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情感而言，1949年以后，由于两岸在两个社会和体制内存在和发展，两岸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内容也大不相同。大陆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构成，曾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湾的政治教育内容则是由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等构成，曾提出一定要“反攻大陆”。此外，如果说蒋介石、蒋经国当政期间“妖魔化大陆”的宣传是散布“反共论、大陆贫穷论和政治多变论”，在台湾民众和社会中造成对大陆的恐惧、敌视心理，那么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期间“妖魔化大陆”的宣传则是散布“中共打压台湾论、对台统战阴谋论和吞并台湾论”等，在台湾民众和社会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对大陆缺少正确的认知情感。因此，“在政治文化方面，台湾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更深，而大陆则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所以，两岸政治文化的‘差异’在文化各个领域中最为明显。”
就“一个中国认同”而言，在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两岸政治文化“差异”中变化最大的领域。在国民党当局去台湾后的前40年间，台湾政治文化中没有“一个中国认同”减少问题，广大台湾同胞都认为是中国人，都认为两岸在追求统一。经过“宪政改革”，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长达20年的煽动和误导，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文化的环境中，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偏移、“统独选择”出现偏向、“身份认同”出现偏差、“集体记忆”出现偏离。“一个中国认同”变成对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中国人、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多种“认同”。其中，首先，“身份确认和政治归属”方面多元化，在有关“国家认同”的民意调查数据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下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在上升，而且“台湾人认同”的比例上升过快。其次，“国家认同”的改变，不认同“一个中国”，认同“台湾共和国”和“台独”的群体出现。第三，“统独选择”出现不利于统一的变化，同意两岸统一的比例过低，主张“台独”的比例超过主张两岸统一的比例，支持“台独”的群体基本维持在四成到四成五左右的水准。如何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朝着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方向转变，不仅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要务，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的重要任务。
就国家统一模式而言，两岸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据大陆的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统计，除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外，还有非“一国两制”的主张或模式共101种。目前台湾方面对国家统一模式的研究存在着片面和极端化倾向，如蒋经国等人提出的“一国良制”，主张以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李登辉等人提出的“第二共和国”，彭明敏提出的“一个中国、一个台湾”，陈水扁提出“两岸两国，一边一国”等，均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而大陆方面对“非一国两制模式”则是客观地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它为什么不适用于两岸和平统一问题。当然，目前大陆对“一国两制”更多地注重于宣传，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有待加强。客观地说，“一国两制”更多的是指统一模式，即两岸统一后的两岸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现在问题的难点是，两岸交流如何完成从“先经后政”到“先经助政”、“先易后难”到“先易解难”、“先急后缓”到“先急拉缓”的交接，两岸如何按照“一国两制”方案走上政治谈判桌谈判和平统一问题，两岸关系如何从当前的和平发展过渡到和平统一阶段。对于国家统一模式问题，两岸都需要做好思想、理论、政治和行动上的准备，首先是要解决两岸政治谈判的“政治名分”和“谈判主体”问题。关于国家统一模式的探索和不同结论，成为台湾政治文化的“差异”要点之一。
政治文化的功能是为政治决策提供合适的文化氛围，在两岸关系上表现得分外突出，两岸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是如此。两岸政治文化“差异”的存在，成为台湾“国家认同”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现阶段两岸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重要分歧点。
3.性格文化“差异”
增强两岸“中华文化认同”、增加台湾“一个中国认同”，需要两岸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差异”。对于台湾民意来说，现阶段对于大陆“差异”的了解还不全面，认识还不到位，与台湾文化中的“性格文化”关系很大。或者说台湾的性格文化导致在了解、认识大陆时看到“差异”更多些，更为敏感些。台湾人的性格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由特定的演变历史、移民社会、族群组合、政治现实和多元文化决定的，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社会主要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制约，并且作用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政治行为。
一是“台湾意识”。从历史上看，台湾主要居民的故乡不一，来到台湾的时间不一，到达台湾后都把定居点当成第二故乡，具有很强的“本土意识”。主要表现为：开发台湾，闽粤移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成为台湾意识产生的客观基础；爱惜台湾，广大台湾同胞对于历经400多年的台湾开发过程和艰辛，有着清楚的认识和明确的记忆，爱护台湾、建设台湾、珍惜台湾的心情由然而生；宣传台湾，正是因为开发台湾的艰辛和爱惜台湾的心情，形成了“台湾意识”中的重要成分————宣传台湾，抓住机会，宣传台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成果；不忘故乡，作为移民社会的社会意识，既有出于对定居地的爱形成的“本土意识”，更有对隔海相望的家乡的爱形成的“故乡意识”；不忘历史，经过50年的被割让和被殖民的经历，经过反侵略战争的提炼，台湾同胞更加强调台湾意识，要求祖国重视和肯定台湾地区的价值，要求尊重台湾同胞的愿望。“台湾意识”的出现和流行，在台湾是十分正常的事，问题是有人把“台湾意识”极端化、绝对化，把“台湾意识”作为“台独”的思想基础。对此，大陆态度十分明确，反复强调“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有人借助“台湾意识”宣扬“台独意识”，更需要把“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区别开来。“台湾意识”成为性格文化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差异”中的基本内容。
