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敦仁的建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可，也坚定了苏轼疏浚西湖的决心。因此，待修完运河与六井后，元祐五年（1090）五月，苏轼又开始为西湖请命，上书宋哲宗，写下历史性的文件《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请求发放度牒、筹款治理西湖。在状书中，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若二十年之后（西湖）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指出西湖如若湮废，居民无水可饮，必将散掉，城市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明确地指出西湖对杭州百姓生活生存的重要性。为了打动皇帝，同意拨款治理西湖，他还阐述了五条西湖必修的理由：一是故相王钦若曾为了“祝延圣寿”，为真宗皇帝祈福，而奏准以西湖为放生池，一旦湖废，则湖中生灵均将变成“涸辙之鲋”，这与朝廷放生祝寿的宗旨不合。言下之意，如果西湖荒废，即是废了放生池，也就是废了为皇帝祈福的意思，而这是万万不可的。第二，杭州百万居民的饮水依赖西湖水的供给，如果西湖壅塞，变成葑田，则城中居民将无水可饮，只能复饮咸苦的潮水，这势必导致百姓耗散、城市衰败。这里，苏轼将西湖的兴废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说明了城市和西湖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三，湖水可灌溉下游数十里间的农田，是农作物收成的保证。如果西湖湮废，则上千顷的良田将无水灌溉，农业生产必然损失严重。第四，因为湖水不足，使城中的运河只能取水于钱塘江，潮水入城，会导致运河泥沙堵塞，而定期的清淤会严重扰民，因此疏浚西湖也成为城内水运交通通畅的必须。最后，他又指出杭州城所交纳的酒税是北宋当时最多的，每年达二十余万缗。酿酒所需的水都取自于西湖，一旦西湖缺水，酿酒所需的水就要“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大大增加了酿酒的成本，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宜废的。
在上书哲宗皇帝的同时，他又向三省上了《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详述了决心开湖的源起，陈述了全面疏浚、治理西湖具体操作的六项计划，并详列了有关经费、人工、设备、分界、违禁以及管理等具体办法，主要目的是请求三省划拨度牒以作开湖费用。根据他的考察，当时西湖上有葑田约二十五万余丈，估算用工大约要二十余万工。当时杭州府尚有朝廷拨给的赈灾余米及免上供粮等粮米合计一万余贯，可以支付十万工，不足部分则希望朝廷能再特赐度牒百道，如此，基本上“便可成事”了。这一状书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这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西湖整治行动开始了。农历四五月正是杭州的梅雨季节，雨水很多，因此“葑根浮动，易为除去”，于是从四月二十八日兴工，自夏到秋，除了奏请朝廷以当年赈济本路灾民多余的粮米一万多贯、度牒一百道移作开湖费用外，对于不足部分，苏轼又发动全城募捐，还写字作画出售以募集资金，动员二十万民工疏浚西湖，不数月，终于把西湖治理好了。关于浚湖的具体过程，可以从苏轼所上的《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了解大概的情形。
为维系今后对西湖的日常管理，苏轼又申请设立“开湖司”这一治湖机构，由负责治安的钱塘县尉代管，规定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塘县尉司收管，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专款专用，不许挪作他用。开湖司的职责是“才有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开湖司钱物，雇人开撩替日，委后政点检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属点检，申吏部理为违制”，把对西湖的治绩，作为考核政绩的内容之一。
苏轼在准备疏浚西湖之前，便已注意到当地居民种菱时，“每岁之春，芟除涝漉，寸草不遗，然后下种”，因此便想到“若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湮塞之患”。为避免西湖再次湮塞，他遂将新开出的湖面分给人户种菱。规定西湖水面原先没有葑草的地方不许人佃种，而在原有葑草之处，在除去葑草后，募人种菱于西湖内，既可以防止葑草再生，又可将所售菱款用作今后治湖的费用，使西湖今后永无葑草湮塞之患。为防止日久以后佃户侵占水面种植，他又在湖面新开界上建立三座小石塔，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积。这三座石塔，后来变成“三潭印月”景点，成为苏轼治理西湖的标志之一（原塔已在元代毁去，现在石塔为明天启元年所建）。
