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平方周里刚好等于900亩，则每块刚好为100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标准。
面积相等（等边等高），差别在于切成9块或10块。若孟子划分法，图形稍复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90亩（而非每块百亩）。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少于他心目中“周制”的百亩标准。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所以决定对“野人”的税率稍苛一点（“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了。
此外，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另给奉祭祀的圭田50亩，给余夫（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田25亩。这些零碎的田地，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出自何方呢？《孟子》中没有交代，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了（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以常识来揣测，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太整齐，既然大的方块已划作井字田，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就可以切成小块分给余夫。
这大概相当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町原防”。圭田则可能位于城外郭内的“郊”，以便照顾。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价值较低，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了。孟子的这项策划，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了，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还能看到滕国“徕远民”的效果，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共耕”主张。
后儒对《孟子》的这一章颇有误解。朱熹认为“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显然他是受了《周官》的影响，把孟子的话套在《周官》的“乡遂”与“都鄙”庞大系统上。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他对朱熹的修正只是乡遂仍用彻法，而都鄙因已实行“助”法，划分公田与私田，故没有“通力而作，计亩而分”的需求。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孟子只是替滕这个小国，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滕国卿大夫（包括然友与毕战）的世禄采邑，也有部分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上，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都鄙”。然而，滕国的总面积不到2500平方周里，其中的“野”就算占三分之二，也经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如果这些都鄙的封疆再占去一些地，那就更不够了。
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为侯爵，封地方百里。《春秋经》载隐公十一年滕侯朝鲁，此时还是侯爵；在两年之后的桓公二年，《春秋经》载“滕子来朝”。从此《春秋经》就一直用“滕子”来称呼滕君。《杜注》对这项差异的解释，是“盖时王所黜”，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以摆脱郑庄公的控制，可能借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滕与宋相邻，一直受到宋的侵蚀；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为立霸业，会诸侯而执滕宣公，大概也侵占了不少滕的土地。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会盟几乎无役不从，但这么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本身并未得到多少的实质保护。
到了孟子的时代，滕国只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在损失国地的过程中，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当然首当其冲。在孟子的时代，一方面卿大夫的数目不会太多；另一方面，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封疆上。换言之，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在这种状况下，野地还是可以规划为井字形的方块，然后把某些井字形内公田的收成，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
至于乡遂，因为城郭的范围小，所以近郭墙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不可能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周官》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去建立复杂而多层次的地方制度。甚至僖公时的鲁国，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二十倍，因此《尚书·费誓》才会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的要求。后儒往往不考虑个别的背景差异，把这些文献混而用之，遇到互相抵触的地方，就牵强饰说，越讲越繁复，反而离真相越远了。
其实，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死徙无出乡。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吸引了不少农民往外移出，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在春秋初年，《诗经》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但那些有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到了战国初期，农村人力大量失血，迫使各地诸侯用“徕远民”的策略来挽救缺粮危机。从梁惠王问孟子：“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孟子经常强调的“仁政”，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的，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他所说的“法先王”，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而已。
后儒往往认为“井田制”的主体是“计夫授田”，这和孟子在此章所说的话并不吻合。因为孟子仅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这是以“家”为单位，而以余夫之田作为补充；并未如后儒所说，规定多少岁始受田，到几岁要还田。当然，毕战当时应该也会“润泽”一些细节；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被吸收入后儒的“井田制”，正不易言。但我们确定，这一点不在孟子的原方案之内。