二是民主意识。台湾文化中的民主意识，也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找到萌芽。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国贫民穷，百姓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统治阶层往往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平等思想是民主思想的雏形，在中华文化中，以民为本、倾听民意、重视民生是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出“仁”和“以政为德”，孟子提出“民为贵”，儒家强调要“爱民”、“重民”、“恤民”。问题是在中华文化传统思想中，宗族制、等级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在文化和舆论中更重视“国以民为本”、“民以君为主”。所以中国的民主思想，在封建社会阶段基本没有成长、成熟起来。台湾文化中的民主意识比较流行，首先，移民社会的性质决定的。移民大都是同一宗族或同一村落的志同道合者结伴而来，因而在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和劳动成果分配上，大都采用集体方式进行，以平均主义为原则，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了民主的习惯，民主意识比较好地延续下来。其次，对殖民统治的痛恨。日本侵占台湾50年间，在殖民当局的***统治下，中国人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日本人将本国人称为内地人，是最高等级的；接下来是朝鲜人，称为半岛人；而台湾人则称为本岛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成为奴役对象，变成“三等公民、无权公民”，自然产生了反抗侵略、回归祖国、当家做主等民主意识，核心是要国家主权，是追求爱国民主。第三，对专制统治的反思。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到台湾后实施专制统治，处于政治高压下的台湾同胞，社会上内蕴的民主理念越积越多，核心是要政治权利，是追求政治民主。同时，国民党当局从1950年开始的县市以下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选举，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宪政改革”，促使民主呼声、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就两岸文化“差异”讲，台湾文化中的民主意识向政治多元化方向发展，大陆文化中的民主意识向民主集中制方向发展，成为两岸文化“差异”最突出的地方。
三是族群意识。族群现象与台湾开发同时出现。在闽粤地区移民前往台湾初期，往往都是由亲人、亲戚和同乡组成，到台湾后定居和开发同一地区，组成最初的族群————宗族或氏族。在同一地区的移民增加后，往往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组成更大的族群————同乡会。在向其他地区扩张时，开始形成以地方文化为特征的族群————闽南人和客家人。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是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为了生存和保护定居点，不同族群之间就要进行争夺。先到的移民，要同当地土着械斗；向外扩张时，要与不同的宗族或同乡会械斗；整体上后到的客家人要同已经安家乐业的闽南人械斗，只能离开自然条件对农副业生产较为有利的台南平原地区，向“桃竹苗北北基”等地发展。可以说不同氏族、乡党的械斗更是此起彼伏，在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影响。族群意识的现实因素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专制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基础，政治上依靠外省籍上层人士和本省籍实力派，倾向客家人，照顾少数民族，没有充分地尊重闽南人，这种政治歧视加大了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历史和现实因素，导致至今宗族、派系斗争仍充斥着台湾政坛。族群意识会进一步凸显成为政治上选择自我认同的手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省籍矛盾”却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时空环境使得台湾各族群政治格局狭小，以致政治斗争只能依赖族群情感作为行动力量的来源。族群矛盾对台湾政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进而也对朝野政党的大陆政策产生不小钳制作用。族群文化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台湾文化“差异”的特色。
四是悲情意识。两岸人民都具有悲情，“但表现形式不同，内容也有差别。大陆民众中的‘悲情’所造成的受虐者心态还相当普遍。特别在国际上发生突发事件时，表现更为强烈。比如经常认为被‘阴谋’所‘包围’，无法像其他国家民众那样理性地去面对事件，依法进行抗议。从文化上看，不少人对中华文化的精华了解甚少，缺乏信心”。对于大陆来说，通过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极力宣扬“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争端，中国人民进行了有力回击。同时，也引发一些中国人的鸦片战争以来、多次遭受侵略和欺负的悲情意识，产生“被迫害心态”，更加自觉地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的悲情意识来源于台湾历史中多次挫折和苦难的记忆，这又和台湾特殊的历史分不开。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后来的外省族群身上，由于国民党当局把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全都归罪于共产党，使自己成为当然的“受害者”，这种受害意识与逃离故乡的痛楚迅速结合，使得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来台族群也充满着深深的悲情。在蒋介石当局主导下，台湾社会悲情主要是针对大陆的，成为台湾民众“要尊严、要和平、要发展”的思想感情根源，成为与大陆对峙的思想文化，也成为“台独”势力制造分裂的社会心理依据。对于“悲情意识”，大陆态度十分明确，反复强调“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情感、当家做主的愿望，十分同情台湾同胞在历史上经历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对于两岸关系、两岸交流、两岸文化交流，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地中华文化在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过程中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的“悲情意识”工作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