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本质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的一些重大决策是十分粗糙的，既缺乏民意基础，又未经充分论证，而且往往抛开体制内的决策系统，避开许多党政要员，在不少情况下，采用“独自裁决”的手段，并且不顾一切责难和反对，而强制执行，在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以后，还不肯加以改变。当然，这只是一些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加以考察，看看它们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一，“体制外决策”。从国民党中常会到党政高层人士，经常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当然是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但在国民党“非主流派”在党内还占一定地位的时候，李登辉为了减少决策的阻力而这样做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他已经掌握决策大权，有了由他亲自点名组成的决策机构之后，还要“另起炉灶”，甚至抛开党政的一些核心人物，就令人无法理解了。这只能说明他所能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此不得不依靠外力，而包括被称为与他“肝胆相照”的人、“亲信”以及为他立过汗马功劳的“忠臣”“功臣”在内，却经常是不能参与决策的。可见决策者容不得不同意见，这就违背了科学决策的集体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重大决策不是个人所能胜任，需要集体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针对不同的方案进行争论，充分权衡利弊得失，才能避免或减少决策的失误。有时即使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反对，就不能轻易做出决策。当然并不是要等到大家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可是强行决策所要付出的成本和带来的后遗症则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第二，“党内是没有民主的”，这是李登辉对郝柏村说的话。从以上决策过程可以证实这一点。国民党内从中常会到临全会毫无决策民主化的影子，党内通不过的，还是要做。所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他所做的决策，事先都没有人知道”？有的决策被说成是“天上掉下来的案子”。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曹尔忠曾经指出：在决定“行政院”的人选时，“所有立法部门推荐的人选全都不在改组名单内，整个中常会不过几分钟，内阁人事竟然就这样决定了。”因此有些“立委”扬言要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报纸也不满地指称：“要知道威权领导，违反民主政治，时空已不再”。号称“民主先生”公然说出“党内是没有民主的”，那么，在党外就可能有民主吗？当年参加会议的台籍学者许倬云指出，当局把学者当做“国是会议”背书的棋子，“不许抗议也不许否定”。有关“委任选举”还是“直选”，当时既无投票也无讨论，可是最后一天的决议案却说大家都赞成“直选”，他认为“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经过他们的抗议，这个决议案才没有公布。可是后来实行“直选”时，当局又说这是“国是会议”的决议。“这等于是第二次睁着大眼睛的强奸民意”。还有人问，“国发会的民意基础在哪里？怎么知道台湾民众的想法”？从科学决策角度来看，这种决策显然是违背民主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的，这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
第三，“他们所有的政策都是我们提供的”，这是民进党前主席张俊宏说的。台大教授张麟征和张俊宏谈话时指出：“你们的政策却都由他（国民党）落实了”，他举了“总统直选”、加入联合国和“废省”这些事例。张俊宏作了以上的回答。
为了说明国民党与民进党政策的关联性，我们不妨具体介绍一些情况：
关于“废省”问题，民进党早就提出过此类主张。在1995年出版的许信良所着《新兴民族》一书中就提出：“必须进行行政层级的彻底改造，将目前庞杂的四级政府体制精简为三级政府体制。这个改造工程的关键是废省。”“废省就是当前国家机器改造这个结构性变革的杠杆支点”，并且主张把台湾分为三都十五县及原住民自治区。
