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最简单最明确的身份认同，只需要一个表述：“我是中国人”。在台湾这一特定的环境中，“统独选择”出现“统不升独不降”的态势，“国家认同”则变成对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中国人、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等多种认同。以马英九为例，他表示“血统上，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身份上，我认同台湾，为台湾打拼，我是台湾人；国籍上，我是‘中华民国国民’；而我也是‘中华民国总统’。”从马英九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台湾民众认同的特殊性，也反应出了解、评估、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一节台湾“国家认同”的相关概念
无论是理论探讨角度，还是实践层次，台湾“国家认同”的现状、变化原因和相关问题都很复杂，厘清概念很有必要。
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
对于“国家认同”，政治学定义不一。如有历史上的“治权独立的”共同体、政治实体、政治共同体，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广义国家”。如有近代产生的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狭义国家”。如历史上的“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只是具备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雏形。只有近代出现的主权与民族于一体的“民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在公认为国家的“民族国家”中，存在单一民族国家、同一民族成立不同国家、多民族国家等几种形式。“民族国家”的内涵，包含主权、政治和实力之外，还有人种、民族、血缘、地域、历史、文化、习俗、宗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概念，带有强烈的政治、道德和感情色彩。无论是“广义国家”还是“狭义国家”，中国都是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典型。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由56个民族组成、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形成了以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为牢固基础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不同阶段国家的形式不同）的统一和实现民族的振兴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神圣职责。对“国家”的定义确立了评判认同的标准，因而评判台湾“国家认同”现状和演变方向的标准，就是看其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中国认同”的回归程度。
对于“认同”简单地说，就是“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政治学定义不一，威廉·詹姆斯说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以在精神或道德态度上看出，当这种情形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会感到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一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在说，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他把“认同”说成是“性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是“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他把“认同”说成是“心理过程”。查尔斯·泰勒说是源自“依赖一些无法选择的、基于血缘或宗族的有关‘自我根源’的因素”。他把“认同”说成是“自我根源”。江宜桦认为，一是“同一、等同”，二是“确认、归属”，三是“赞同、同意”。在“同一、等同”内涵和基础上形成“身份确认和政治归属”的认同后，因为出现“差异”导致“身份确认和政治归属”的认同出现分歧、分化，而要重新形成一致的“身份确认和政治归属”的认同时，正确认识和对待导致认同分化的“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成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自我根源”包括“共同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心理过程”是对“自我根源”的认识、判断，“性格”则是在判断的基础上确定认同后的“结论和享受”。具体地说，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主观判断，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决定自己的“归属”。这一认同的形成时间和方式，取决于事实上的“差异”程度和宣传上的“差异”程度，以及对于“差异”的了解、尊重和认同的程度。因此，“同一和等同，确认和归属，差异存在”的“认同三部曲”，有助于对台湾“国家认同”问题产生根源的探讨，有助于对于台湾“国家认同”现状的分析和判断标准的确立，有助于影响和引导途径的探讨。
“国家认同”乃是国家建立和存在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对国家产生归属的状态。共同的地理、历史、语言和公共意志，乃是“国家认同”形成和维持的主要条件。政治学认为，“国家认同”是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紧密相连，因而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民族主义式的“国家认同”。无论是“原生民族论”，还是“建构民族论”，都承认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决定性意义：同一民族成员充分肯定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语言、血缘、神话、习俗和宗教的优越性，并把其视之为“正义、善良和美好”的代表，更是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家”是保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外壳”。“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致的。
二是自由主义式的“国家认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平等，认为制度的功能是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充分发挥和免受他人侵犯，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宪政制度才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从民族主义来源到自由主义来源的转型，是从情感层次向认知层次的转型，是从本能、移情层次认同向自觉、理性层次认同的转型；是从通过政治系统的“输入”获得“国家认同”到通过“输出”获得“国家认同”的转型，是从基于价值、观念绝对同一的认同，向基于相互依赖、向合作关系的认同的转型，是从通过强制灌输获得认同向通过自由沟通获得认同的转型，是从封闭、僵化的认同向开放、包容的“国家认同”的转型。两种“认同”提出的问题是，在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过程中，具有同属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优势，更有对实现和平统一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的要求。
二、关于台湾的“国家认同”
