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玲
摘要：如何协调高等教育的“质”与“量”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各国都要面临的难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日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让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分别对应“质”与“量”的要求，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保持了两者的均衡发展。但由于私立大学长期缺乏政府政策的保障和支持，出现了“质”与“量”非均衡发展的危机。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行改善。日本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对目前正由高等教育大国转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高教改革而言，有“他山之石”之效。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数量；质量
日本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紧随美国而先于欧洲各国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这一阶段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后日本又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在日本3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历程中，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好“量”与“质”的关系。即既要保持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稳步增长，又要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稳定与提高。对此，日本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今天，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中国，正面临与日本当时同样的问题。因而，认真总结与反思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将有所裨益。
一、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职责分工：保质与增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二元多层等级结构”。所谓二元，是指从横向上看具有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两种性质不同的办学形态；所谓多层，是指从纵向上看具有帝国大学、其他国立大学、公立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及私立专门学校等多个办学层次。这种二元多层高等教育结构极具等级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构造。办学历史悠久，一直受政府财政倾斜资助政策支持的几所实力雄厚的帝国大学高居塔尖，而大量的私立专门学校则集聚塔底。战后，为打破这种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创办“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为多数人提供提供机会”的高等教育，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按照“一府县一大学”的原则，将所有旧制大学合并改造为新制大学，专门学校被取消，建立了短期大学这一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经过改革，“新制大学的建立在法律上否定了原先的多层次结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资源倾斜分配支持而形成的、近70年历史的制度”。[1]因此，原有的等级结构并没有解体，它以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进行重组并延续下来。客观地说，这种二元多层等级结构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由于不同性质与等级的高等教育机构被赋予不同的任务与使命，因此在解决“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协调发展这一难题上，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多层等级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进行了分化，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分别承担了“保质”和“增量”的大众化任务。就质量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能以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衡量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但正如马丁.特罗所说：“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存在”，“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2]
因此，从总体上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至少应包括两种，即精英教育机构的质量与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作为精英教育机构的日本国立大学，在创设之始即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使命，它们社会威信高，办学条件优越。大众化阶段，由于政府实行控制国立大学规模的政策，国立大学的精英特性与功能变得更为鲜明，坚守住了质量阵地。以研究型大学为例，70年代日本共有24所研究型大学，其中国立大学有15所，公立大学4所，私立大学5所，国立研究型大学占到62.5％。在这24所研究型大学中，有9所（7所原帝国大学和2所最早成立的私立大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师资力量雄厚，研究生教育发达。9所大学的学生数仅占日本大学总数的2％，本科生在校生数占总数的39.1％，但教师数却占日本大学教师总数的11.6％。日本的博士学位有一半是由这9所大学授予的，而且9所大学授予的医学以外学科的博士学位数量更高达总数的79.4％。其中东京大学处于顶尖位置，东京大学一校的研究生数量就占日本研究生总数的7.8％。[3]毕业之后，这些大学的学生大多进入研究机构或重要的政府、企业部门，成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
克拉克.克尔曾指出：“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院校。试图把大众化高教和普及高教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4]在保持精英教育质量上，日本的做法显然是明智的，以国立大学为主的精英教育机构不承担规模扩张的任务，而重视对质量的守护，使日本免于犯上述的“历史性错误”。但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首先体现的是数量上的变化，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要求有足够数量与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承担。日本把这一重任交给了私立大学。日本很早就有依靠民间力量发展高等教育的传统，私立专门学校及私立大学发轫于精英高等教育时期，这就为适应和承担之后到来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准备了力量。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的契机，或者说私立院校迅速发展的契机，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为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当时迫切需要大量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技术性人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也日益高涨，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办学形式灵活，市场灵敏性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私立院校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55年日本共有大学228所，其中国立72所，公立34所，私立122所，私立大学占53.5％；共有大学本科生513181人，其中私立大学本科生有307621人，占大学本科生总数的59.9％。到1980年，日本大学达到446所，其中私立大学增加到319所，占总量的71.5％；私立大学本科生数也攀升到1357708人，占大学本科生总数的76.2％[5]。可见，私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对于大众化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问题，“日本采取的独特办法是，以非正式的形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遗产——等级结构混入‘大学’这个法律上规定的单一学校类型中，让国立和私立这种设置形态的不同来分别应对质量与数量这两个要求”[1]。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数量”与“质量”得到协调发展，但问题还远未解决，因为精英教育机构的质量不能全面代替和说明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大众型高等教育教育机构的质量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二、日本私立大学“质”与“量”的非均衡发展
作为日本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私立大学，在量的扩张上游刃有余，但在质的保持和提高上却不能尽如人意。甚至，由于急速扩张，致使办学经费更加紧缺，师生比不断扩大，校舍图书等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学生的需要，结果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财政匮乏一直是私立大学发展的掣肘，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私立大学办学经费无法与国（公）立大学相提并论。就人均办学经费而言，20世纪70年代，国立大学学生人均年经费为1602千日元，公立大学为1339千日元，而私立大学却只有602千日元。就校舍、教室以及体育设施的生均面积而言，国立大学为21.77平方米，公立大学为16.48平方米，私立大学只有7.62平方米。[6]同时，国立大学的人均图书量为100册，私立大学只有26.7册。私立大学的师生比更是远高于国立大学。1969年，国立大学的师生比为1∶8.3，公立大学为1∶95，而私立大学高达1∶30.3。有的著名私立大学的师生比甚至高的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早稻田大学为1∶50.3，日本大学为1∶61。6，明治大学为1∶76.3，立命馆大学1∶88.1，法政大学为1∶95.0。[3]在文部省1956年颁布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对教师资格与数量、学生人数、校园与校舍面积、图书量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且教育的基本人力与物力条件是以规定的学生数为基础设定的。因此，如果超额录取学生，势必会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然而，文部省只对基本的大学设置基准严格把关，而达到设置基准要求后，就没有禁止或控制超额录取的政策性手段，这便为私立大学招生数的膨胀埋下了隐患。据统计，1955年为1.39倍的私立大学的“超额录取率”，在1965年为1.67倍，1975年为1.84倍，基本达到定编的近两倍。在社会科学类的学部里，超额录取率甚至达到近2.0倍[7]。可以看出，私立大学规模的扩张与质量的保障是非均衡发展的关系，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付出了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下降的代价。而私立大学作为日本高等教育的主体，其质量的保障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健康发展而言，意义非同寻常。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改善和提高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