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至1949年间，一个以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为目的的学术方向诞生了。它一反中国传统中新王朝建立后一定要摧毁旧王朝的建筑的惯性思维，而是走上了一条“逆时代”而动的道路。说它“逆时代”并不是说它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是它的研究方向都是追溯前朝历史的，且时代越久远越珍贵。这门学问所探讨的东西并不像字画古董那样表现的是才子佳人、达官显贵的思想，更多的是在追寻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役夫们千百年来用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创造的那栋栋楼宇殿堂。它所审视的内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巨大冲击之后，一批怀着民族自尊心和强国梦想的人重新审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伟大事业的开创人之一梁思成先生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国古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而如何保护中国古建筑呢？“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由于这一时期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加之对于古建筑保护的意义还缺乏认识，古建筑保护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古建筑的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私人到政府的过程，以下的四个事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保护情况。
1915年由朱启钤主持的正阳门改造是古建筑保护的起点性事件。
十年之后，紫禁城从帝王宫殿转变为博物院的功能是古建筑保护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标志着将古建筑作为展览展示的用途成为以后直至目前古建筑保护利用最理想的方式之一。1925年，营造学会（1930年改为营造学社）的成立是古建筑保护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和保护的理论体系。在这些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和宣传下，1935年，为了保护北京的古建筑，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专职负责北京地区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工作。
一、刨下旧城第一砖，拆除月墙利交通——北京早期的旧城改造
1911年，在清王室下诏退位之后，随着这个王朝的覆灭而衰败下去的还有为皇室服务的各种行业，其中包括传统建筑的营造。专门为皇家建筑设计图样和制作模型、已世袭了近三百年、人称“样式雷”的建筑世家雷氏家族再也得不到皇室的俸禄。这个时期，西方的建筑形式开始在中国流行，被看作高贵和时髦的建筑，新的民国政府和达官贵人也不愿意聘请他们建造传统形式的房屋。而普通百姓的房屋又不需要煞费苦心的建筑设计，于是他们开始破落下去。刚开始还能靠积蓄度日的这个家族，由于只有绘制图样的技能，在后来开始变得穷困潦倒，在北京寒冷的冬季他们甚至将原来为皇家设计建筑的图样作为点燃煤炉引火的引子烧掉。而与这个家族悲惨境遇不同的是，一些外国建筑师却受到了追捧。他们的设计屡屡在中国的重要建筑上展现。德国建筑师罗克格（CurtRothkegel，又译罗斯凯格尔，1876-1946）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中国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1915年，由于古老的正阳门不再是皇帝的专属通道，于是这座被北京人亲切地称为“前门楼子”的城门及其瓮城在新的城市功能条件下，其命运便注定要改变。这座创建于明朝永乐时期的正阳门由城门、箭楼和瓮城组成，前面突出于城墙之外的是箭楼，为三重檐歇山顶，砖石材质，顾名思义是用于防卫过程中在上面用弓箭类流弹射击敌人之用，其高度达2米。箭楼北侧为城楼，其两侧与城墙相连接，也是三重檐歇山顶，其下部的城台为砖石材质，上部的城楼为木结构，它是城市的通道，其高度达1米。在城楼和箭楼之间围绕半圆形的月墙，与城门和箭楼形成瓮城，在月墙两侧各开一座小门供平日出入。由于正阳门的这种布局隔断了从其中间通过的前门外东西向的马路，这本身已经造成了出行的交通困难，加之其东侧建成不久的京汉铁路正阳门车站，使得人流骤增，更使正阳门周围的交通异常拥堵。于是，前门楼子的改造工程势在必行。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的朱启钤主持了这项市政工程。他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负责设计施工。
正阳门的改造并没有采取一拆了之的办法，而是注意到了这座城楼在北京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是北京城内城9座城门和外城7座城门中最高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其次，它位当子午，是皇帝出入北京城的专用通道、皇权的象征。因此它是北京人眼中北京城的代表建筑之一。而正因为其地位的重要和特殊，所以改造工程在设计之初就引来了众多非议和阻力。为了冲破这些阻挠，朱启钤特意向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请示。袁世凯表示坚决支持其改造，并授予他一把银镐。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授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使交通永便”（这把银镐作为北京首次旧城改造的历史见证，现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内）。1915年的6月16日，朱启钤在开工典礼上手持大总统授予的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宣告正阳门改造工程正式动工。
改造后的前门楼子其瓮城东西半圆形月墙被拆除，从而打通了被瓮城隔断的东西向道路。新修的马路，人行与车行道分开，各行其道，大大缓解了前门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在箭楼两侧马道各增加了一座门。另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箭楼西洋式的汉白玉窗洞券套和登城步道的汉白玉栏杆。虽然冒着巨大的阻力完成了改造解决了交通问题，但是改造风格上却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都认为巨大的瓮城被拆了过于可惜，而且建筑风格也与传统的城门不相称。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瑞典建筑学家喜仁龙，尽管承认了交通的便利，但同时也感到遗憾，他这样记载并评价：“这些十分重要、意义深远的使北京正中大门现代化的设计，是于1915年制定后逐步实施的，到1916年，城门具备了现在的规模，那些有幸看到当初带有巨大瓮城、瓮城门和瓮城场地的前门原貌的人，看到如此多的古建筑被大规模拆除，无不感到痛惜；……今天，这个中央大门给人的印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令人失望的。……前门广场也显得过于西洋化……箭楼的情形也是如是，不仅如此，它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造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简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同看法，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改造应该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改造。
