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现实领域的认同”
此类台湾“国家认同”的构成中，主要有“政治制度认同”，台湾政治制度分为三类：一类是一党专制，在国民党当局撤到台湾后的40年间，实施“党禁、报禁”，人民没有组党、言论和集会自由，民众的基本权益被压制，从民意和认同角度看，否认一党专制是主流。一类是政党政治，从“宪政改革”开始到先后实现两次政党轮替，台湾多元政治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对此认同程度很高。一类是“台独执政”，以激化社会基本矛盾、加剧族群对立、煽动分裂分治和阻碍经济发展为特征，主流民意对此也是持否定态度。在“政治制度认同”上，如果加上两岸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政治制度的认同要少一些。
有“意识形态认同”，台湾意识形态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特点是国民党当局奉行多年的反共政策，民进党也长期进行敌视大陆的宣传。在多元社会中，意识形态出现多元化趋势。如果加上两岸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意识形态的认同要少一些。
有“政党认同”。“宪政改革”结束“党禁”、开放组党后，台湾政党林立，组成泛蓝军和泛绿军两大阵营，泛蓝军有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等政党组成，泛绿军由民进党、台联党等政党组成。在“台独执政”中后期，特别是2008年1月举行的第7届“立委”选举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后，政党发展趋势是对大党有利，“政党认同”也就出现国民党和民进党支持率在各自阵营中独大的局面。如果加上两岸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党的认同要少一些。
有“政权认同”。台湾政权有两类，一类是“专制政府”，一类是“行宪政府”。“专制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产物，在台湾存在长达近40年，表面上是按照“宪法”产生，实质是由蒋介石、蒋经国当局决定，民意对此深恶痛绝。“行宪政府”是按照“宪法”规定，由民选产生，因此在台湾不存在认同问题。如果加上两岸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政权的认同要少一些。
有“宗教认同”，台湾宗教异常发达，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制度化宗教”，有系统化的教义和经典，有特定的组织和场所，有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仪式和活动。一是“普化宗教”，信仰、教义、仪式和活动深入民间和生活，因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两类宗教大部分源自于大陆，“宗教认同”的主流是两岸一家，当然也有利用宗教鼓吹“台独”的情况，宗教界也有“顽固台独组织”。
有“经济认同”，台湾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在一党专制阶段，台湾经济取得令其自豪的成就。在1996年3月，随着“总统”选举举行、政党政治开始起步，当然也是在亚洲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经济进入缓慢发展阶段。对于台湾经济，台湾民意认同呈现两极，一边是过高肯定台湾经济的发展水平，一边是对经济状况的严厉批评。在大陆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后，对于大陆经济的认同也开始增加。
有“教育认同”，台湾教育现代化、与西方教育体制接轨起步较早，无论是初中级义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相当发达。台湾民众在较好的教育环境中接受较好教育的同时，对台湾教育的认同度也较高，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批评。如果加上两岸因素，台湾民众对大陆教育的认同度要少一些。
有“新闻认同”，台湾新闻事业极为普及，人均拥有的传统媒体、声像数码媒体比例相当高，资讯极为发达。虽说过多过快过细过烦过偏的新闻资讯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但从人们的知情权和新闻业发展来看，具有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这一背景下，台湾民众对大陆新闻的认同要少一些。
关于民族、历史、文化、语言、血脉、宗教、地缘和习俗等“原生领域认同”，对于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具有保持和增加“中国认同”的作用。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党、政权、宗教、经济、教育、新闻等“现实领域认同”中，台湾民众看重上述领域中两岸“差异”的存在。对于两岸“差异”，对原生领域的“政治认同”影响不大，有较高的认同。在现实领域的“政治认同”中，则反应较为强烈，把两种制度下客观、合理存在的“差异”当成“差距”，甚至成为“台独分子”宣扬“台独”的依据。
观察上述情况，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首先，在美国居民中，“原生领域认同”的基础几乎没有，但是“现实领域认同”有着高度的一致，对“美国”的认同比例较高，也就是说原生领域的认同并非是影响和引导“国家认同”的决定性条件。美国例子表明，国家强大是国人“国家认同”的关键。其次，与两岸中国人大致相同，朝鲜半岛双方的原生认同较高，现实认同几乎对立，但是没有出现“朝独”或“韩独”，也就是说没有降低对祖国的认同。半岛例子表明，分离双方的实力相当是维护“国家认同”的重要条件，不会因为实力过分悬殊而使得永远无法主导统一的弱小一方寻找分裂空间。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台湾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一要靠大陆的发展，增加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二是在大陆对台优势不断增加的前提下，要靠两岸了解、尊重和认同现实领域的“差异”，逐步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增加“一个中国认同”。
第三节台湾“国家认同”的历史性
台湾作为移民社会，“国家认同”问题一直存在，从性质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个中国认同”是台湾社会的主流；90年代中期起，“国家认同”开始出现偏差。在台湾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国家认同”演变的基本脉络。
一、台湾早期发展阶段“国家认同”的特点
台湾作为移民社会，因为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不同，“国家认同”的主题、内涵和影响也不同。
（一）“乡土意识”，台湾早期的“国家认同”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中华祖先的血汗，融汇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是在台湾海峡形成前、两岸连在一起时就在当地定居。闽南人、客家人和外省籍都是在不同背景下从大陆过去的移民。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及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在不同阶段渡海赴台的移民们，彼此相处形成了初级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生存奋斗过程中，自然产生爱台湾、爱家乡的“乡土意识”，形成“大家都生活在远离大陆故乡的一个海岛之上”的共同的地域性认同即“岛民意识”。这一意识更多的是建立在定居、建设台湾的认识基础上的。
（二）“祖国认同”，荷兰入侵时期的“国家认同”
