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上番话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先回避一个中国原则，进而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其最终目的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台湾当局便可以“合法地”积极推行“务实外交”，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了。
值得重视的是，李登辉意义上的“务实外交”也好，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也好，与蒋经国是不同的，李登辉的这一套内涵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挟洋以自重，使国际社会压中国政府接受台湾“独立”的所谓“事实”。
在此政策路线下，台湾当局在当年“外交报告”中，将“争取进入联合国”确立为今后“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
4月，李登辉在“国大”临时会上表示：“我们要积极参与联合国，希望在未来三年内，此一问题能够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重视与考虑”。
此后，台湾当局在背弃“一个中国”的道路上又向前跨了一步，公然提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概念。
9月，“外交部部长”钱复就“台参与联合国活动”失败问题对外表示，“一个中国在国际上容易被误解为是指中共，对我们加入联合国不利”，因而主张“我们不能再谈一个中国，再谈一个中国会把自己箍住”。
10月1日，李登辉声称：“一个中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这是将来的，‘中华民国’目前统辖台澎金马，拥有绝对而且完整的主权与治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原因”。
11月4日，李进一步宣称：“目前的中国属于分裂，是一项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在大陆，应属平等的政治实体”。
在此，李登辉公然宣称“中华民国在台湾”拥有台澎金马地区的“主权与治权”，与大陆是平等的。这等于表明其不再坚持“中华民国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也就是此时的李登辉的主张是：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主权与治权互不重叠的国家”。
11月21日，台“经济部长”在亚太经合会（APEC）西雅图会议上，代表台湾方面发表了一项关于“两个中国政策”的声明：“‘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历史、地理或文化含义的‘一个中国’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台湾当局的政策是“主张分裂主权的两个国家并存”，“采取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
尽管这段文字不是出自李登辉之口，但从事后李的“嘉勉”与“肯定”，以及岛内舆论界透露该“部长”的讲话“是层峰的意思”来看，这应是李登辉对两岸关系定位理念的准确表达。
这表明，李登辉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的主张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即由“一个中国”转变为“两个中国”。尽管李登辉给他的分裂图谋披上了诸如“阶段性两个中国”、“以‘一个中国’为指向”之类外衣，但分裂就是分裂，这是一般人都能看清的简单问题。
1993年2月，被称为非主流派“精神领袖”的郝柏村，被李登辉逼迫，交出“行政院长”职位，这标志着李登辉将维护原有“法统”、坚决主张中国统一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彻底排挤出了台湾政治权力核心。
为了清除与其理念不同的所谓“非主流派”，李登辉耍尽了野心家的手腕。比如，为了拔掉郝柏村，他掌握大位后，先让这位军权在握的参谋总长继续留任，以稳定军心；一年十个月后的1989年11月，升其为“国防部长”。旋即于1990年初春，提名其出任“行政院长”，兼任国民党宪政改革策划小组副召集人，“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将入相，是中国军人最风光的事情之一。郝柏村做到了。而实际上，李登辉此举绝非对这位坚决反“台独”的一级上将厚爱有加，而是为了拔除他的军权。以郝柏村当时在台军中的威信，李登辉实在害怕他为了反对“中华民国总统”的“台独”行径，会搞出什么事来。三年后的1993年8月，郝柏村被拿掉“行政院长”职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任“总统府”资政，成了位高权轻的寓公，李登辉彻底把这位眼中钉逐出台湾当局权力核心。
从此，李登辉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摆脱对其制定大陆政策的掣肘，随心所欲地实施自己分裂中国的图谋了。
1994年4月14日，李登辉刻意安排接受一贯鼓吹“台独”理念的台湾《自由时报》专访，又公开否认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一脸茫然地称：“目前看不到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在哪里？”
记者追问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中国”。他回答说：“这是将来的目标，现在的两岸，一个是水，一个是油，水和油是合不起来的。”在采访行将结束时，李登辉特意面色严峻地重复表示：“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我们应该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
李登辉现形记
1994年3月2日一定是李登辉人生历程中不同寻常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他与日本人司马辽太郎进行了一次倾心长谈，他暗藏的“台独”祸心终于大白于天下。
从1993年初基本清除了以郝柏村等为代表的所谓“非主流派”政治势力后，李登辉越来越得意，到1994年，李登辉已经自信到自己无所不能为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有那样一番根本就无所顾忌的谈话，是必然的。
其实在李登辉主政后不久，岛内外、海内外就陆续有人根据李登辉一系列言行，断定李登辉是主张“台独”的。而岛内最早识破李登辉“台独”真面目的人士，就包括前文所述那位“退辅会”主委许历农。这位曾任台军总政战部主任的将军后来回忆说：“李登辉时期是打着国民党旗号、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那时他明的是国民党的主席，暗里是民进党的主席；明的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暗地里是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我曾经当面跟他说‘你们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在国民党中常会里我这样跟他讲。所以，当时我就离开国民党了。我那时候说‘中国国民党虽然还是那个庙，已经不是那个神’，变质了，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离开国民党后参加新党，我说新党是真正的中国国民党，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新党和我们现在的新同盟会都是反对李登辉走“台独”路线的。许历农这样的人由少变多，这种声音由弱变强，到1994年3月2日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以后，终于迅猛汇成了一种共鸣、共识，“台独”分子李登辉终于现形了。
