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杭州以后，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西湖又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景致以外，人工的雕琢并不多。即使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屡有兴建土木，但也多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建筑。而自南宋以后，除了朝廷在西湖边营造宫室外，举凡王室、官宦、城市富商等，都竞相在西湖边从事宅院、园囿、亭台楼阁等建筑，西湖成为京都的游览胜地。当时作为帝都的杭州城，“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漫繁，离宫别墅，梵语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咸淳临安志》卷三《西湖》说：“西湖……自唐及国朝，号游观胜地，中兴以来，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巨丽，尤非昔比。”说明杭州从州治上升为京都之后，西湖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因之对西湖的修理整治也比较频繁。正如雍正朝《西湖志》卷一《水利》所说：“南渡后，郡为行都，衣冠毕会，商贾云集，虽无恢复远略，而言水利者，历世多有。”南宋君臣成天嬉游逸乐，流连徜徉于湖山之间，不复汴京之泪。柳永的一篇《望海潮》，把杭州的“东南形胜，三吴会都，烟柳画桥，参差十万人家”写得淋漓尽致，以至于金主完颜亮闻歌观画，遂起投鞭长江，挥兵南侵，“饮马吴山第一峰”之意。林升的一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更是把南宋王朝沉迷于山水声色，刻画得如绘如临。
为享乐的需要，南宋历代都不惜工本营建西湖，历任知府都视治理西湖为重要政绩。在南宋定都杭州的次年，即绍兴九年（1139），临安知府张澄就立即开始治理西湖，到宋灭为止，共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疏浚。
绍兴八年（1138）二月，右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张澄被任为临安府知府，由此开始了南宋朝对西湖的治理。他到任后，首先就开始治理城内的运河。在任职当年，他就上书朝廷，指出临安府乃驻跸之地，运送物资的舟船往来频繁，而城中运河由于年久失修，堵塞已久，因此请求调集两浙诸州的壮民和厢兵千余人来疏浚运河，并保证“半年之外，河流无壅塞矣”，后来果然如期治好了运河。
有了修治运河的成果，于是就在次年，开始了全面疏浚西湖。他首先奏准招置了专职的治湖厢军兵士二百人，由钱塘县尉兼领其事，专门负责疏浚西湖事宜。这是西湖治理史上的第一支专职浚湖队伍。在疏浚的同时，他还针对当时侵占西湖为田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令严禁“包占种田，沃以粪土”，如有违反，即“重置于法”，禁止侵占湖面为田地，同时也为了防止粪土对湖水的污染。
张澄知临安府三年满任后，就调离了杭州。绍兴十四年（1144），他又从绍兴府调往临安府，再为知府。
张澄治理过后，西湖被占为田的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时隔不久，禁侵占的法令又逐渐松弛了。到绍兴十七年（1147）的时候，甚至连宋高宗本人都已注意到西湖被侵占为田地的严重情况，特意对身边的宰执大臣等人说：“临安居民皆汲西湖。近来为人扑买作田，种菱藕之类，沃以粪秽，岂得为便？况诸库引而造酒，用于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于是，便有了此后汤鹏举的治西湖之举。
绍兴十八年六月，中奉大夫、直秘阁、两浙转运判官汤鹏举除直敷文阁知临安府。次年七月，朝廷发现西湖秽浊湮塞又趋严重，即下诏令临安府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汤鹏举接诏后，经过仔细研究，向朝廷申明了西湖条画的具体事宜，开始组织人员治理西湖，清除湖面的葑草。
