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蒋经国手里接棒的李登辉，如何大谈自己的“统一观”
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蒋介石之子、“第六届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逝世。
“副总统”李登辉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空缺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之规定，继任“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
当晚8时零8分，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宣示仪式。
李登辉在“国歌”声中，面对孙中山先生遗像，右手持誓词本，高举起左手宣誓：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示，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重托，如讳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就职宣誓仪式后，李登辉发表谈话。
他说，深受海内外同胞爱戴的蒋“总统”经国先生，不幸于今日下午逝世，依据“宪法”规定，由登辉宣誓继任“总统”职位。经国先生多年来对力行“民主宪政”，建设“复兴基地”有伟大贡献，今突然离开我们，登辉除了与全体同胞一样深感哀痛外，尤其感到责任重大。希望我全体同胞，务须遵照经国先生遗嘱，一心一意，团结奋斗。登辉自当本乎至诚，遵守“宪法”，维护“国家”安全，增进全民福祉，竭尽一切力量，与我全体同胞，共同为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努力。
4月6日，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听取“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历农所作“关于加强对自谋生活‘荣民’服务”的报告后，又发表谈话称：
刚才听了许历农同志的报告，其中提到协助荣民返乡探亲的问题，登辉想借此机会讲几句话，给党政有关单位参考。有关荣民赴大陆探亲，我们对荣民弟兄，自然应当继续给予帮助，但我认为对整个有关探亲一事，应该立即作一个深入的探讨。登辉个人觉得，这件事的本身，原来只单纯地基于人道立场的考虑。不过进行以来，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各方面发出各种不同的评论和意见，包括法律的、政治的、经济商业的、安全的等等，都值得我们重视。任何事象的发展，一定有它主、客观的因素，而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事象，也有正、反两面相异的看法。目前对于前往大陆探亲的后续政策，就有许多相对的主张。可是，站在执政党和“政府”的立场，要对政策的结果负责，尤其要对“国家”的安危负责，就必须同时衡量正面、负面的影响，以最审慎的态度，作最妥当、最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决定。最主要的，我们应该注视近来中共方面表示了什么态度，采取什么动作。稍稍留意或研究大陆情形的朋友们，必须知道，中共不但没有丝毫缓和对我们的统战攻势，并且毫不掩饰在加紧威胁的压力，我们怎能轻易抛开敌我意识，做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因之，我非常同意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所谓两岸的接触，不是热情“浪漫”的憧憬，而是十分“严肃”的课题。不论考虑怎样的后续政策，都必须首先想到对国家社会的安定与安全。
而在此之前，1984年3月1日，“副总统”候选人李登辉在出席“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台湾区选出的“国大代表”举行的餐宴上发表致词称，曾有外国记者问他，以一个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否表示“台湾化”的趋向？李登辉回答说：“‘台湾化’是一条死巷，我们应将眼光放远到台湾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上，我们应以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建设台湾，却绝不能忘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统一”。
李登辉还表示，与会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选出，当能想起台湾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与屈辱。他“对国家的历史与前途，总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对一百多年来国家的处境与人民的盼望，更有切肤的感受，中国统一在民主合理的制度下，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的最后目标”。
1984年4月28日，李登辉应邀在“国大代表宪法研究会”会员大会上做专题报告说，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是三民主义的成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成功，也是三民主义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证。并称“不但共产党害怕三民主义，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害怕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将面临的竞争，因为他们了解三民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当前的责任，是要让大陆同胞知道，更要让国际上每一个国家都了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内涵，以期早日达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神圣使命。”
1984年5月25日，刚就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在台北县主持台湾省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大中华民国的统一，台湾才有发展前途。希望大家用这个目标努力建设台湾、振兴力量，以光复大陆”。
在这次座谈会上，李登辉又一次提及外国记者对他关于统“独”观的提问一事，称自他当选第七届“副总统”以后，许多外国记者纷纷请他发表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他们认为土生土长的李登辉对台湾前途一定有不同的看法，日本甚至有人预测台湾会逐渐脱离大陆。对于这样的预测，他感到非常可笑。他强调台湾和大陆的血缘关系以及历史渊源，大家都非常清楚。台湾只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没有大陆八年抗战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台湾。因此，台湾和大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的目标就是“中华民国”的目标，“中华民国”的前途就是台湾的前途，这个目标和前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致”的。
说得多好！不知今日的李登辉看到回顾自己的这些话，会作何感想。
而事实上，出乎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料，在那位高喊“统一”的李登辉的骨子里，隐藏着深深的“台独”基因。这位受过西方教育，同时对中国文化又十分了解的“阿辉仔”，以迂为直，在两岸关系上在台湾推行了一条渐进式的“台独”路线，妄图把台湾分离出中国！
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吧。
统“独”观走向模糊化
刚上台时，李登辉在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上，未对蒋经国时期的各项内外政策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大陆政策也维持了蒋氏生前所确定的反共、反“台独”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强调“将中共与中国分别界限”，“将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此后，李登辉也多次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称“今天政府虽然立足于台湾，但我们必须共同确认，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必须统一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与中共之间，是一个敌对关系，我们如不能统一大陆，中共就要统一我们”。