原先湖上种菱人家在湖面上脔割葑地，如田塍状，以作为疆界。这种田塍状的分割很容易导致湖面的葑合，因此苏轼规定今后只许标插竹木来标明四至，而不得脔分为界。至于新旧所收菱荡的课利钱，以后全部划归钱塘县尉收管，收入开湖司公使库，作为今后逐年雇人开葑的经费，不得挪作他用。这样，不仅一次性地根除葑草，还为以后的日常治理事先作了计划。
决定开葑田疏挖西湖后，他又想到“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遂将疏浚中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的长堤。他以艺术家的眼光来修筑这道长堤，将长堤修在偏西一侧，使湖分里外，大小参差。堤上种植了芙蓉和杨柳，“望之如画图”。另外又在堤上建了六座石拱桥，使堤两侧的湖水可以相通。“六桥宛转饮长虹，踏草穿花兴正浓”，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元祐六年（1091），林希接任杭州知州时，为怀念苏轼疏浚西湖之举，欣然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并题写堤名，苏堤由此得名。此事在《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等志书中均有记载。
如此，大规模疏浚治理西湖，造福杭州，因而“杭民家有（苏轼）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对于疏浚西湖一事，苏轼自己也颇为得意，故有《观开西湖次吴左丞韵》诗：“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纷自唯阿。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一朝美事谁能纪，百尺苍崖尚可磨。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明波。”其事成功就、踌躇满志之意，可见一斑。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这是苏东坡在西湖筑堤之后所赋之词。苏东坡在杭期间，尽心竭力，疏通运河、重修六井、治理西湖、修筑长堤，成为历代杭州郡守的楷模。从他的时代开始，展现了天堂初景。可以说，西湖是从这时起，才开始真正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风景胜地。
苏堤：
苏堤旧称苏公堤，元祐五年疏浚西湖后在湖上修筑而成。今天的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南山路，北到栖霞岭下岳王庙东，全长2797米，堤宽平均36米。堤上夹道遍植柳树，既增加了堤上的景观，又可以用树根来加固堤基，免于堤坝的溃散。堤上共有六座石拱桥，以通外湖和里湖的水流，从南往北分别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据考证，疑为“束浦”之讹）、跨虹，每座桥上又修建了亭子，作为游人休息赏景之处。旧有三贤堂，分祀香山白居易、东坡苏轼、和靖林逋，为南宋理宗宝庆间的京尹袁韶所建。明代杨孟瑛治湖时，又扩建为“四贤祠”，增祀唐代的李泌，以纪念他对杭州人民的功劳。
苏东坡当年建的长堤严格说来只是堤的雏形，堤上的六座桥名也并非苏轼建堤时所取，而是南宋人所拟定；六桥是木结构还是砖石结构，也不可考。历代对苏堤多有增添，方成就现在的景观。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初的苏堤和今天的苏堤并不一致，当时只是从孤山到北山，直到南宋孝宗时，才改为从南山直抵北山的。但苏轼之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即有“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这样的记载，可知在苏轼当时筑堤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南北”，显然应该是从南山而至北山的。
杭州人深深地怀念苏轼，在他离去不久，就在苏堤上建苏公祠。然而“其后禁苏氏学，士大夫多趁时好，后十年，郡守吕惠卿奏毁之”，南宋以后才得以恢复。
