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时42分，CZ3157起飞离开台北，在经过香港上空后，于下午17点20分抵达广州白云机场。185名旅客换乘南方公司另一架客机飞往北京，晚上9时许抵达首都机场。
当时，在台湾方面，对被扣留的劫机犯如何处理的问题，有过争论。
台湾官方的决策是，劫机犯不交给大陆处理，而是由台湾司法机关审判后在台湾服刑。
时任“法务部长”马英九说，两名劫机犯的犯罪地点在台湾当局的管辖领域内，“依国际惯例和刑法属地主义原则”，台方有司法管辖权，因此黄、刘二人会由台湾司法机关依法进行侦查，台方不会将此二人依两岸“金门协议”或台方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予以遣返。
4月7日，“行政院长”连战向国民党中常会汇报此事时说，对于劫机者应依国际民航组织公约基本精神依法处理，绝不同情对有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的暴力行为。
但台湾法律界有人不同意当局的这一作法。海基会副董事长、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以个人身份发表看法说，两名劫机犯可以依“金门协议”遣返。台湾没有必要将其留在台湾审判。他说，虽然劫机者落地时在台湾管区，但依国际惯例和东京公约等国际条约，劫机者通常引渡回原来国家审判，因为这样能起到惩戒作用。将两劫机者留在台湾审判并无意义，因为审判时须传讯机长等证人到台湾作证，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从两岸关系上来考量，也可作为一种互惠善意的表现。
一些舆论更是对当局的做法提出批评。
台湾当局这样的处理方式，不能不对“汪辜会谈”的运作，产生一定干扰，至少在心理上会如此。
好在大陆方面顾全大局，没有因此事单方面中断的进程，这是有诚意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人机分离”是台湾当局处理大陆劫机事件的一贯做法。从1988年5月12日发生首例大陆民航客机被直接劫往台湾降落事件，到1998年10月28日袁斌和徐梅劫持中国国际航空波音737客机到台湾，成为最后一次此类劫机事件为止，大陆被劫的飞机已超过十多架，台湾当局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的，其实际效果是在客观上鼓励了劫机者，以致使劫机事件接二连三发生，频率高时，竟达到一个月一架，甚至不到一周三架的程度！仅1993年就有十架大陆客机被劫往台湾！有的客机和乘务员竟然有过在短期内两次被劫的奇闻！台湾因此也赢得了劫机者的“天堂”、“乐园”这样的“国际声望”。
直到1997年，这种情况才有极为有限的松动。这年的3月10日，台湾人刘善忠因不满台湾当局的政治，将台湾远东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机劫往厦门。5月14日，大陆方面将刘善忠遣返台湾。台湾当局深感被动，不得不把认为“来了比不来还惨”，“宁可回去被判死刑也不愿意待在台湾”的黄树刚，及1993年9月30日将四川航空公司的客机劫往台湾，同样坚决要求遣返的韩凤英遣返大陆。但双方是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遣返的，这只是个案情况，不代表台湾当局政策的改变。
1998年11月20日，黄树刚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劫持航空器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在台湾被拘押的时间被折算在刑期以内。
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后，人们看到黄树刚很真诚地向法官点头致谢，他没有上诉。此刻的他肯定想到了自己在台湾被拘押期间那难熬的日子，他也肯定对法官没有判他死刑深感满足。为了遏制劫机犯罪，保护旅客生命财产，大陆方面对劫机犯的刑法是相当严厉的，一般都是处以极刑。
唐树备、邱进益北京最后的磋商
4月7日早晨，邱进益一行10人从中正机场出发，经香港，于下午16点20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任海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邹哲开到机场迎接。
一下飞机，邱进益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除了“汪辜会谈”直接相关的问题外，现场的70多位记者们，当然忘不了问一问劫机的事。
面对“会否因劫机事件在预备性磋商中增加关于两岸共同防治犯罪的议题”、“对于海协会要求尽快遣返两名劫机犯之事将如何处理”等这样的问题，邱进益很尴尬，一再表示他此行并不曾得到授权谈论此事。
记者们当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邱进益不得不搪塞地说，“我们不要把议题扩大”，“目前此事进入台湾司法程序，若海协会有意见，我会把意见带回”。
