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台湾“国家认同”日常表达和民意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从两者调查自身功能看，“日常”是公开表达，“民调”是匿名表达，日常表达的人多，民调涉及的人少，日常感性表达多，民意理性表达多，日常影响因素多，民意影响因素少。正是因为两者在形式上、时间上、场合上和议题上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结论当然也不同。总体上看，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日常运作表达时，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同要比民意调查数据少一些。
第五节“台独国家认同”的危害性
不可否认的是，在台湾的“国家认同”中，“台独国家认同”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议题。显然，一是不认同“一个中国”，认同“台湾共和国”和“台独”的群体出现。二是“统独选择”出现不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同意两岸和平统一的比例过低，主张“台独”的超过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比例。人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台独认同”问题，是因为其带来的危害。
一、“台独”蔓延的社会文化土壤
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台独势力”长期煽动，特别是利用掌握的公共权力强行推行“台独国家认同”是原因之一，“台独势力”制造和推行“台独国家认同”，却反过来又把其作为推动“台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台独势力”极力宣扬“台独国家认同”。建立和扩大“台独国家认同”一直是“台独势力”的基本目标，希冀通过宣扬台湾人是“新兴民族”有别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宣扬台湾是“无主土地”有别于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宣扬国民党当局是“外来政权”有别于根据台湾现行“宪法”确定的“两岸一中”，宣扬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东西方混合文化”有别于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宣扬“主权在民”和“住民自决”有别于台湾前途在于两岸的和平统一，宣扬“台湾主体性”、“台湾意识”有别于两岸共同利益、共同观念、共同价值、共同认同和共同命运。“台独”的这些说法，就是要确立“台独国家认同”。经过“台独势力”的长期努力，再加上岛内外的其他因素，在台湾“国家认同”和“统独选择”的民意调查数据中，出现了支持“台独”的保持在两成左右、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在下降、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在上升的数据，“台独国家认同”开始在社会上蔓延。
“台独国家认同”成为推行“台独”的重要依据。李登辉说得很明确，在下台和被撤销国民党党籍后声称，台湾没那么多的时间，须赶快建立“国家认同”。在“台独势力”看来，只要多数人建立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认同，“台独”就实现了。宣扬“台独国家认同”和推行“台独”是同步的。李登辉自1994年4、5月间开始揭示自己的“台独心迹”，就是高估了社会上出现的“台湾认同”、“台湾意识”的分裂内涵和作用；陈水扁当局执政后全面推行“台独制度化、政策化”，就是高估了“一边一国论”和“台独认同”的支持率；下野后的民进党继续坚持“台独党纲”，就是因为对“台独国家认同”的误判。只要目前台湾“国家认同”的多元化现象继续存在，民进党就不会放弃“台独立场”。特别是在民进党不放弃“台独党纲”情况下，如果民进党当局重新上台执政，更会误认为是“台独国家认同”上升的结果，更会采取措施加快“台独”蔓延，加快“国家认同”向“台独国家认同”的转变。“台独国家认同”和“台独”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水涨船高。一方面是“台独势力”极力鼓吹“台独国家认同”，一方面是“台独国家认同”会让“台独势力”更加嚣张。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的推进，两岸共同利益、共同观念、共同价值、共同认同和共同命运的形成，“台独国家认同”将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
二、台湾政治动乱的理论依据
“台独势力”把“台独国家认同”作为判断台湾社会“台独支持率”的重要依据，“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台独阵营”则认为是社会对于“台独”支持度的提升，更加不惜制造政治动乱推进“台独”。宣扬“台独国家认同”的过程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动乱的过程。
“台独”本身就是台湾社会和政治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台独”，“宪政改革”以来的20多年，应该成为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正常转型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应该成为两岸关系、交流正常进行和快速发展阶段。问题是“台独”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产物，成为同期台湾经济、政治、社会和两岸关系的乱源。因为“台独势力”宣扬和推动“台独国家认同”，所以台湾就会有人反对；因为有人反对，所以“台独”就要不择手段的打压；因为打压，所以就会造成台湾动乱；因为台湾动乱，所以就会被“台独势力”利用来加快推进“台独国家认同”；因为推进“台独国家认同”，所以“台独势力”就会乐此不疲；因为动乱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衰退，所以“台独国家认同”和“台独”都会受到遏制。
“台独”在台湾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循环的最好证明。远的不说，人们记忆犹新的是，陈水扁执政时期为了建立和扩大“台独国家认同”，定期推出的“渐进台独”和“法理台独”招数，无一不引起社会动荡，激化蓝绿双方的高度对立。特别是“台独制宪”、中止“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家统一纲领”运作、“入联公投”更是成为蓝绿阵营斗争和较量的焦点。陈水扁执政8年，就是推动“台独”的8年，也成为政治动乱的8年。民进党下野后，又是从有关台湾“国家认同”的民意调查数据中得到鼓舞，根据四成以上绿营支持率、两成左右的“台独支持率”、“我是中国人”认同较低的情况，认为台湾社会“台独国家认同”已经基本确立，所以成为民进党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在绿营一些人看来，“两岸一中”已经成为“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台湾人的“国家意识”已经形成。正是根据这一严重误判，民进党方面继续坚持“台独党纲”，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只是为了增加欺骗性，由陈水扁时期的“极端台独”转为“模糊台独”，放弃了“台独执政”时的赤裸裸的“台独口号和主张”，街头暴力和柔性抗争并用，更多的是从增加“台独国家认同”的角度考虑，采取务实手法，推动“台独”进程。为此，联结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基本是沿着“台独党纲”、否认“九二共识”、宣扬“中国威胁”和在确保“台湾主体性”、“台湾优先”基础上，继续享受ECFA的红利，既在经济上得利政治上又不让步，既能煽动对大陆的敌意又能欺骗台湾民意，既能继续扩大“台独国家认同”又减少挑战性。事实上，民进党的算盘打得太精，只能激化社会基本矛盾，只能扩大族群对立，只能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力，既是在增加其执政的难度，更是在制造台湾政治动乱，也就是说不可能得逞。