宋室南渡后，苏堤一度形成湖中集市。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清明节前后游湖盛况时就写过：“苏堤一带，桃柳浓阴，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球、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斤斗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又有买卖赶集，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和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如此走马游船，达旦不息；又加上岁久弗治，湖水啮岸，因此堤身逐渐渐廉削。南宋乾道年间，宋孝宗“命筑新堤”，重修了苏堤，“湖分为两，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岸，而不能达于北山。至绍熙中，光宗始命京尹造二高桥，出北山，达于大佛头，而舟行往来，始无所碍云”。咸淳五年（1269），南宋朝廷又专门拨款，命临安府郡守潜说友进行修复，据文献记载，当时“载砾运土，填洼益庳，通高二尺，袤七百五十八丈，广皆六十尺。堤旧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补植花木数百本”。此外，朝廷又先后在堤上修建了先贤堂、三贤堂、湖山堂等建筑，以纪念先贤。
明初，苏堤因岁久得不到及时的整修，在湖水的侵蚀下损坏严重。加之成化以前，里湖已全部成为民间的产业，六桥下水流成线，再也看不到昔日的美景佳致了。直到正德元年（1506）郡守杨孟瑛浚湖时，才对苏堤作了修复，将其增高到二丈，宽五丈三尺，两边种植了上万株杨柳，并将其往西延伸抵北新堤为界。由此，苏堤才恢复了旧时景观，虹梁横亘，顿复旧观。但时间不久，堤坝又逐渐损毁，堤上的柳树也不断枯败病死。至嘉靖中，县令王钺又派人夹堤种植桃柳，并且模仿唐代白居易的前法，规定凡犯轻微罪行的犯人，可以通过在苏堤上种植桃树来减轻罪行，被后人赞为“真治湖一良法”。自此以后，苏堤上又呈现出桃红柳绿的繁荣景象，一些好事者遂将此堤称为“王堤”，可惜后来堤上的桃柳又为兵燹所砍伐殆尽。至万历二年（1574），盐运使朱柄如重又在堤上种植杨柳。到崇祯初年，堤上树皆已合抱。到了明末清初，已经变为“堤宽三丈，高丈许，延袤十里”，高度和宽度都比原先降了不少，不过堤上的风光依然不错，“编桃插柳”，“种芰栽莲”。
清初，苏堤因年久失修，呈现出“外六桥头杨柳尽，里六桥头树亦稀”的衰败景象，甚至人们已“莫能指目其处”了。好在后来康熙帝数次南巡，多次临幸西湖，因此苏堤也得到了较大的整治。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第二次驻跸杭州时，御书“苏堤春晓”为十景之首，建楼于望山桥南。雍正二年（1724），诏令开浚西湖，增培苏堤和白堤的堤岸，在两堤上补种桃柳。雍正四年，浙江总督李卫鉴于苏堤一向易受湖水啮蚀，基址日削，遂将所挑浚的西湖葑泥堆积在苏堤上，而且比原先增高了三尺，拓宽了尺许，“视白堤一倍”。堤上曾建有三贤堂、湖山堂、仰高堂、水仙王庙等，后来又在压堤桥头建有曙霞亭、御书楼、御碑亭等，亭台楼阁金碧辉煌，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美不胜收。同治年间，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堤上所种的桃柳大多为士兵所戕。此后，随着清政府提倡实业，苏堤上的杨柳均被砍伐殆尽，附近的百姓和僧人纷纷在此垦荒种菜，满植桑树，甚至还在堤上放牧，屡禁不止。
民国以后，杭州市政府力图改变苏堤的惨淡状况，进行整修。1927年，在苏堤两岸建筑石墈，或打桩编篱，将堤身加宽，中间铺设水泥路，路的两旁还种上花草树木，并加筑亭台楼阁。1934年，杭州大旱，西湖几近干涸。杭州市政府值此机会疏浚西湖，并对苏堤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以所疏浚的葑泥扩增苏堤的堤身，并尽除桑杞，补种了不少桃树、柳树、棕榈等花木，破旧的御碑亭也油漆一新，并在望山和压堤两桥之间开辟了苏堤公园，以供游人赏景休憩。同时，还在堤上修筑马路。为便于汽车行驶，还拆除了堤上星罗棋布的石亭、石桥和石阶等，改成了沥青浇铺的平坡。
在日寇侵占期间，日军将苏堤上的杨柳和桃树砍伐后，改种樱花树，从而使苏堤自古以来“隔株杨柳隔株桃”的传统景观被消除了。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把苏堤上的樱花全部除去，移植到他处，并在苏堤上补种桃花。
解放以后，1950年就开始加高加宽苏堤的堤身，修筑沿湖游步道，设置座椅。此后，1953年、1954年、1957年、1965年又陆续对西湖的湖墈进行了局部治理，苏堤堤面上浇铺了沥青路面，还修建了三座精致的亭榭。近十年来，随着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开展，对苏堤的整修也同时进行，经过精心的改造，如今的苏堤已焕然一新。
三、南宋时期对西湖的历次疏浚
宋室南渡，在杭州建立了行都。在南宋定都临安府后，杭州人口骤增，城市也随之日益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
当时，杭州城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城内用水的重要水源。而且城内诸河的河水，也多由西湖供水，西湖更进一步成为这个百万人口城市的命脉所系，所以在整个南宋一朝，对西湖的整治，确也是不遗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