这次治理西湖的具体措施，在汤鹏举上奏的《撩湖事宜》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一、检准绍兴九年八月指挥，许本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见管止有四十余人。今已措置拨填，凑及元额，盖造寨屋舟船，专一撩湖，不许他役。一、契勘绍兴九年八月指挥，差钱塘县尉兼管开湖职事。臣今欲专差武臣一员知通，逐时检察，庶几积日累月开撩，不致依旧堙塞。一、契勘西湖所种茭菱，往往于湖中取泥葑，夹和粪秽，包根坠种，及不时浇灌秽污。绍兴十七年六月申明：今后永不许请佃栽种。今来又复重置莲荷，填塞湖港。臣已将莲荷租课官钱并已除放讫。如有违犯之人，科罪；追赏有官人。具申朝廷，取旨施行。
从奏议内容来看，他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补足开湖军兵，恢复到绍兴九年的二百人；同时改变了由钱塘县尉兼领浚湖的做法，不仅由钱塘县尉兼管，还委派了武臣一人专司撩湖事宜，负责开展日常的治理工作，逐时检查，并配行船只、寨屋，作为浚治西湖的专用。开湖厢军无需再兼任其他的职责，专门负责常年的撩除淤泥葑草工作，使西湖无致湮塞。最后，又改变了原先允许湖中种植的做法，不再允许在西湖中“请佃栽种”，重申“永不许请佃栽种”的法令，规定如有违犯之人，一律科罪追偿。
从上述内容看，对西湖的治理措施，更加具体、有效，管理水平又进了一步。
在治理西湖以外，汤鹏举还重新修砌六井的阴窦和各个水口，增置斗门闸板，量度水势，按照湖水蓄积深浅的实际情况，放水入井，使其得以流通，无垢污之患。
周淙，湖州长兴人，乾道三年（1167），进直龙图阁，除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乾道五年，除秘阁修撰，进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他在临安知府任间，曾修纂《乾道临安志》，是“临安三志”中最早的一部。
当时杭州人口不断增加，河道淤塞，于是周淙首先就开始维修六井和运河。在乾道三年任职之初，就开始再次维修六井。他在《修六井记》中说，自熙宁五年（1072）知州陈襄整治六井，到元祐五年苏轼重新浚治时，才过了十八年，“井已废坏”；而从元祐五年至今已八十年，“率多湮涸，白龟池且为大姓所据，（周）淙念此邦为东南都会，生齿阜繁，况今辇毂所驻，四方辐辏，百司庶府，千乘万骑，资于水者，十倍昔时”，提出要修治六井。在得到朝廷许可后，他首先治理北宋知府沈遘所开的惠迁井，改用新石，坚厚高广，过昔数倍。接着修治唐代李泌六井；修完六井后，继又修浚城内其余尚有泉水的古井，使“城内外，莫不足于水矣”，为城内居民饮水提供了方便。
修完诸井之后，他又开始疏浚城中的河道。乾道四年，他出公帑钱三十万，米一万六千斛，招集“游手之民”，疏浚河道一千二百五十余丈。同时，建立了巡河铺屋三十所，备有撩河船三十只，“日役军兵六十”，加强管理与浚治。这一举动获得时人好评，“人以治办称之”。次年，他又重修了保安闸和浙江浑水、清水闸，并奏请朝廷，专门设立“监官”一员，管理五个闸门的开闭与维修。经过这次浚治，城内诸河保持了六七十年的畅通。乾道五年，在修完六井和诸河后，周淙便开始治理西湖。关于这次疏浚，《咸淳临安志》卷三二《西湖》作了详述：乾道五年，周安抚淙奏：臣窃惟西湖所贵深阔，而引水入城中诸井，尤在涓洁。累降指挥，禁止抛弃粪土，栽植茭菱及浣衣洗马，秽污湖水。罪赏固已严备。旧招军兵二百人专一撩湖，委钱塘县尉主管，后来废阙，见存止三十五名。而有力之家，又复请佃湖面，转令人户租赁，栽种茭菱，因缘包占，增叠堤岸，日益填塞。深虑岁久，西湖愈狭，水源不通。臣近已重修诸井沟口了毕，今欲增置撩湖军兵一百人，修盖寨屋，置造舟船，就委钱塘县尉并本府壕寨官一员，于衔位内带主管开湖事，专一管辖军兵开撩。不许人户请佃，种植茭菱及因而包占，增叠堤岸。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旨从之。
撩湖兵原来的编制是二百人，而当时仅剩三十五人，缺失过多，于是就将之增添到一百人，委派钱塘县尉以及壕寨官一员共同管理。湖内禁止占种茭菱，严禁侵占，同时禁止官民抛弃粪土、垃圾污染湖水，违者按苏轼旧法处理，即“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
经过周淙这一系列的整治，西湖以及杭州的水利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二十九年，临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茭蔓延，西南一带已成平陆。而濒湖之民，每以葑草围裹，种植荷花，骎骎不已。恐数十年后，西湖遂淤，将如越之鉴湖，不可复矣。乞一切芟除，务令净尽；禁约居民，不得再有围裹。’从之。”
