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方面
连续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使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创，陆续溃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虽号称60余万，但却皆为残兵败将。当时，国民党的海军虽有官兵3.5万人，舰艇约50艘，但缺乏维修零配件，真正能作战的舰只寥寥；尽管空军有兵员8.5万余人，各类飞机400架，但和海军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零配件、燃料皆不敷用，汽油的储存量仅够两月之需，且这些兵力分散在东南沿海岛屿，战线过长，补给困难。
（四）“外交”方面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随之退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连一向对蒋持支持态度的美国政府也急于从中国内战中脱身，采取了弃台政策。是时，美国只在台湾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且一再下令撤退在台侨民。1950年1月，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馆发出机密备忘录，训令所有馆员，台湾失守是迟早的事情，要求他们将这种损失减轻至最低程度。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文告声明：“此时此刻，美国无意取得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也无意动用军队干涉，美国不会介入中国国内冲突。同样，美国政府不会提供台湾军事援助或顾问”，并冻结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英国则为保自己的在华利益，率先表示欲与蒋氏政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顾美国的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从而带动了英联邦国家相继对中国的承认。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地位也受到影响。自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各国代表，要求取消国民党在联合国一切机构中的代表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时起，在联合国内围绕中国的合法代表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当局的代表席位朝不保夕，台湾当局在“国际”交往中空前孤立，“举世竟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
（五）民意方面
“省籍”（在台湾指的是：本省籍——“台湾”籍与外省籍——“大陆”籍的区别）矛盾加剧了社会震荡。自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大批内地军政人员以征服者的姿态“接收”台湾，占台湾人口15%的外省籍人统治着占台湾人口85%的“本省”居民，加之实行完全错误的政经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并激化出“二二八事件”这样的政治风暴。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残酷镇压，又进一步加剧了自身与台湾民众的矛盾，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
综观国民党退台之初的统治局势，可谓“风雨飘摇”，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心向背等各个方面皆危机四伏，“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外，别无他策。
二、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支持使国民党在台湾的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国际”地位有所“回升”，岛内局势开始有了转机。国民党为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一方面企图借助外力，依靠美国；另一方面加紧整肃内部，强化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兴起了所谓的“改造运动”。
（一）中国国民党“改造”的内部原因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蒋介石对其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做了较为深刻的反省。他认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失败，即政治上的失误、国民党的堕落、党员信仰动摇、党内各级组织松懈、党员教育缺乏。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下决心改造国民党，并视国民党的改造是“起死回生”、“刻不容缓”的急迫任务，是稳定并控制台湾的关键。蒋介石此次的认识与过去相比，有极大的提高，空前深刻，但是，其反省还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行，经济上忽视民众利益，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些深层次的原因，蒋介石并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此次改造，究其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派系倾轧，组织瓦解日益严重
第一，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党国要员竞相逃往海外，组织渐趋瓦解。如蒋介石的大舅子、中国富豪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携妻子转道香港去巴黎“治病”，6月9日抵达美国，从此在美定居。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头号敛财专家孔祥熙于1948年与蒋不告而别，和夫人宋霭龄在纽约乡间自家别墅中过起了流亡生活。孙中山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辞掉所有职务，举家逃往香港，后定居美国西海岸。熊式辉和后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滞留香港。此外，有许多要人逃亡，不知去向。
第二，留在国内的各派系之间及与蒋介石之间有着种种恩怨，影响国民党的战斗力。国民党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派系斗争。一方面，财政上有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的对立；军事上有何应钦和陈诚的对立；党务方面，派系林立，CC系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军统与中统之间，为了赢得权力，均存在相互倾轧的对立与争斗。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断地扩大和制造部属之间的矛盾，不断利用这种矛盾分而治之，不断扩大自己在党政军中的权力。蒋介石掌权期间，国民党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局面，即使有表面的统一，也是暂时的利益共同体的结合，是表面的、临时的、短暂的，不是实质的、长久的。因此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为了增强国民党的战斗力，全面恢复和移植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排斥政治上不可靠的、还保持有大陆时期特征的党政体系，组建以蒋经国和陈诚为首的实力派。蒋介石与各派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与阎锡山的矛盾。1949年6月阎锡山当选“行政院长”是蒋介石成功举荐的结果。但是1950年3月更换阎锡山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蒋介石推举阎锡山是走“曲线救国”的道路。蒋介石心目中阁阙的最佳人选是陈诚，但是在李宗仁代总统期间，陈诚决不会被李宗仁接纳，只好暂时推举阎组阁。二是阎锡山组阁后犯了三个重要错误。第一个是企图利用蒋、李争斗独树一帜，主张“国防部长”职权要等于作战最高统帅，以便自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实际领导者；第二个是公开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第三个是与李宗仁多有配合。1950年3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锡山辞职的决定。3月8日“立法院”投票同意陈诚为“行政院长”。陈诚是黄埔系，是蒋介石的同乡，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因此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