无论是从以性质划分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点的“认同”出发，还是从内容划分以“同一、确认和差异”为要点的“认同”出发，或是从分类划分的原生性的“性格”、“自我根源”或建构性的“心理过程”的“认同”出发，都要联系两岸延续60多年的敌对状态、岛内“台独”和反独的基本矛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取得重大成就、选举敏感期定期且频繁出现等特殊背景，因此台湾“国家认同”的要素，集中表现为对“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认同。“一般来说，前两者即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被认为是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国家认同，后者即政治社会经济体制被认为是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国家认同。”对族群关系的认同实质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实质是对民族进而是对祖国的“归属”，对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的认同实质是对两岸“差异”的认知。一个人类共同体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因为这个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对这个群体具有无可替代的归属感。在台湾“国家认同”问题中，在“确认”和“归属”问题上出现偏差，关键原因之一是在对两岸存在的“差异”的认识和认定上。也就是说，要想改变台湾民众中原有的对于一个中国的“确认、归属意识”，必须要增加、加深“差异”。蔡英文对“认同”的定义就是，“个体或群体在变动的生活经验中，寻求某种恒定的特质，以此区别其他的人或团体。”李登辉、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就是极力编造、扩大台湾“区别”大陆的“差异”，以影响和改变台湾民众的“确认、归属”的“认同”。如此，台湾“国家认同”的正反两面的脉络就清楚了。
台湾“国家认同”问题较为复杂，从现状上看，从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观”，从“确认、归属”方面，从原生性的“性格”和“自我根源”角度，从“族群关系、历史文化传统”领域，台湾“国家认同”中的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故乡故土、先祖先辈的内涵是很难改变的。通过现实分析可以看到，这些“认同”属于在传统文化和习俗作用下，基于价值、观念同一的情感和本能层次。无论是在“国家认同”的演变中，还是在推进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和平统一过程中，此类认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成为增加“一个中国认同”的动力和源泉。此外，属于不同政治力量引导下，部分民众“自觉改变”、“自由沟通”形成的理性层次的认同，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就两岸之间讲，这种现象是对两岸“差异”、岛内政治“差异”认知的结果。“差异”之所以决定认同，是因为认同除了是对“自身”和“所属群体”即“中国台湾人、群体”的认识和接受，还要认同范围内的“他者”和“其他群体”即“中国大陆人、群体”的认识和接受，双方“差异”的存在和误解，是影响两岸形成同一“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两岸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不同，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更为强调对宪政制度的认同，民族血缘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是否有足以保障个人权利的适当的宪政制度，就成为衡量公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国家认同’的指标。”两岸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两岸同一“国家认同”的形成。通过对台湾“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特点、影响的探讨，可以找到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所在，即能否正确对待和认同两岸“差异”，是影响和引导台湾“国家认同”走向的关键之一。
第二节台湾“国家认同”的相关性
由于台湾政治定位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和两岸长期处于政治对立之中，在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社会、军事、意识和安全等涉及人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领域，都存在“同一、确认、差异”问题。这些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条件的认同也好，对于存在的“差异”的认识也好，在台湾现有政治制度下，个人意志得到充分体现，立场和看法出现多元化，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台湾社会存在的各类认同中，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两岸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台湾的“国家认同”并非是单一、传统、习惯和理论意义上的认同，在实质和形式、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不同，基本特点是“国家认同”与岛内政治动态和对大陆看法相挂钩。
一、关于“原生领域的认同”
此类台湾“国家认同”的构成中，主要有“民族认同”，台湾四大族群的先祖都是来自大陆，少数民族与远古时期的大陆居民同为一脉，闽南和客家人自明清时期起移居台湾，外省籍大部在台湾光复和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时迁台，因此在“民族认同”方面，“数典忘祖”的不多。
有“历史认同”，历史上两岸相连，两岸被欺凌的遭遇在时间和过程有不同，但性质一样，都是外国列强欺负的结果。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中，值得万幸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迎来了两岸同胞共同谱写新的历史篇章的新局面，因此在“历史认同”方面，除了“台独”分子把台湾史和中国史对立、为“台独”编造历史基础外，台湾民众否认“历史认同”的不多。
有“文化认同”，台湾文化源于中华文化，从文学、诗歌、歌曲、戏曲、影视、书画和建筑等文化范畴论，台湾文化如果排除中华文化基因，自身也将不存在。这是“台独势力”极力推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没有得逞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文化认同”是台湾的“主流认同”。
有“语言认同”，在台湾语言环境里，只有在特定选举期内、在特定选民面前使用相应语言，从全社会看，国语是法定语言，都是中国话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同样流行，社会上都能接受。语言是对交流、认同和归属感作用最强的要素，乡音、国语都有无法抵制的魅力。“文化台独”嚣张时，曾经推行过“通用拼音”等“台独语言”，喧嚣一时但没有得逞，是因为“语言认同”是无法改变的。
有“血脉认同”，在所有认同中，“同种”的“血脉认同”是基础，是构成其他认同的前提。台湾四族群都是炎黄子孙，两岸同胞出自同一血脉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甚至“台独”分子也不敢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后代。只要“血脉认同”的存在就无法摆脱中国元素，更不用说从中国分裂出去。
有“地缘认同”，三代以来的居住地是对“地缘认同”影响最大的因素，对认同主体的所闻所见所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人的身份认同中，应该说几代人的居住地是最直接的思考方向和判断标准。特别是在两岸政治对立情况下，“现在居住地”应该和“身份认同”有直接联系。
有“习俗认同”，在台湾民众的生活习惯中，有西式，有中式，有贵族式，有平民式，有知识分子式，有劳动阶层式，有城市式，有乡村式。但建立在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的，就是两岸同文同种居民的共同习俗，特别是叶落归根的心态更是集中体现出“习俗认同”的存在和必要。“习俗认同”与“民族、历史、文化、语言、血脉、宗教和地缘认同”一起，成为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基础，只要这些“认同”的存在，“国家认同”多元化的问题就不会严重到失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