关于《宋史》记载的这次西湖治理，诸书中的记载不一。张建庭主编的《碧波盈盈》一书中，以为此处的时间应为“绍兴二十九年（1159）”，因此认为此处的“临安守臣”应该就是当年的临安知府赵子潚。但是《宋史》在此段记载前还有“绍兴九年，以张澄奏请……十九年，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务深阔……”等语。从记载的时间顺序来看，似不应将绍兴二十九年之事记在乾道五年（1169）之后。因此，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宋史》，校点者查对了《宋会要辑稿》八之三二，依《宋会要辑稿》的记录而改定了此处《宋史》的记载，将“二十九年”改作“乾道九年”，但下有注解，说明原文作“二十九”。杭州师范大学的林正秋先生查阅了南宋时期的临安知府表后，发现乾道九年“这一年的知府较为特殊，皇太子于乾道七年四月兼临安府尹，于乾道九年四月免尹。乾道九年正月至淳熙元年沈度为知府”，因此认为这次的疏浚西湖“定为沈度任知府时所为”。此处林正秋先生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本书从林说，认为这次治理是乾道九年（1173），临安知府沈度所主持进行的。
南宋时期，杭州历届地方官对西湖的治理，基本上是一任接一任，持续不断的。淳熙十二年（1185）五月，张杓以两浙转运副使知临安府，次年便开始整治钱塘江堤和西湖。他专门设置修江卒以抗御潮水，并疏浚了西湖积年的壅滞，又一一修复石函三闸和六井。
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张杓又以权兵部尚书再兼知临安府，再次治理西湖。当时有一个内侍毛伯益，侵占了西湖水面，擅自建造私家园亭，还寻衅与邻人械斗，被抓捕后，又企图仗势将所犯罪行私了，以求免罪。张杓凛然说道“吾官可去，法不可屈”，最终将毛伯益绳之以法。
经过上述几次治理，西湖的环境与水质都保持了较良好的状态，这和南宋前期几任知府对西湖治理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大致相隔十多年，就要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治理，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来保证，这样，才使西湖的环境与水质保持了六七十年之久的良好水平。
宋代治理西湖，还有一位贡献较大而鲜为人知的人物，这就是南宋淳祐年间的赵与。
赵与（1179—1260），字德渊，号节斋，原居湖州（今浙江湖州），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理宗淳祐元年（1241）四月升任临安知府，直至淳祐十二年正月离任，在杭州任职竟长达十一年之久，颇有政绩。
张杓治西湖几十年后，西湖湖面又逐渐变得狭小。当初北宋苏轼治理西湖时，曾允许沿湖农户适当租佃湖面种茭菱，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葑草的蔓生，并以所课利钱来维护今后对西湖的治理，以保西湖永不葑合。但随着宋室南渡，作为行都的杭州人口剧增，对茭、菱等食物的需求大增，随之的种植量也相应增加，使得菱荡反而成为西湖葑合的一个原因。因此到淳祐时，便有官吏在给皇帝的奏议中指出，“比年以来，沿湖居民私殖菱荡之利，日增日广，湖面浸狭”。西湖沿湖一带的居民，为了一己之利，私自垦殖菱荡的现象已越来越严重，以致西湖湖体面积日益缩小，如果遇到下雨天气，湖水很容易浑浊，影响杭城居民的日常饮用。但这一奏议，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淳祐七年（1247），西湖出现了“百年之未见”的大旱，西湖湖水尽涸，湖底朝天，原先的“汪洋之区，化为平陆，浅流一线，其浊如泥，父老皆以为百年之未见”。而城中的诸井也干涸无水，一时水荒严重，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于是紧急下令临安府疏浚西湖，“以壮风水，以便民利”。
接到诏令后，赵与与幕僚紧急磋商，对西湖的四面都进行了开浚，极力拓宽了西湖的面积，“尽除翳塞，稍复承平之旧”，并上奏朝廷，提出了一整套的治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