与广西桂系的矛盾。桂系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人，即李宗仁和白崇禧。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遭桂系逼宫，宣布下野，这实质上是蒋介石为摆脱困境、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此后，蒋介石为重新登上“总统”位置，与李宗仁展开了较量。蒋、李的争斗大致经历了“江防”之争、与中共和谈之争、逼蒋出国之争、“守粤”之争、蒋复职之争、罢免李副总统之争，每个回合的较量都以蒋胜告终。
在蒋与李的争斗中，白崇禧被蒋介石利用。白崇禧是逼蒋下野重要人物，为什么反过来帮助蒋与多年的战友李宗仁斗争呢？原因如下：一是蒋介石拉拢白崇禧。一方面，国共和谈破裂后，蒋介石拨款3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作为其军费，并对其表现出特别的尊重，以区别他人；另一方面许诺让白崇禧作为行政院长组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功拉拢使得白崇禧紧紧跟随蒋介石，直到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乘专机抵台，仍对蒋介石充满幻想。二是白崇禧对李宗仁的行为不满。白认为李在位时，政绩欠佳，1949年4月29日，白崇禧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并且白认为李宗仁由于没有听取他的建议，而处于无作为的境地。三是白崇禧顺应形势的表现。白崇禧认为局势很乱，蒋介石不肯真正放手，即虽然下野但“心在朝中”，桂系又不能摆平蒋介石，因此，顺应形势，选择较为强势的蒋介石一方，为其效劳。此后，白崇禧成为蒋介石对付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的重要棋子，实际上蒋介石是在利用白崇禧，并不是忽略几十年与桂系的恩怨而真正启用白崇禧。在台湾期间，蒋介石便不再重用白崇禧。这致使白一直心情郁闷，1966年12月2日去世。
与CC系的矛盾。CC系是指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派系。二陈早年依靠其叔父陈其美的力量，开始政治上发迹。二陈成功地把国民党改成了“蒋家党”，并成功地帮助蒋介石从改组派、再造派、复兴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手中夺回了国民党控制权。蒋介石对二陈也是恩宠有加。但是为推卸在大陆失败的责任，蒋介石必须找替罪羊，二陈负责党务，是最恰当的人选；另有，二陈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家有叛逆的迹象，自从重庆还都后，蒋介石一直有铲除二陈、帮助蒋经国掌握党权的想法；再有，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诚、蒋经国与二陈矛盾极为激烈。陈诚任“行政院长”后，二陈控制着“立法院”，这对于陈诚来说，犹如芒刺。蒋经国早年在三青团与国民党合作时，蒋经国出任教育长，二陈极为反对这一点，认为蒋经国侵占了自己的地盘。
与黄埔系的矛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军事大权由陈诚、蒋经国挑选的黄埔系核心成员担任，主要有周至柔、桂永清、陈大庆、黄杰、彭孟缉、胡琏等。其余不被陈诚、蒋经国看好的大部分黄埔将领被遗弃。
与政学系的矛盾。政学系在国民党政治结构中一直占有显赫地位，到台后仍被予以重任的，有张群、王宠惠、王世杰、翁文灏、吴国祯等。但后来，踌躇满志的政学系以为有美国的捧场就可以为所欲为，与蒋经国不断发生矛盾，不断向实力派挑战，以致被蒋介石制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内部派系斗争仍存，如果让派系争斗继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蒋介石想利用党务改造，消除异己，完成台湾成为蒋家天下的目的。这是决定改造的重要内因。
2.思想混乱，“信仰”动摇已达极点
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蒋介石改造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内有一部分左派，他们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思想与实践高度统一，但是这部分人，被蒋介石认为是思想混乱、信仰动摇。紧密追随蒋介石的人，理论上打着坚持三民主义信仰的旗号，实践中却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客观上造成理论信仰与实践的矛盾。有部分真心信仰三民主义的人必然感觉到矛盾、迷茫，一旦他们对行动产生疑问，就被蒋介石称为信仰动摇。还有一类人，实质上坚持走反共道路，但表面上却标榜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以表明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得到“真传”，但一旦认真讲三民主义，就不能自圆其说，客观上造成这样的人思想混乱，信仰动摇。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至今仍广为流传，其中联俄、联共的思想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反动文人无论如何绞尽脑汁，也不能证明其实践如何回应了理论，这就决定国民党内部产生信仰危机是正常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3.官僚腐败，“纲纪废弛”充斥党内
1945年，抗日战胜胜利，国民党接受日本留在台湾的经济命脉后，没有进行妥善处理，不仅没有将日本侵略者从台湾人民掠夺来的财产适度地还给台湾人民，而且搜刮唯恐不狠。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者甚多，造成官僚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如省专卖局长任维钧，被人在报刊上揭发的有证据的贪污就有500万元之多……省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卓芝，把价值数千万的机器廉价拍卖，暗中派代理人以40万元的低价买下……因为李卓芝的岳父是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结果此案不了了之。贸易局局长于文溪被国民党中央清查团队认定犯贪污罪，移送法院，但钱能通神，不久即从狱中放出”。对此，蒋介石曾非常沉痛地说：“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1950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中说：“军事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军队为什么会失败，政治上为什么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总之，官僚腐败达到极点，各种事例不胜枚举，党内的各种制度被抛在脑后，官僚腐败的程度逐步加深，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给初到台湾的国民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