现在看来，在继任之初，其权力基础还不太牢固之时，李登辉承袭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但也就在当时，李登辉多多少少流露了某些与蒋氏父子不同的国家民族观念。
比如，李登辉就台湾是否接受“中国台北”的名称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的问题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国’改了名称以后，以正式会员名义参加的时候，权益上有没有受到损失？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
李登辉在出访新加坡前答记者问时，进一步表示：为了突破国际上的困境，“不需要去计较名称”。新加坡当时称呼李登辉为“从台湾来的总统”。对于这个称呼，李登辉称“不满意，但应该接受”。还称，“新加坡要和中共建立了大使馆，再邀请我去访问，如当时我还是‘中华民国总统’，那我应该去”；“本人认为，‘双重承认’的问题，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当然很高兴”。
李登辉这种利害取向，只重“实”而不重“名”的态度，已开始显示出其与蒋氏父子在观念上相当程度的差异。蒋氏父子的信条则是“汉贼不两立”。
而到了1990年3月，李登辉经“国民大会”选举，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这标志着李登辉的权力基础得到基本巩固，台湾政局正式进入“李登辉时期”。
他开始逐步撕下伪装，结束表演，走自己的路了，包括对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的调整改变。
5月20日，李登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首次正式使用了“中共当局”的提法，大谈“宪政改革”。虽高喊统一调门，但对大陆方面提出了放弃武力、实现“民主化”、不阻挠台湾当局开展对外关系等前提。其中关于两岸关系定位，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基本可概括为“一国两府”，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分治两岸”，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是“中华民国政府”。
值得指出的是，李登辉提出“宪政改革”的最终目的，绝非其讲话说所谈的落实“民主”，而是通过“修宪”，逐步使“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化，割裂与大陆的联系。
随后，李登辉调整大陆政策相关机构，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以弱化国民党中央原设的“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功能，使大陆政策和两岸事务脱离党的系统，而置于“政府”系统之下。
李登辉此举，是有其深远的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政党上台，都有权操纵大陆政策的权力，民进党当然也不例外！
1991年2月，台湾当局制定“国家统一纲领”，使用“一个中国”原则、“对等”前提、“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三个提法。
4月底，台湾当局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李登辉公开表示，“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这表明，李登辉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的主张已由“一国两府”转变为更为弹性和模糊性的“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
“政治实体”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泛指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政团等等政治组织。但是，只要对等政治实体的一方是一个国家，则与之对等的另一方就必然也是一个国家，于是由“一国两体”自然可以得出在“一个中国内存在着两个国家”的推论，与一个中国原则是矛盾的。“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具有“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内涵。
在1992年3月开始的两岸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围绕在协议上是否写上一个中国原则而发生争议，首次触及到这一矛盾。
在此背景下，李登辉指示研究“重新解释一个中国的涵义”。
5月初，“国统会”的咨询机构“国统会研究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达成了初步“共识”。内容大致为：
1949年以前及未来统一后“一个中国”并无疑问，而1949年后“分裂”的事实也不能不承认；现阶段两岸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已“分裂”成两个地区即两个“政治实体”，“一个中国”在目前只是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在“分裂”的情况下，“中国的主权应予虚悬或冻结”，两岸以各自所代表的“有效管辖区”为限，双方各说各话。
这个版本拿到“国统会”讨论时，李登辉一手安排的党派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各异的委员们争议颇大。经过各方调和，最终形成正式结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这个结论一方面仍维持了国民党当局一向坚持的“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的提法，另一方面则使用了“分裂”、“分治”两个概念，在“一个中国”的涵义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显然是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据说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李登辉本人的意志，他是包藏更深祸心的。
在“国统会”对外公布了“一个中国”涵义的新解释不久，岛内因韩国与台“断交”而引起了一场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争论。一些曾公开表示坚决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立委”及李登辉的智囊学者，附和民进党“一台一中”论调，批评国民党非主流派“盲目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他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中不可能被接受，因而强调“一个中国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主张用“分裂国家理论”和“主权再解释论”来诠释“一个中国”，认为“现阶段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两个分治的国家”，“中共代表中国，台湾是另一个具有人民、领土、政府、主权的国家”，甚至主张干脆直接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取而代之。
如此奇谈怪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和国民党内都引起轩然大波。
对“国统会”结论不满意的李登辉适时出手！
11月11日，李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指出“国统会”的结论仍然“模糊不清”，他力主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小组“进一步研究一个中国的涵义”。
12月15日，李在宴请一级上将和战略顾问的餐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只说一个中国，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因为在国际上，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我认为光简单地讲一个中国，就中了中共的圈套。”他还妄称：“先总统蒋公从来不说一个中国，他只说中华民国，这是很了不起的”。
翌年，即1993年2月6日，李登辉在约见高雄市民进党籍“立委”时说得更露骨：“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
请注意，李登辉在这里又出尔反尔了。稍微留意过李登辉言论的人，不能不对李登辉这种动辄信口胡说而感震惊。
这可是“总统”，说话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