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恐惧意识。恐惧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近现代台湾居民经历的两次恐怖统治。日本强占台湾后，强行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疯狂抢夺民众的劳动成果，残酷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同胞进行了英勇地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殖民当局。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巩固统治基础，严厉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由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制订“匪徒刑罚令”。根据这一“法令”，在治理“匪患”的名义下，把任何不满和反抗日本侵略的言行，都以“匪徒”罪名定罪，予以严惩或杀害。日本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是社会恐怖意识形成的直接原因。台湾光复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竟然又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为保证“反共基地”台湾的安全，贯彻“反共路线”，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强化对岛内民众的专制独裁统治，于194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戒严体制”违反“宪法精神”，按照“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一系列***律令，白色恐怖笼罩全岛，人权、自由、民主和生命保障等基本权利被剥夺。专制统治导致台湾社会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民众中形成和流行恐怖意识。恐怖意识和悲情意识一起，使得台湾社会极易形成“被迫害心态”。两岸交流的30多年来，由于政治结构性矛盾的存在，由于两岸政治敌对关系没有解决，两岸交流交往中常常受到“恐惧意识”的影响，因为两岸“非文化差异”的存在，运作程序和信息公开程度不一样，部分台湾同胞总以“权益、尊严”为由，担心“上当、受骗、被迫害”，人为地增加两岸交流的困难。恐惧意识成为台湾文化中特有的内容，“差异”特征十分明显。
六是自大意识。自大意识是岛民心态的特点之一。台湾文化中的自大意识比较明显，“台湾文化过去‘在异族压迫统治下’难以形成可观的‘历史发展’，广大民间风俗习惯，各次文化层，几乎全被汉文化的次文化特质所充塞，这是台湾人丑陋面的主要‘力量’。但是，台湾人社会的民主法治观念、科学思想、理想追求、人格尊严等现代人、现代社会的‘普遍信念’，绝对比原乡大陆进步、高明。而此一‘比较之异’，正是‘台湾文化’所以是‘独立文化体系’之证，也是信心之所系”。这里所说的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普遍信念”，只是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崇拜和对中华文化的轻视，充分体现出台湾文化中的盲目自大意识。正如台湾媒体所说，台湾虽说有一定程度的软实力优势，但面对大陆强大的的硬压力和正在迅速增长的软实力，台湾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少；台湾虽说在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的“双轨政策”中有空子可钻，但又找不到维护台湾“绝对安全”的保护伞；台湾可以大打“民主牌”和大谈“普世价值”，但又存在许多难以启齿的诟病。正如有人所说，台湾一些人确实是口气狂放又底气不足，自大自豪又自信不足，自恋自夸又自卑有余，充满优越又肤浅、偏执，自视清高又见利忘义，喜好炫耀又患得患失，自诩领先又缺乏实力，自我夸张又自强不足，好为人师又孤陋寡闻。此类矛盾心态在两岸关系上表现为：“一国两制”是“矮化台湾”，两岸两会的“18项协议”是“亲中卖台”，两岸经济合作是“中共统战”，台商投资大陆是“掏空台湾”，大陆优惠台湾是因为“台商先优惠大陆”，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造成台湾贫富差距”，两岸贸易“图利台湾大财团”，台生在大陆学习和就业是“大陆抢台湾人才”，陆客赴台旅游是“暴发户摆阔”，《两岸投保协议》是“不平等、不安全、不民主的丧权辱国条约”，等等。确切地说，台湾文化中的盲目自大意识，限制了台湾文化的发展，削弱了台湾文化的优势，也成为两岸文化“差异”的要点。
七是“台独意识”。台湾文化一直是“台独势力”极力渗透的领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持的“台独执政”期间，为制造“台独”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不遗余力，重点就是台湾人已经形成“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台湾民族”、“台湾民族”创造了“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文化”、“台独文化已经成为台独建国的重要基础”。“宪政改革”开始后，在李登辉的配合下，“台独”借助多元政治、打着“民主”旗号完成“台独合法化”，活跃在台湾政坛。与之同时，李登辉当局利用公共权力，从理论到实践开始全面灌输“台独意识”。陈水扁执政后，作为台湾地区的第一个“台独政权”，把“台独”主张“制度化和政策化”，把台湾社会作为“台独的政治试验田”，把“台独意识”向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渗透。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和泛绿阵营的长期煽动和灌输，围绕“台独意识”产生的“异化的意识”也最多，已经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在嫁接“台独意识”后，“祖国意识”被异化为“主权分裂，治权分离”、“一边一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和“台独国家认同”等“异化意识”；“台湾意识”被异化为极端化的“新台湾人”、“新兴民族”、“本土化”、“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性”、“台湾主流意识”和“台湾共识”等“异化意识”；“和平意识”被异化为“中共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和两岸“恐怖平衡”等“异化意识”；“发展意识”被异化为ECFA不是灵丹妙药、“台商投资大陆是掏空台湾”和两岸经济合作“图利台湾大财团”等“异化意识”；“民主意识”被异化为“省籍对立”、“主权在民”、“住民自决”和“民粹主义”等“异化意识”；“反共意识”被异化为“国共之争已经结束，台湾问题不是内战遗留问题”、“民进党不反共，与中共打交道没有历史包袱”和“民进党愿意与中共讨论两国关系”等“异化意识”。“台独”势力制造的“台独和异化意识”，对台湾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台独文化”与台湾文化、大陆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自台湾问题形成60多年来，台湾文化、性格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力量的引导下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对岛内朝野之争和统独力量演变发生作用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历史、政治认同和统独选择等“国家认同”、和平统一产生一定的影响。充分认识台湾文化的演变及其内涵，承认“台湾意识”中的合理成分，认清不同时期的执政当局向社会灌输的意识的意图，有利于掌握台湾文化的特征，有利于了解台湾同胞的“所思所想所求”，有利于缩短两岸在相互认知上的距离，当然也有利于改变对于两岸文化“差异”的认识，进而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增加台湾“一个中国认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的完成打造信念、情感和思想基础。