司马辽太郎何许人也？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一名历史小说家，他在与李登辉的对谈发表之前，名声仅限于日本。司马辽太郎并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叫福田定一，司马辽太郎是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据说他十分推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此，他也就改笔名为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以前是日本《产经新闻》文艺版的记者，并且在《产经新闻》干了10多年。他出生于中国东北，并在那里长大，后来他又当上了与大陆关系密切的“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中，曾一度与大陆的关系十分密切。
但自从他访问过李登辉之后，大凡提到李登辉“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地方，是没有不提及司马辽太郎的，如今他能在海峡两岸被许多人知晓，看来他有必要好好感谢李登辉。对本不想去台湾的司马辽太郎来说，仅仅是与李登辉对谈一次，就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震撼，这可能是在他去台湾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司马辽太郎在与李登辉对谈前的40多年内，没有去过台湾。他还是在二次大战之前去的台湾。
至于司马辽太郎是怎样有这次台湾之行的，司马辽太郎本人的说法，是在他写《台湾纪行》之前。去台湾本来不是他的主意，他是在一个晚上接到旅日台湾作家陈舜臣的电话以后，才决定去台北一趟的。也就是说，司马辽太郎本来并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
司马辽太郎到台北之后，不但有台湾“新闻局”的官员到机场接机，而且在陈舜臣陪同下，还获得了李登辉的接见。本来对到台北不怎么积极的司马辽太郎，经李登辉接见之后，大讲台湾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李登辉不但接见了他，而且还“不寻常”地用日语跟他交谈，尤其李登辉的谈话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有了第一次与李登辉见面的好印象之后，司马辽太郎又决定第二次访问台湾，并且第二次是带了《朝日周刊》的编辑、插画家和一些朋友一起来的。
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都是同时代的人，皆出生于1923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12年，日本人习惯上称这个时代为“大正世代”。司马辽太郎之所以能拨动李登辉的心弦，可能与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有关，他们相见即有一见钟情的亲切感，同时一个日本人对于一个深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在找到一个能引起双方“共鸣”话题的情况下，自然都会充分显露自己的人性。正如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所言，李登辉“今日大权在握，才借司马辽太郎之笔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性向，这说明李政治投机性格的一面。”当然，司马辽太郎也有写作投机之嫌。
司马辽太郎是1994年3月2日采访李登辉的，随后他把所有采访的内容以《场所的苦恼》为题，在1994年5月5日至12日的日本《朝日周刊》上连续发表，文中详述了他和李登辉畅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一话题。
1994年的10月18日，他又把访问台湾的“心得”，以随笔的形式写成《台湾纪行——街道漫步》，在专栏中推出。到10月底，他又把以上两次发表的内容集结成书，并命名为《台湾纪行》，里面共收录了30多篇他到台湾旅行的观感和采访，《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一文放在该书的最后，作为总结。
司马辽太郎是如何看台湾的？
对于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历史，司马辽太郎说：“我是日本人，当然要为日本说话。”他认为，直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放弃台湾为止，当时没有多余力量的日本，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台湾有所建设，设立“帝国大学”，成立教育机构，修筑水利工程，制定铁路及邮政制度等。
司马辽太郎还将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殖民地历史说成是，自1895年以后的50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试图把日本的殖民掠夺与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掩盖起来。他进一步讲，“曾经是日本领土”的台湾，因日本战败被迫“分离”出去，被“中华民国”占领，使“台湾人”受到“中国人”长期的歧视和压制。
司马辽太郎还无视中华民族在台湾的绵长的开拓史实，胡说台湾本是“无主之地”。
面对这样用心险恶、颠倒黑白的一个日本人，李登辉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司马先生，我有很多话想给你说。”随后，双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对谈。
李登辉都说了些什么呢？
李登辉在与司马氏的“对谈”中，首尾都以《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中率领犹太人穿越红海、返回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比。
李登辉告诉司马辽太郎：“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拼的。总而言之，已经出发了。对！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
李登辉将自己视为摩西，要带台湾人民“出中国”。从此，人们便称李登辉这位要搞“台独”的基督徒为“李摩西”。
据《圣经·旧约全书》讲，摩西是流徙到埃及的12支希伯来人的后裔，尽管成为埃及法老的公主养子，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希伯莱人的儿子。在一次一个埃及人与希伯来人的冲突中，他断然帮助同胞，打死了埃及人。后来，摩西率领希伯来民族出埃及时，曾把几代希伯来人辛勤创造的所有财物以及大批的羊群和牛群，从埃及人手中夺回来交给希伯来人，带回以色列国。
对李登辉的此番话，有人评论道：“基督教的摩西是由埃及公主领养长大的以色列婴儿，李摩西曾经是‘十足的日本人’，似乎也像日本大和民族文化寄养在台湾的‘试管婴儿’。在身世上不无相似之处，其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摩西，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不堪做奴隶，返回以色列重建自由王国；而李摩西所要扮演的‘出埃及记’，和以色列人的目的恰巧相反，是要率领（其实是诱骗）‘台湾人’背叛历史文化的祖国，不协助中国大陆十亿同胞争取合理的生活，而附和在野党异议人士的狂想，另建一个属于台湾人民自己的‘台湾共和国’。”
在与李登辉的长谈中，司马辽太郎曾十分露骨地说：“台湾除原住民之外，17世纪以来，度过了由海上难民成立的无主之地。正如纪元前的日本列岛是亚洲的海上难民的国家一般。从1895年之后的50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
面对这种歪曲历史、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言行，李登辉竟然没有作任何反驳，反而予以附和。
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企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家，他一直认为中国太大，应该分成几个国家才是。他讲：“国家有适当的尺寸大小，像法国般大小最适当吧！刚好跟四川省一样的大小，四川省永远是四川省。法国创造了文明。只靠北京一个政府，要控制比全欧洲还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对此，李登辉竟还搭腔道：“现在大陆高唱民族主义……我认为如果北京想建立大中华民族或大中华帝国，则亚洲就糟了。”
这哪里是一个中国人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