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政治上如何巩固统治基础？在台湾民众对光复后中央政府派来的各级接收大员的种种劣迹的印象没有消除、在“2·28事件”形成官民对抗状态没有缓和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在大陆失败后来到台湾缺少统治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情况下，统治基础脆弱：官民高度对立，统治集团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很深，省籍矛盾较为尖锐；台湾经济在光复前夕遭受面临投降又不甘心的日本殖民当局的严重破坏，恢复和发展工作十分繁重；社会上由于在短期内人口由600万人增加到800多万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矛盾突出；军队编制混杂、装备缺乏、士气低落，处于大败后的混乱阶段。可以说当时的台湾是百废待兴，国民党统治面临空前危机。
面对崩溃边缘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当局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拨乱反正”把台湾建设成为“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为此，只有通过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一个中国政策，加深对中华民族和文化、对祖国和故土的认同，来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流毒和影响。只有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拥有对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权限，改变“外来流亡政权”形象，才能确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只有拥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情况下，才能巩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地区的执政基础。
（一）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为继续维护其“法统”地位，一边宣称自己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将新中国视为“叛乱团体”；一边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席位长达22年之久。在对外关系上，与祖国大陆围绕“谁代表中国”展开激烈较量。台湾当局以“正统”自居，奉行所谓“汉贼不两立”、“贼来汉走”的政策，极力与新中国争夺外交阵地，并阻止有关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旦看到已不能阻止有关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时，便宣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宣布与之“断交”。国民党当局处理对外事务的行为，对于减少国际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有一定效果。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当局能够依法“反独压独”，对于“台独行为”决不姑息。“一个中国政策”客观上成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基础。
（二）坚持“反共复国”
蒋介石当局反复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声称中共是“叛乱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权”，要把台湾建设成进行“反共抗俄圣战、反共复国基地”，依靠美国军援，整顿和提升军事实力，保卫“大台湾”，长期与大陆军事对峙，伺机反攻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当局一再派遣军队和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直到1969年蒋经国在接受韩国记者访问时还强调：“一、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之国家体制绝不改变；二、我们绝不放弃反共复国的总目标；三、我们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绝不同任何共产政权、集团来往；四、对窃据大陆的共匪伪政权绝不妥协，而且要奋斗到底，达到我们统一中国的目标。”两岸的“法统之争”，虽说带来的是两岸关系的紧张，在前十几年间军事冲突不断，两岸封锁互不往来，政治上意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差异”日趋加深，但表明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岸都不允许中国的分裂。
（三）维持“中华民国法统”
为坚持“中华民国法统”，蒋介石当局修正“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违宪”的专制统治寻找“法统”依据。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特务统治、白色恐怖盛行，人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许多台湾同胞一直在“2·28事件”的噩梦中生活。增强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一个中国认同”，既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段，也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结果。作为手段，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作为结果，“国家认同”也会随着专制统治的改变而改变。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高压下，人们的思考、选择都在国民党当局圈定的范围中进行，当局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华民国法统”，也为民众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一个中国认同”中的“中华民国法统”成为主流。直到后来国民党专制统治被迫松动时，台湾社会和民众中的各种意识开始发酵，人们在反对政治专制的同时，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国家认同”也出现问题。总之，冷战格局下，台湾民众的“一个中国认同”与“中华民国法统”、“中华民国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坚持中华文化道统
自台湾光复起，国民党当局全面清除殖民文化，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台湾人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观念。特别是在推行“反共复国”决策后，国民党当局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认为只有建立“中华文化认同”、确立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一个中国认同”，才能让台湾民众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实现“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服务。为此，国民党当局利用宣传教育阵地，在经济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投入，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灌输“中国意识”，教导学生要继承“中华文化道统”。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风气的堕落，特别是为了攻击大陆，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客观上起到增强社会上“中华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认同”本身属于原生领域的认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文化认同”所做的努力，在同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地区有很好的基础，从效果上看，长期成为台湾“一个中国认同”的重要基础。
