了解还算正确，只是他对实际的税负还低估了一些。春秋末期，鲁国人民所受的榨取，恐非“食邑愈多，国家收入愈蚀”所能完全解释。即使不讲个别的聚敛，单看鲁君对晋楚的贡献，鲁国卿大夫对晋楚卿大夫的贿赂，这些财货从哪里来？还不是对人民“悉索敝赋”吗？他对“用田赋”的了解，也有同样的弊病。“用田赋”以前的“力役之征”，后来似未因“加征于田亩中”而免除，否则孟子也不会那样讲了。梁似乎忽略了孔子所说“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的用意。“赋”从“武”，原为非常时期的“军旅之征”，后来则连平日也“用”了。
10.5孟子的井地方案
梁说：“当时唯一之生产机关，自然是土地，孟子于是提出其生平最得意之土地公有的主张，即井田制度。其说则：‘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在此种保育政策之下，其人民‘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孟子所言井田之制，大略如是。此制，孟子虽云三代所有，然吾侪未敢具信。或远古习惯有近于此者，而儒家推演以完成之云尔。后儒解释此制之长处，谓‘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公羊传》宣十五，何注）。此种农村互助的生活，实为儒家理想中最完善之社会组织。……汉儒衍其意以构成理想的乡治社会曰：‘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庐舍二亩半，八家……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因井田以为市，故曰市井。……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是均民力。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属，里正比庶人在官者。’”（《先秦》，页89-90、176）
梁似乎将战国末年纯凭理想所建构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划混淆了。我们对此事另有看法，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井地方案”，而不是“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后儒常将井地说与井田说混为一谈。我们先厘清井地的意义，之后论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系。
10.5.1井地的意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滕文公上》）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井地”这回事，只是不知如何实行，所以要毕战去请教。孟子的回答要点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孟子的重点是在“正经界”。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那么“井地”的重点，应该就是“正经界”；这和后世所强调的“井田”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提过“井田”这个名词。“地”与“田”固然关系密切，可是他一再讲“公田”、“粪其田”、“分田制禄”、“圭田”、“乡田同井”，却以“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来回答毕战，可见“井地”不可能是“井田”的同义语。“井地”究竟应作何解？滕文公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当时滕国所急需的是什么？这几个问题应该先弄清楚。
孟子很高兴滕文公了解“正经界”的重要性，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的“仁政”。可是滕国很小，总面积不到2500平方周里。根据考古资料，1周尺约等于19.91厘米，而1周里为1800周尺，算得1周里约等于0.358公里。假设滕国的总面积约2500平方周里，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滕国位于泗水近旁，地势平衍（但也因而易遭洪泛），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估计不到1000平方周里）可用。因此孟子设计了一个“井地”范型，将每平方周里的耕地，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块，每块面积约100亩。以当时的耕作水平（用铁犁，也许还用牛），大约可供一个七八口之家食用。（《孟子·万章下》：“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给这种1平方周里的田地，取了一个单位名称：“一井”。这种范型的设计符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首先，容易计算面积，井地均而谷禄平；其次，经界不怕损坏，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或被暴君污吏毁损，因为形状“超整齐”，日后也容易重建。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正经界”的层次，这样的设计确是恰当。
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助”法附益上去，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决。所以他把公田放在一井的中间（税率等于九分之一），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所主张的什一税率（十分之一）理想。如果孟子将标准1周里见方的“一井”地，分割为10块长方形小单位，而非“井”字形的9块，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