关于“中央体制”，许信良在《新兴民族》中也已经提出“借鉴法国第五共和”，认为台湾没有实行“内阁制”的条件，也不能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而应当以“总统”为宪政中心，“总统”有统帅权、公民复决提议权、一定条件下的“国会”解散权，不经“国会”同意任命“政府”，使其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对“国会”负责，在“总统”、“政府”、“国会”之间建立平衡的权力关系。不难看出，他的许多主张已经被国民党当局采纳，但许信良认为他的主张比国民党的“混乱体制”还要高明。
由此可见，民进党的许多主张已经为国民党所接受，还有一些主张，如“放弃一个中国”“公投入宪”等实际上也已被国民党当局所接受。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在接受民进党的政策时，还表现出非常积极、不惜代价，令许多人感到惊奇。在“国发会”，讨论两岸关系时，许信良主张要做出结论，国民党代表表示反对，而“总统府”的秘书长黄昆辉却表示“我们尽量按照许主席的意思好了”。12月27日，在两党协商时，国民党一来就把清单拿出来，结果让民进党吓了一跳，国民党几乎照单全收，就没有必要再协商了。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张麟征教授指出：国民党和民进党声称冻省或废省是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非关独立，实际上，“所有的带有分离主义的政策，一向都包装得很好”；“国发会”纯粹是一个体制外的会议，这样一个没有民意基础、体制外的会议，在匆匆五天会期中就把宪法体制全盘翻修，岂不形同“和平演变”？这句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3期）
三、新党的国家认同
最近，新党有人提出“一中两国”的主张，也有人加以反对。主张者认为“唯有这项政策才能化解两岸现有僵局”，并强调这是“新党中国政策的主流意见”，是“新党自创党以来的中国政策”；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不成熟的，“一中两国”就等于“台独”，将让新党面临崩溃。这里涉及新党的国家认同问题。所谓国家认同，是属于主观信仰的范畴，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立场，它指的是公民对其所自我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动的认同，通过凝聚感情和政治意志的表达，愿为爱护和维护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新党的国家认同究竟怎样？有必要加以剖析。
创党初期的统派色彩
在新党创党时的宣言中，有这样的主张：
（一）壮大“中华民国”，保障台海安全是最高准则。
（二）三党合作一致对外，相互监督，避免台湾被出卖，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在第二点之下，有“拓展国际生存空间，重回国际舞台；开放两岸直航，促进全面交流；保障台商利益，争取大陆市场；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华经济圈”等具体内容。
1995年10月公布的政策白皮书中有关“两岸关系及大陆政策”中提出：台湾及大陆都是中华锦绣河山，凡我炎黄子孙皆应予认同；我们虽然主张统一，但绝不主张急统。统一可经由海峡两岸交流的增强、互信的增加、制度的调整、及时间的磨炼，以和平方式逐步达成，必要时由我们的下一代来亦未尝不可；如果中共未来放弃“共产极权”体制，在台湾绝大多数民意支持的前提下，可进行民主的谈判；两岸跳脱主权争议的框限，以邦联制作为过渡的形式，逐步走向联邦制；“两岸签署和平协定”，等等；并提出了不少具体做法。
早期新党的一些主要人物也分别表示：“应当主动找中共谈判，打开台湾外交困境，形成中华经济圈，作为台湾的人为安全屏障”坚持中国统一，前瞻性的大陆政策，开放直航，与中共直接谈判，以打开外交困境；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等主张。
正因为新党提出如上“促进两岸和平，追求国家统一”的主张，给人以“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鲜明形象，特别是声称要”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这在当时是三党中最激进的主张，因而人们认定新党是不折不扣的统派政党。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党时常强调的是“壮大中华民国”“扞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万岁”“给中华民国一个机会”“一国多席”“邦联体制”等等。正如他们在说明台湾地区三个政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区隔时所指出的，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民进党主张“新兴独立之台湾国”；而新党则“坚持中华民国之国际地位”。“中华民国”是新党的国家认同，这一点，在建党初期往往被一些人所忽视，而只注意到它主张的“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一面。