海协会方面，唐树备后来在回答记者关于劫机事件的问题时，大度地表示，目前正通过正常渠道与海基会联系，此事不应成为我和邱先生此次会面的主要议题。
当天晚上，唐树备在钓鱼台国宾馆边的钓鱼台大酒店设宴接风。这个酒店是钓鱼台国宾馆对外服务设施，向全社会开放。
第二天，正戏开场。
4月8日下午，唐树备与邱进益开始第一阶段性磋商。
现场谢绝记者采访。磋商历时两个半小时，据说十分顺利，以至出乎当事人此前的预料。
据唐树备会后介绍，通过磋商，双方认为应建立两会联系和会晤制度，会长与董事长应当经常见面，副会长、副董事长等相关人员应当定期会晤；双方赞成鼓励两岸青年间的交流，并达成原则意向；双方赞成应当根据各自的情况，逐步开展劳务方面的合作；双方原则赞成基本结束地区的人员合作打击海上走私、抢劫活动的程序性商谈，应尽快在“汪辜会晤”之后进入实质性商谈。关于违反对方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人员的遣返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也应结束程序性商谈，尽快进入实质性商谈；双方还就各自如何采取措施鼓励和保障台商在大陆投资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邱进益主要在京进行拜访参观活动，与唐树备再次见面，拜会了中国红十字总会，还游览了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
与此同时，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与海基会副秘书长石齐平进行工作商谈，将唐、邱前一日磋商的共识再作细致讨论。
10日下午14点，双方在钓鱼台大酒店“芳霏苑”举行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的草签仪式。正式签署则要留给“汪辜会谈”。
接着，唐树备与邱进益进行了第一阶段预备性磋商的第二次会谈。双方就“汪辜会谈”的时间、地点、议题、人员达成具体共识。
会谈结束后，双方分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双方关于“汪辜会谈”的八点共识：
（1）“汪辜会谈”性质，双方均认为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功能性的会谈；
（2）会谈时间，定于1993年4月27日至28日，必要时可延长一天；
（3）会谈地方在新加坡；
（4）会谈参加人员，除汪道涵、辜振甫两位先生外，“两会”随行人员各自不超过10人；
（5）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于4月23日抵新加坡进行会商，为“汪辜会谈”做准备；
（6）正式会谈的议题为三部分。第一，双方商谈“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并签署协议；确定1993年两会事务性商谈议题。第二，关于两岸经济交流。第三，两岸科技、文教、青少年、新闻等交流；
（7）“汪辜会谈”期间正式签署《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8）以适当方式共同宣布“汪辜会谈”成果。
会后，邱进益一行赴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邱进益首次大陆之行如此顺利，大陆方面的诚意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给邱进益的印象很深。邱进益对记者说过：“大陆的各种举动、措施和政策，都考虑到了台湾两千万同胞的利益。这个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11日，邱进益一行返台。
邱进益返回台北后，接受台湾《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了此次在北京会谈的感受。
他说：这一次去大陆和唐树备商谈，有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务实。先不讲彼此的意识形态，也不先谈统一这样大的问题。而把关切的焦点放在两岸往来的权利义务问题。这一次去大陆，我和唐树备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两岸投资保障协定的问题。我向他说明，台湾对台商赴大陆投资，已经采取相当有弹性的做法，若大陆同意我们的一些要求，要我们也相对地采取一些措施，都可以再进一步商量。当然，他也希望我们对大陆经贸人士访台能予以放宽。
邱进益还谈了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设想。他说，我心中的构想是将来成立一个“巡回服务团”，集结我们优秀的中小企业家、资助中小企业发展的机构代表，加上大陆税务及法制人才，到大陆各个经济发展的地区服务，台商也好、城乡企业也好，都在服务的范围。