4.宗教文化“差异”
在研究两岸文化“差异”时，在宗教文化上应该说是有很多一致性。在分析两岸文化“差异”对于“中华文化认同”、台湾“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时，要看到两岸宗教文化的正面影响要多一些。从台湾宗教分为“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两大类看，从台湾社会信仰的“万能神”、“分掌神”和“专门神”等神灵看，两岸并无差别，“差异”只是在宗教普及和狂热的程度上。两岸宗教都受制于中华文化中的儒佛道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与“和贵中庸”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基础和重要构成。道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学术流派，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事物的规律性、人类行为的准则。佛教在魏晋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在隋唐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形成多种佛教宗派，基本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无常、无我”等。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子和庄子等人的思想融入佛教，把宗教进一步精炼化、哲学化、世俗化，认为人性即佛性，佛性不在身外，只有向自己的内心中去求，成佛只能靠自己的觉悟和修行。三类学说长期论战，最后走向融合，宋明理学完成了道、佛入儒，完成儒道佛的合流。
儒道佛三教的冲突与融合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增加了中华宗教文化的文化、思想和哲学内涵。一方面中华民族尤其是大部分汉族确实没有虔诚和狂热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缺憾；一方面也证明了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的发达来规范人的行为，并以最大的包容对待一切宗教，使佛教中国化，甚至于同化了最顽强的犹太教。因此，中国没有形成政教合一、教为政先的主宰社会的宗教信仰，在宗教领域也没有出现教规森严、互相敌视、不共戴天的宗教现象，只是在儒道佛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在多民族广地域的中华大地，各种宗教和平相处，盛行“多神思想”和“多神崇拜”。两岸宗教文化和活动都在这一范畴内展开，台湾宗教文化始终没有离开中原的轨迹。
台湾宗教本身是随大陆移民进岛时传入，与少数民族的一些原始宗教活动一起，在大陆流传的宗教和各种神灵崇拜在岛内逐渐兴起。当汉文化在台湾流行过程中，大陆宗教也得到传播。从传播之初，就体现出“多神崇拜”的特点，东南和华南沿海一带的宗教和信仰门类都在台湾形成和开展活动。随着郑成功在台湾推广汉文化，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遗臣在台湾致力于“文化拓垦”，缩短了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差距，儒道佛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在台湾也正式确立。总之，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而进一步传播，在移民社会组成的台湾，宗教活动成为其他方面无法相比的社会活动。
外来宗教有过四波，一是17世纪荷兰、西班牙相继占据台湾后，开始了西方各教的传道活动。二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台湾再度传播。三是日据时期，采取了“独崇神道”、排斥“异端”政策，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都被禁止，日本“神道”大行其道。四是台湾光复后，在中华宗教活动得到恢复与发展的同时，随着美国对台湾影响的加强，基督教、天主教获得快速发展。1987年7月台湾解除“戒严”后，采取一系列“解禁”措施，其中被禁30多年的“一贯道”也解禁，使其再度受到人们关注而迅速扩展。可以说，台湾宗教已经进入狂热期。两岸宗教文化，在主体文化、宗教信仰、神灵崇拜和算命、看相、阳宅、风水、卜卦、扶乱等宗教习俗上，同根同源同脉，宗教文化“差异”没有像其他方面那么强烈和明显。
一是台湾宗教更加普及。台湾地区的宗教信仰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信教的善男信女众多，宗教文化和活动很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台湾地区核准登记的宗教有12家，民间信仰和祭拜的神灵有300多家，无论是寺庙教堂等宗教场所，还是宗教教职及工作人员，或是正式登记的宗教信徒，从人均拥有量上远远超过大陆。此外，台湾绝大多数成年人和一些非成年人，则属于非正式信徒和宗教活动自由参加者。至于，社会活动和家庭活动中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信仰则更多。
二是台湾宗教更加富有地方特色。从妈祖信仰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来看，台湾民众中信仰妈祖的人越来越多，祭奉仪式也愈来愈复杂。妈祖庙规模不一，从民间信仰的小寺小庙到壮观的宫院，均带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从而使民间宗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民间信仰的神明中，信仰妈祖的群众占约70%。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仅台湾大甲一地的进香团便从数十人发展到五万多人，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历经了几个世纪，台湾民众对妈祖的虔诚信仰从未改变。
三是台湾宗教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台湾作为移民社会，移民的宗教信仰和活动，与对故乡的怀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台湾最先出现的神灵崇拜，很多都是移民家乡的宗教文化。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台湾民众的寻根谒祖、祭祀神灵的活动，已表现出强烈的寻根意识，表明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包含对大陆和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在台湾的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在台湾民众到大陆从事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时，拜祭神灵和祖先时寻根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