三、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
台湾“国家认同”多元化、特别是“台独国家认同”的出现，成为西方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依据。
西方势力对于“台独国家认同”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来说，尤为看重台湾地区“国家认同”的多元化现象，视之可分裂中国、或中国已经分裂的重要指标。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的“双轨政策”都是“两面下注”，是在肯定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同时，扶持“分裂分治”，加深“台湾问题国际化”，增加解决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就是说，“双轨制政策”带来台湾政治定位和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性，这会造成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于“身份认同和政治归属”的焦虑情绪。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扶持“中华民国”存在与台湾现实“国家认同”中占主流的“中华民国认同”之间，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倾向“台独”与成为台湾现实和民调中的“台独国家认同”之间，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支持“不统不独”与成为台湾“政治认同”中的占主要部分的“维持现状”民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插手台湾问题，是在从多方面误导台湾“国家认同”，导致“一个中国认同”出现多元化。
台湾“国家认同”的多元化，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插手台湾问题的依据，他们提出和宣扬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有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证，有从法理角度进行论证，有从台湾政治人物的立场和主张角度进行论证，有从两岸各自管辖权的角度进行论证，当然也有从台湾“国家认同”的角度进行论证。在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看来，台湾“非一个中国认同”的出现，与国际法、现实上相配合，表明台湾民众已经放弃自己是中国人的立场，表明台湾民众已经成为“台独”的社会基础。因此在编造所谓“台湾民族”、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与台湾的特殊关系，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问题上，一些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当然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认定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民意基础”。台湾“国家认同”的多元化、复杂化和“去中国化”，更是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宣扬人权民主普世价值的不可多得的政治典型。这也是为什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是西方一些政治势力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程度、力度和强度没有减弱的原因所在，也是台湾“国家认同”多元化现象继续存在的国际背景。
四、两岸关系紧张的政治根源
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偏移、“统独选择”出现偏向、“身份认同”出现偏差、“集体记忆”出现偏离，“台独国家认同”开始形成，对于两岸关系的危害，集中体现在干扰和平发展的“台独国家认同”上。
“台独国家认同”是对反独力量的威胁。如今在台湾社会，在一些场合出现了“统派”被压制、统一被冷落、和平发展举措被干扰、和平统一目标被嘲弄等现象，这是“台独势力”嚣张活动的结果。“台独势力”嚣张活动的原因，就是台湾“国家认同”的改变。台湾“国家认同”中“一个中国认同”下降、“非一个中国认同”的增加，成为“台独势力”宣扬“台独”的依据和动力。在“台独势力”看来，“一个中国认同”多元化的出现，就是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否定，就是对和平发展的否定。因此，也成为否定“中华民国”的主要依据。
“台独国家认同”是对“台独”的支持。形成和增加“台独国家认同”、减少“一个中国认同”，既是“台独势力”煽动的结果，又被“台独势力”视为“台独民意”发展和壮大的依据。在“台独势力”看来，只要“台湾国家认同”不断提升，就是“台独”实现的标志。特别是在争夺各级执政权的过程中，“非一个中国认同”存在，成为民进党方面进行政治动员、增加内部凝聚力、判断实力和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下野后的民进党面对陈水扁留下的烂摊子，能够在短期内东山再起，在重大选举时一再对国民党形成重大威胁，主要因素之一是“台独国家认同”的存在。
台湾“国家认同”的变化，尤其是“一个中国认同”的减少，蓝绿阵营各取所需，根据不同立场和需要进行解释。对于泛蓝阵营中的有些人来说，把“国家认同”变化看成是现阶段拒绝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反应，作为推行“不统、不独、不武政策”，推迟进行两岸政治协商的“民意依据”，因而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问题上，积极性和持久力有待加强。对于泛绿阵营来说，更是把“国家认同”变化作为大陆政策的基础，干扰和平发展，阻挠两岸交流，诬蔑经济合作。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党纲”，否认“九二共识”，把“台湾主体性”和“台湾意识”极端化，声称和平发展是“亲中卖台”，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大陆各项有利于台湾的交流措施造成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图利大财团，中南部、中下阶层、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实惠等。民进党的这些看法和决策，关键原因是错误认为各种“非一个中国认同”就是“认同一边一国”。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政治路线和“台独国家认同”一起，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直接威胁。
增加“台独国家认同”成为“台独势力”的重点努力方向，“台独国家认同”成为“台独势力”评估社会文化氛围、政治资源和大陆政策的依据。因此，反对“台独”就是要影响和引导各种“非一个中国认同”向“一个中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