他说，唐树备听了这个构想也频频叫好，这是对两岸有利的事，也不涉及意识形态，不是谁吃掉谁或谁来和平演变，而是让中国人富有，仅此目的而已。这一构想，我将来一定会好好推动。今后，要对台商做一些整合的服务工作。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邱进益等当事人，他们对发展两岸关系的心，是多么的真诚、可敬！
李光耀做东，汪道涵、辜振甫握手新加坡
大陆方面的诚意，大家已经领教了，那么台湾方面呢？
人们很关心的，就是辜振甫。他在“汪辜会谈”中会如何表现？
1992年8月11日，即汪道涵亲自函邀辜振甫刚一周，辜振甫接受了台湾《新新闻》周刊的专访。这篇专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辜振甫的政治主张、从政风格、个人情况。有些媒体据此推测他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在与大陆方面的交往中会如何表现。专访要点如下：
记者（下略）问：你身兼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在中共“亦敌亦友”的态势下，你将如何与汪道涵进行经贸或会务的谈判？
辜振甫（下略）答：我是以海基会董事长的身份去，我也算是民间人士，不必太过强调我中常委的身份。
问：你最后决定赴大陆与汪道涵会面的关键考虑为何？去或不去之间又作何评估？
答：第一，我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的事，他们已不是第一次邀请，在今年元月的时候他们就邀请过，这是第二次了，且对方相当恳切；第二，海基会与海协会会经常FAX（传真）来、FAX去，双方负责人见面是迟早的事，只要见面对推展两会会务有帮助，是正面的、严肃的，这是个很自然的事。
问：你此次会谈主要想谈什么议题？不想谈什么问题？尤其海基会原拟在近期内与海协会会商谈文书验证等问题，你在此之前与汪道涵会面，是否会谈相关事情？另外，“国统会”已作出“一个中国”的定义，你是否会与对方商谈“一个中国”的定义问题，至于经贸方面，是否会谈到如科技交流、合作开发、共同投资等问题？
答：基本上这次我与汪道涵会面，只谈会务和经贸上的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也不会谈“一个中国”的问题。至于实质要谈哪些问题仍在商量之中。此外，你所说的合作是个问题，但此时还不到“那个”阶段，目前尚处于排除障碍的阶段。
问：目前必须排除的障碍有哪些？
答：假如我们投资仍没有保障，商务往来文书验证等，很多很多问题，还是由直接对人民服务方面开始累积。
问：这次你与汪道涵会面，李“总统”、郝“院长”或“陆委会”曾给你何种建议？
答：这你要去问他们，我不能替他们说话。
问：你是否打算邀请汪道涵来台回访？你赴大陆若对方提出要求，要你除了与汪道涵以外的高层人士会面，例如邓小平、杨尚昆要求和你会面，你是否会与他们会面？
答：这是假设性问题，我现在这个阶段不便加以评论。
问：你对汪道涵的了解程度？对他的印象如何？
答：汪道涵在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在一次旧金山举行的国际企业会议中我和他见过一次面，当时只是寒喧而已，并没有交谈过。我对他仅止于“知道”而已。
问：如果你不是中常委，你是不是早想去大陆看看？你早期是否曾在大陆待过？
答：我还没有那样想过……喔……大陆我跑遍了，早期的时候我从广州跑到满洲里，大概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连东北我都去过，我不是第一次去，媒体都搞错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常跑北平去听京戏，我最喜欢唱京戏了。
问：两会之间目前在实际往来时碰到许多瓶颈，你如何去改善、打破瓶颈，拓展会务？
答：我们交流由探亲开始，随之又带来旅游、经贸、文化。这三种交流中，我以为文化应在最前面，不过对方很慎重，所以文化最没有进展，我想这是相对的，旅游有大进展，一年有几百万人去。相较之下，文化落后了，经贸也是徒然；另外，比较之下，我们以为文化应该跑在前面，但对方却认为经贸要在最先，双方认知有差距。至于旅游方面，我们都想去大陆看看；而对方也采取放任政策，因为旅游可增加外汇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应有求其平衡的必要。有这么多人、钱的来往，关系虽密切了，但亲和度不够，彼此的气氛应更好才对呀！
问：你是否认为两岸经贸真有“大陆热”的趋向，是否有降温的必要？
答：这不是问题，贸易问题现在进行热闹不必再加以管制，尤其现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通过，有法的依据，政府更应制度化，换句话说，应建立交流秩序化。
问：你认为大陆官方对台商的待遇，有何不妥之处？
答：官方的问题我不便回答。
问：那反过来说，你认为台商在大陆投资遭遇了哪些难题？
答：我没有投资，所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