随着这旧城第一砖的拆除，1916年，正阳门改造工程的另一项内容开始了，那就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天安门广场在明清时期的地位毫不逊色正阳门，甚至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如果说正阳门是都城的南大门，那这里已经是皇城的南部了。而且它还是紫禁城的前庭，为明清时期国家中央机关五府六部的衙署所在地，其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天安门广场原来为T形，面积不大，由称为千步廊的长廊围成。在目前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原来有一座皇城前门——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大明门内至天安门之间有一座宽阔的御道，道路东西两侧各建有144间长廊，称为千步廊。东西千步廊至天安门前的东西向横街长安街后，折向东西至皇城上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停止，因此形成T形。在千步廊后为各部府衙门，衙门外为皇城墙围护。由于皇城墙是封闭的，朱启钤的改造主要内容就是拆除千步廊、各个衙门和其周围的皇城墙，以缓解北京城东西交通的巨大压力。虽然工程过程中拆卸下来的旧料也没有浪费，而是将其移建到了1914年开辟原社稷坛而成的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内，建成了公园内的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等建筑景观，但是，由于天安门广场的重要地位，改造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朱启钤的改造坏了从明代至当时延续数百年的古制，甚至还有人说这样的改造坏了都城风水。另一方面，很多人质疑改造工程的费用，认为朱启钤在大兴土木过程中中饱私囊。还有人写了弹劾朱启钤的奏文。这些事一时也令朱启钤百感交集。在朱启钤《一息斋记》的文章里，记载了当时的各种不同意见和自己的感受。文中写道：“时方改建正阳门，撤除千步廊，取废材输伊斯园构造，故用工称事所费无多。乃时论不察，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弹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百堵待举而阻议横生，是则在此一息间，又百感以俱来矣。”1916年，朱启钤辞去了内务总长的职务，迁居天津。
改造工程也于同年底完工，这次改造形成了一座占地近12万平方米的广场，其面积要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小很多，广场上还保存了中华门（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适应交通需要，拆除了这三座建筑及周围的围墙，从而形成了占地44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而今日的长安街仍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名称的延续。
二、改帝王宫为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与变迁
1911年，虽然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下诏退位，但是根据清廷和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成立的小朝廷仍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宫之内，而且民国政府每年给予400万元的待遇，于是溥仪在紫禁城内仍然过着封建帝王一样的生活。
13年后，也就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向当时任摄政的黄郛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问题。李石曾（又名李煜瀛）当即建议政府设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清宫善后委员会。经内阁讨论，11月5日通过了《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并筹组清宫善后委员会和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永远废除宣统尊号，与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政府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特支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收集旗籍贫民。溥仪即日出宫。可自由选择住处。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等人率军警20余人，持黄郛指令来到神武门，将故宫守卫警察和清室卫队警察一一缴械，听候改编。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于军机处。并告知宫内文武人员，不得自由行动。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限两小时内接受条件，废去尊号，移出故宫，点交公私物品。当时溥仪正在储秀宫跟孙耀庭踢完鸡毛毽后，正跟婉容一起吃苹果。限时将到时，鹿钟麟将怀中揣着的两颗手榴弹掏出来，猛然摔在绍英的桌上，故意大声向随从说：“时间虽然到了，景山先不要开炮，再延长20分钟……”溥仪听到后非常害怕，最后不得不接受条件。
在鹿钟麟等人的“看护”下，逊帝溥仪带着家眷含泪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几年的紫禁城。这座经历了五百多年的紫禁城送走了它最后一位主人，同时也宣告了它永远地完成了作为宫殿的使命，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故宫。
溥仪出宫后不久，也就是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负责清理故宫的文物，由李煜瀛任委员长，委员有易培基、蔡元培、蒋梦麟、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罗振玉等。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遵照《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并执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七日政府命令，组建故宫博物院，同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接替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故宫的建筑和文物保护。随后讨论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推举董事为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理事为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以易培基兼古物馆馆长，庄蕴宽兼图书馆馆长。理事会和董事会聚集了当时一批政界权贵和学界名流，这对时局动荡时期故宫建筑和文物的保护十分有益。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这天天气晴朗，刚过中秋的北京已有了寒意。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紧张筹备之后，故宫博物院及社会各界嘉宾在乾清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会上大会主席庄蕴宽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自此紫禁城作为博物院的新使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