“戒严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当局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各方面重新建构的结果。这一建构与“中华民国”及蒋家统治的存亡密切相关。在国民党当局看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共领导的人民政权冲击了“中华民国法统”，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是“中华民国法统”的继承者、维护者，“反共复国”则成为实施“中华民国法统”的重要任务，完成“反共复国”任务要靠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为此，国民党当局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华民国法统”，必须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以完成“反共复国”任务。蒋介石当局的政治行为和台湾“国家认同”的关系，从这一政治循环圈中表现出来。由于台湾当局的政策基点与民众的“一个中国认同”有共同之处，所以“戒严”近40年间，台湾民众的“一个中国认同”相对稳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变化。
三、“宪政改革”时期“国家认同”的变化
李登辉上台后，面临国民党专制统治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振兴国民党、继续推进蒋经国逝世前启动的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政策、巩固“一个中国认同”，还是加速国民党的衰败、逐渐抛弃“一个中国政策”、推行分裂分治以实现“独台阴谋”、改变“一个中国认同”？他选择了后者。
（一）逐步抛弃一个中国原则
抛弃一个中国原则进而破坏“一个中国认同”的政治基础，为推行“台独”清除政治障碍。经过长达40年的努力，蒋家父子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成效显着，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等原生领域的“国家认同”基础扎实，经济、宗教和教育等现实领域的“国家认同”也较为稳定，特别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民意倾向和思维方式都是以“一个中国”作为基点，蓬勃兴起的两岸交流在台湾取得“一边倒的支持”，社会民意主要构成也是以“一个中国”为取向的简单结构。在李登辉看来，理论上需要创立与一个中国原则相对抗的分裂理论体系，政治上要确立两岸之间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民意上要改变全社会主张和平统一的政治构成，依靠实力上要分裂社会族群形成“台独阵营”。显然，李登辉所为是要去除“一个中国认同”的政治基础。
（二）逐步让国民党下野
逐步摧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民党进而摧毁“一个中国认同”在台湾的政治支撑。李登辉认为实施任何否定“一个中国政策”和推进“台独”的举措，需要一方面建立一支足以在政坛上与其他政治力量抗衡的“台独力量”，资助民进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另一方面则尽量削弱长期占领政坛、控制绝大部分政治、行政和经济资源的国民党。只有削弱国民党，才能切断两岸的“中国联结”，从根本上壮大民进党，改变台湾民意构成，改变岛内的政治态势，进而改变以国共两党为对话主体的两岸协商结构。只有从上述论述出发，才能理解李登辉为何身为国民党主席，却自上任起至撤销党籍止，一直在做危害国民党的事。改变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和削弱国民党，对于台湾“一个中国认同”可以说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三）争夺两岸交流主导权
极力扭转两岸开放和交流的正确方向，进而淡化“一个中国认同”的现实动力。两岸封闭的大门打开后，两岸交流很快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对此，李登辉的顾虑在于，冲破历时38年的“戒严”和封锁而出现的井喷式交流，限制、阻挡是“下策”，“上策”是改变两岸交流的方向，清除两岸交流内含的两岸统一的灵魂。两岸交流的本质是“一个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的数十年间，两岸都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两岸从封锁到开放，从对峙到交流，从对抗到对话，是因为两岸交流是国内事务，交流是为了发展两岸关系，发展两岸关系是为了和平统一。李登辉的图谋是在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潮的情况下，还不如顺势而为，利用交流增强台湾的经济实力，但要改变两岸交流走向两岸和平统一的既定方向，扩大两岸之间的思想和认识上的距离，争夺两岸关系和两岸交流的主导权。只有从上述情况出发，才能理解李登辉为何一再利用职权，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挑拨离间，恶化两岸关系。
李登辉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削弱国民党、改变两岸交流方向的图谋和行为，成为台湾政治态势变化、族群矛盾激化、民意内涵转化的根本原因，也导致原有的以“一个中国认同”为主体的“国家认同”开始多元化。
（四）政治改革有政治图谋
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政治危机，蒋经国推行“革新保台”和“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予以应对，直至1987年7月结束“戒严”、开放部分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专制统治走向尾声。李登辉在继续推进“宪政改革”和两岸交流过程中，更多的是要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宪政改革”是为了建立分裂分治的政治体制，改变原有的“一中宪法”和“中华民国法统”，完成“实质独立”的政治架构；同时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基础上，煽动族群分裂，扶持与反对“台独”力量相对抗的政治力量和民意构成，让被他认为是“外来政权”的国民党下台，让在他看来是“代表”台湾人利益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李登辉所为，原本非法的“台独”越趋活跃，族群对立越趋严重，统独分歧越趋激烈，“国家认同”越趋混乱。
（五）让国民党下野
李登辉利用“民主化”推行“本土化”，完成“台独合法化”，直接间接地向民进党提供“奶水”，培养国民党统治的掘墓人；利用民众对专制统治的痛恨和对民主的要求，趁机清理党内反对派。到2000年3月，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被他称为“外来政权”的国民党掌握的统治权“和平转移”到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手中。可以说，李登辉通过“宪政改革”，在党内借社会上要求改革和政治民主的民意来压党意，迫使党内“非主流派（倒李派）”就范，同时在社会上塑造出他的“民主成就”。“李登辉对台湾民主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导国民党走向自我毁灭。”李登辉的政治逻辑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民党下野了，表明“一个中国政策”的失败，“中华民国法统”的失效和“台独”在岛内已经拥有相当的民意市场，目的是在引导民众进行抛弃“一个中国政策”的思考，改变民众中的“一个中国认同”。
（六）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
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是沟通两岸人民心灵和感情的纽带。开展两岸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两岸交流就是两岸中国人在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往来，是在两岸敌对状态尚未正式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登辉在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潮的情况下，为两岸交流设置人为障碍和改变两岸交流的正确方向。面对“汪辜会谈”后两岸交流新高潮，他借助“千岛湖事件”和发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恶毒攻击大陆，挑拨两岸同胞感情，宣扬“台独”主张和营造不利于两岸交流的氛围。他极力宣扬“一国两制”是要“吞并台湾”、政治谈判是要“矮化台湾”、两岸人员交流是要“渗透台湾”、文化往来是要“拉拢台湾”、经贸交流是要从经济上“套住台湾”、经济合作是要“掏空台湾”、台商投资大陆是要“搞垮台湾”等论调，并且从相关政策上进行配合，制订“戒急用忍”措施，设置障碍阻挠两岸交流和台商投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