台湾近代要比大陆更早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早在1624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荷兰侵占中国台湾。荷兰殖民者在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对中国人实行政治高压统治，军事残酷镇压，经济疯狂掠夺，文化强制传播西方宗教。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必然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抗，比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有二三十起。其中，规模最大、最为着名的当属1652年的“郭怀一起义”，双方战斗持续了15天，约有60O0名义军在起义中壮烈牺牡。在荷兰侵台期间，西班牙还占领台湾北部16年。荷兰、西班牙人的残酷剥削和高压统治，激发起台湾中国人的“祖国意识”，也就是一种共同反抗异族统治的汉民族意识。在热爱用血汗建成的新的家乡、保卫海岛的同时，包含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在面对异族入侵时，同仇敌忾，携手抵抗。“国家认同”在反击外侵时得到充分表达。
（三）“反清复明”，“明郑时期”的“国家认同”
1662年2月，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人民的配合下，率部收复台湾，台湾收复奠定了台湾社会以后发展的基础。随着大批军事和民间移民的到来，台湾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此外，郑成功奉行民族和睦的政策，注重团结当地土着上层人士，帮助土着居民发展生产，争取土着民众对驱荷和抗清事业的支持。与此同时，开始把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移植到台湾，设立官治组织，厉行法治，大兴文教，实施屯垦，发展贸易，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明郑时期”的特点是奉明朝为正朔，继续使用明朝永历帝所封的“延平郡王”称号，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反清复明”的汉民族意识，成为当时萌发的社会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内容。
（四）“乡土意识”，清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
1683年7月，清政府派施琅率军平定图谋分裂的郑氏政权，台湾重归祖国版图，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在6度调整台湾行政区划后，于1885年12月设立台湾省，因此在社会矛盾中“国家认同”不成为问题，更多的是地方意识的延续和兴盛。来自闽粤两省的移民，为了协力开发定居点，以及共同抵御外来侵扰，同一祖籍的移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泉州意识”、“漳州意识”、“闽、客意识”依然存在。同时，移民与祖籍地仍然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原乡的影响继续增强。清代统治台湾的两百多年，是赴台移民由移民社会走向定居社会、形成定居社会的过程。移民社会可以说是大陆祖籍地传统社会的连续或延伸，定居社会对现居地的感情日益加深。因此，热爱台湾的“地方意识”，与“民族认同”、“汉民族意识”与“中国意识”融为一体。
（五）“祖国认同”，日本入侵时期的“国家认同”
甲午战争后，日寇侵占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黑暗统治。政治上视台湾人为“二等公民”、“劣等民族”，台湾民众根本没有参与管理台湾的权利。经济上掠夺台湾工农业产品和矿业资源的同时，为了更多地盘剥台湾，推动台湾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形态逐步向工商业社会转变。教育文化上，对台湾人采取歧视和愚民式教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把台湾建成战争基地，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去中国化”的同时，加强对台湾人的“日本天皇精神”灌输。面对日本殖民统治，在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基础上的台湾“祖国认同”成为主流意识，台湾民众通过武装起义、政治斗争和文化抵制等多种方式，用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民族正气。当然也要看到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皇民”和“皇民意识”，成为后来“侵略助台发展论”、“台独意识”的源点。
（六）“民主意识”，台湾光复后的“国家认同”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正常联系确立，从社会层面看，“国家认同”问题不再存在。问题是在日寇强占50年的两岸分离所引起的两岸同胞的隔膜还没有完全消除，政治上备受歧视和压制的台湾民众，以为台湾光复后，政治上的歧视可以消除，人权和民主可以得到尊重。然而，国民党当局接收和统治台湾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文教滞后、政治歧视等弊端，令台湾民众失望之极，反对国民党专制和腐败统治成为社会主要焦点。由于国民党当局委派来台任职官员主要为外省人，台湾人普遍将外省人称为“阿山”加于区别，在反专制、要民主意识中也包含着强烈的“省籍意识”。两种意识集中反映在“2·28事件”中。至于，有些“台独”分子为事件加上“台独”意识，则是另有图谋。
综上所述，台湾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地处大陆对岸，有过荷兰、西班牙、日本的三次侵略和一次郑氏政权的图谋分离，但是两岸同胞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建设和保卫台湾。当有外国列强侵略时，“祖国认同”是主流；在两岸和平发展时，发展意识、地方意识和省籍意识成为主流。
二、“军事戒严”时期“国家认同”的稳定
“军事戒严”时期的“国家认同”，应该是两岸关系形成后的较为正常的时期。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面临的难题很多。
一是心理上如何消除光复后遗症？到20世纪40年代末，台湾光复带来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大改变依然存在。两岸隔绝50年，在日本推行的分化两岸、制造对立的殖民政策下，两岸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和“差距”出现。长期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台湾民众，在抛弃日本文化圈回到中华文化圈后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和隔阂。也就是说，对于到台后的国民党当局来说，紧迫任务之一是如何安抚日本殖民统治50年给台湾民众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
二是法理上如何确立到台统治的合法性？在台湾偏安的国民党蒋介石当局面临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民国”在大陆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宪法”的适用范围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全国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统治人口和选民由数亿减少到台澎金马地区的数百万之众。面对统治区域由全国压缩到一个行省、“国民政府”只能在台湾地区存在，国民党当局缺少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