淡化与强化
新党建立不久，就受到台湾一些与它相敌对的力量的抵制和攻击。当时，新党被说是“投降主义”“中共同路人”“台奸”“外省党”“卖台集团”“老国民党的余孽”。还有人说新党是“政治乱源”“旧党”“能哭会叫的怪异连线”，并且预言新党将在“三年内被淘汰”，而且是“老K新K同归于尽”。
当时新党的力量还相当有限，“外省党”“都会党”的色彩还无法摆脱，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它不得不退缩。淡化统派色彩、突出反共立场、降低反“台独”声调，都成为新党的“务实”的表现。
1.淡化统派色彩。在1994年选举时，新党重申反金钱、反独裁、反“台独”，并且以“中华民国的扞卫者”的姿态参选，以此与国民党、民进党区隔开来，借以吸收统派认同者的选票，但又怕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于是加上了“反共”的鲜明诉求。而当他们在“问政说明会”中提出李登辉的“台独时间表”时，还被说成“与中共唱和”，“保卫中华民国”布条也被扯下，甚至有人叫嚷“新党滚回大陆去”。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更加淡化了统派的色彩。有人提出“促请新党与中国共产党绝对划清界限”。1995年11月，新党所公布《大陆政策白皮书》，强调“维持台海现状”，“统一，但不急统”，“催化大陆内部民主”，要到“中共放弃共产极权体制”之后，才进行“民主谈判”。他们还和民进党人谈“结盟”，赵少康表示：结盟要成功，新党和民进党就先要有“统独摆一边，公共政策优先”的共识。于是，新党与民进党实现“大和解”，要结合在野势力，“共同面对解决中共威胁”以及黑金、司法等问题，“双方同意将统独争议束之高阁”在“维持现状”“台湾优先”“避免台湾被出卖”“统独摆一边”等等口号下，新党自行淡化了统派色彩，难怪连民进党人也认为“可见新党的统派主张仍保留很大的弹性”。1996年“国发会”时，新党处于两难的局面，有人指出：新党不认同李登辉的“独台”，又不敢（不愿）喊统一，最后只好退会。
今年以来，新党在统一问题上又有以下的表示：新党政策委员会认为民进党与中共的接触可能公开，未来新党对两岸问题的“主导权”势将降低；“统独争议”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从中心议题退却，不宜再以统“独”为主要诉求点，而改为关心小老百姓、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心议题；国民党中有人将主张与新党接触，召回新党当民进党举行“中国政策大辩论”时，王建煊表示，“新党认为两岸应维持现状”，不过他还加上一句：“但统一是最高目标”；而姚立明则十分欣赏民进党的做法，他主张各党派的大陆政策应如民进党四个派系一样，虽然技术不相同，但大方向一致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新党为了现实的利益，将进一步淡化统派的色彩。新党中的某些人还期待着由国民党“召回”他们，而另一些人则同意民进党的主张，因为新党和国民党、民进党在大陆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有人指出，“过去新党在党纲中主张三通，促进两岸全方位交流与对话，以建立台湾安全机制；如今新党欣赏许信良的大胆西进和施明德的‘大华国协论’，新党和两者的实质主张与策略，其实并无二致”这样，能不能把新党称为统派，便成为问题了。
2.突出反共立场。在创党初期的组党宣言、政策白皮书中，没有出现“反共”的主张，似乎新党与大陆对抗的意愿最低。但是成立几个月以后，为了避免被称为“中共同路人”，他们很快就避谈统“独”，而强调反共，强调所谓来自大陆的“红色危机”，并且表示与大陆对话的目的是，退可保护台湾，进可影响大陆。1995年2月，新党提出所谓“大陆政策五原则”，表示要“主动出击，以小搏大”；“外交、两岸关系发展并重”；“任何大陆政策都不能忘记要以国防现代化为后盾”；表示了新党要与祖国大陆“对着干”的态度，这种敌对态度一直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发展。
有人指出，“新党领导人闻两岸关系而色变，总要在各个场合作出激烈的反共姿态，以避免人们以‘急统派’称呼他们”新党与民进党谈大联合，其前提是以中共为假想敌，一致对外。台湾媒体指出，新党盲目反共，处处不摆脱旧国民党的框框，比国民党还反共。为了摆脱同路人的标签，无共不反，疯狂到了反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