还有：在周代的封建架构下，“授土”原是对诸侯受封的特定用语，如《大盂鼎铭辞》谓：“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也记载王室对康叔：“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
不过后来对授受的用字，已不再那样讲究，因此在《孟子》也可以看到许行所说的：“愿受一廛而为氓。”这里的“受”字，显然已经是普通用语了。“授田”一词，并不是孟子“井地”理想中的专门术语，这和“井田”说中的几岁始受田，在观念上差别很大。
10.5.2孟子的管理思想
《孟子》中有些屡次强调的主张，可以视为孟子的基本思想。孟子似乎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开源节流，所谓“劳心者治人”，亦取其担负管理重责之意。例如，《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再如《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些论点，反映了孟子注重管理的基本态度。
其实，这种见解也不是孟子创发的。在孟子之前，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政，以敛粜之法为调剂，取有余以补不足（见《汉书·食货志》卷24）。稍后，卫鞅也为秦孝公作了大改革。这些改革都诉诸有效率的管理，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方面孟子只能算是后辈。
他较创始性的部分，是用“法先王”来包装他的管理方案。战国初期，有几个“明君”的确能以较完善的管理政策来改善民生，增加粮食生产使国力膨胀。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商业的逐渐蓬勃，也让管理者有用武之地。
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周官》就是在周公制作的包装下，所建立的一个庞大官僚管理系统；井田制也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进去，而且还改得面目全非，让汉代的注释家伤透脑筋。后世若要仿效井田制的种种做法，其实最多只能在短期收效，长期的效果恐怕不佳，因为再有效率的管理，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当被管理者逐渐适应规范而发展出对策之后，管理的效果就会递减。
然而这种递减的效应，却没有机会在滕国显现，因为滕文公没几年就去世了（参见注[15]）。《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在齐国也没有多少年，以卿的身份出吊于滕，所吊者恐即文公之丧，故文公在位很可能只有六七年。其所推行的新政，在他身后恐将不保。即使没有人亡政息，滕国不久即亡于宋。《战国策》卷32：“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估计其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295年。再不久，齐愍王灭宋，滕城归齐。再数年，燕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滕当然亦在内；这些变动会把滕文公的政绩（包括成效与后遗症在内）都消灭掉。到了战国末期，仅剩孟子为滕规划的方案载于《孟子》书内；《周官》采之，其他托古改制者亦采之，因而滋生出多少不必要的纠葛。
10.5.3附论：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
一般多认为是由于共享水井，或是因为阡陌的形状像“井”字，所以才名之为“井田”。孟子为滕国策划时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恐怕就是从“井”字的形状所得来的灵感。其实井字还有一些原始意义，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10.5.3.1井字原意
在三国魏人张揖的《广雅·释诂》中，有一条古训：“闲……臬、井、括……楥、略，法也。”（见《广雅疏证》卷1上）。井有“法”之义，虽不见于《尔雅》，但在金文中却可常见。例如《大盂鼎铭文》：“命女盂井乃嗣且（祖）南公。”这里的井字有“效法”之意。井字也可作为名词，当“法则”解，如《毛公鼎铭文》：“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井。”这个用法很快就被引申作为“刑法”，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都被改写为“刑”字。如《诗经·大雅·文王》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都显示这个作为“效法”的原意，在春秋以前还很时兴。
据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1989：203-208）：“井”字与“刑”、“邢”等字，其古音声母虽远（“刑”、“邢”为匣母，“井”为精母），而韵同在耕部，故可通假。在《说文》中，“刑”字下有：“刑，罚罪也。从刀丼。《易》曰：‘丼者，法也。’”《段注》：“此引易说从井之意。”其所谓《易》，不见今日《周易》之经传，疑为汉代所通行之《易纬》之一。此引文亦见晋司马彪之《续汉书·五行志》（现已成为《后汉书》之部分），与唐沙门玄应之《一切经音义》卷20，可能即录自《说文》。汉应劭之《风俗通义》则作“井，法也，节也”。（不见于今本，似逸，此为由《太平御览》辑佚之文）可见此义亦流传得相当广。
事实上，这还可以溯源到殷商甲骨文中的“井方”。考证的结果指出，这就是“邢国”[朱芳圃《甲骨文商史编》（1972：126）考证，此“井方”乃殷之诸侯，殷亡为周所吞]。此外，还有些从井字衍生出来的意义，在隶定之后没有被改写为“刑”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易·井卦卦辞》的“往来井井”。王弼的《注》释为“不渝变也”，这讲得有些含糊，但也可见井字可以有多种引申的意义。《荀子·儒效》也有“井井兮，其有理也”，杨倞的《注》则解释为“良易之貌”，这与下文的“严严兮，其能敬己也”相比，“严严”形容“其能敬己”的形貌，则“井井”应含“有规则”的意义。《周易》中的“井井”释作“不渝变”，与此意义也不违背，都是把井字当作动词用，作为“效法”原义的引申。
在西周初期武装殖民时代，统治者的主要作为是建造城郭封洫，封疆之内的田地经界还不是大问题。那是因为地广人稀，农业技术尚未发达，每家的耕作范围有限，暂时不发生耕地分配公平的问题。后来人口渐密，耕种技术渐渐进步，各家的田地彼此接壤，所以经界的划分就逐渐重要了。然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对几何图形的研究不够发达，形状不够规则的田地面积，不易准确估计。到了春秋后期，在人口较密的地区，就有了田地经界规划的压力。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入收赋。”显示已经开始对各类型的土地作整体规划。其中的“井衍沃”，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规范成较整齐的格式，方便估算面积。这里的井字，是“规则化”的意义。也因为这条“井衍沃”的记载，使我们明了当时“土地规划”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
到了滕文公的时代，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所以孟子才对“井地”的问题，发挥了一大篇“正经界”的议论，也因而使得“井地”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汉初隶定时，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刑”字，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