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李约瑟在《自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介绍当时的浙江大学：“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在1940年到1946年这短短的7年中，浙江大学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实现了发展、突破和跨越，这是浙大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中，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谭其骧、李政道、程开甲等51位都曾在设在遵义的浙大工作、学习过，其中李政道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三
浙江大学在贵州办学期间，以遵义、湄潭人民为代表的贵州各族民众不仅热情地接纳了浙大师生，还尽其所能地保护和支持浙大办学，而浙大师生不仅在当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包括原子弹基础理论数据等在内的一大批世界级的科研成果，还促进了贵州的教育、科技、文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遵义和湄潭，如今仍存有很多当年浙大办学的遗址，既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体现，也是浙大师生和贵州人民经过战火和时间考验的友谊的见证。抗战期间，中国银行在湄潭设立了机构，也为当年的浙大师生提供了服务。在中国银行进驻贵州100周年之际，我们又恢复了设在湄潭的机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承续。
如今已被辟为“红九军团长征纪念馆”的湄潭天主堂，始建于清光绪晚期，当年浙江大学的谈家桢、陈建功、钱宝琮等教授曾在此居住，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等论文和钱宝琮的关于数学史、天文史的多篇论文就是在这里撰写的。
处于湄潭城郊接合部的义泉万寿宫是浙大研究生院的办学遗址，蔡邦华、卢守耕等多名教授在这里完成了《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等多个专项课题，研发出“湄潭翠片”等茶叶品种，为湄潭茶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同样处于湄潭城郊接合部的双修寺是当年浙大物理系的所在地，王淦昌在这里写出了被世界上公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最重要成果的《验证中微子实验方案》，为后来美国研制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奠定了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卢鹤绂在此完成了引起当时国际物理学界地震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利用》的论文。
如果不是王淦昌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美国就不会那么快地研制成功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命运也就更加无法揣测。因而，这又是一次发生在贵州的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
浙大西迁遵义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孕育形成了“求是”精神，实现了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重要的人才资源，这是浙大全体师生的辛勤成果，也是贵州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
遵义，这方孕育了沙滩文化的神奇土地，不仅承载了长征生死攸关的转折，还在战火中为浙江大学的师生们提供了可以安放书桌和科研之魂的天空，让他们能够静下来并投入到教学和学习中，为一大批堪称国之栋梁的科学家提供了成长的平台。
当年西迁的浙江大学，在物质极度匮乏和贫瘠的条件下，在时局动荡的大环境中，仍然能够创造出浙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期，这其中的原因既值得我们探究也值得我们学习践行。个人以为，除了从竺可桢校长到每一位师生对“求是”精神的恪守之外，当时浙大所体现出的开放、开拓、包容的胸怀，在管理上的民主风范，在用人和学术上海纳百川的风格等都是原因之一。当然，浙江大学能够做到把大学科研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在一起，并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湄潭是孕育了“求是”精神内核的地方，在举办“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一批浙大学子到湄潭浙江大学旧址举行了叩拜礼。当时叩拜的照片如今就挂在旧址博物馆的墙上，馆方在下面配了这样一段文字：“艰辛岁月，湄潭励志，幕幕往事，心潮激涌，泪光盈盈，以致伏地叩拜。”
竺可桢曾说：“人生的目的在于服务，而不在于享受。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如今，由竺可桢亲题的“求是精神”碑仍然矗立在湄潭的浙大广场上，昭示着浙大的精神血脉，也象征着浙大和贵州人民的特殊情谊。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
一
在贵州的独山县有一座深河桥，这座桥位于悬崖峭壁之间、凌驾在深渊之上，一度是进入独山的唯一通道，牢牢地扼守着独山乃至整个贵州的南大门。
自明朝末年以来，这座桥三次在战争中被毁，也改变了三场战争的局势。
1650年，加入南明政权的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攻打贵阳，占据贵阳的皮熊一路向南退却。到达独山以后，皮熊便让人拆毁了深河桥，令紧随其后的孙可望追军无法进入，战争被迫终止。
1860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手下的一支队伍准备借道贵州进入四川作战。太平军自广西进入贵州后控制了北上入川的独山、定番（今惠水）一线，后来因为内部矛盾削弱了战斗力而被清军击败。定番失守后，太平军分为两路撤退，一路前往独山，一路取道安顺前往黔西北。由于被清军紧紧咬住不放，撤往独山的太平军最后不得不将深河桥炸毁以阻拦清军。清军追到桥边后因为无法越过天堑而自动撤退，战争便告结束。
抗日战争期间，深河桥第三次被毁，也因之带来了一个更为关键、重大，影响更加深远的历史转折点。
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发起了反攻，日军开始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但侵略者从不会主动终止自己的疯狂行为，相反，他们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做困兽之斗。
自1944年4月开始，日军调集51万部队发起了旨在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中国内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日军很快就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逐渐向湖南、广西推进。
11月28日，日军一部从越南进入中国，在广西境内发动了进攻，一条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被日本侵略者打通了。
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溃败进入贵州，日军则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追击进入贵州。
从11月28日至12月4日，独山、荔波、三都、丹寨、都匀等县城相继被日军攻陷，给陪都重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情势十分危急。
在日军进入独山的前两天，负责守卫的独山县警备队就撤离了。
撤离时，独山、都匀警备司令韩汉英下令焚烧独山县城，实行“焦土抗战”的策略。
由于日军占领的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因此长途奔袭而来、缺吃少穿的日军就不得不分头寻找粮食和衣物，将自己暴露在中国抗日军民面前。
面对分散行动的日军，黔南各族人民自发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战斗，这些零散的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让孤军深入的日本部队举步维艰。
很快，中国军队的重新布防业已完成。
在短短的时间内，日军便丧失了优势，黔南境内复杂的地形地貌也给日军的前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在日本部队一筹莫展之际，29军军长孙元良率部发起了反攻。
同时，由于通往黔中的必经之路深河桥已经被美国飞机炸毁，日军不可能也没有实力再向贵州进一步深入作战，被迫撤回到广西河池。
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在其侵略战争全面失败之前发动的一场回光返照式的疯狂反扑，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日军已经无力保障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始终也没能实现全线通车。
黔南之战终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进攻步伐，战役结束后，中日两国军队形成了对峙局面，中国军队进行反攻的条件日益成熟。
富有意味的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陆军司令部礼堂接受日本投降书的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是贵州兴义人。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历史再一次在贵州发生了转折。
二
贵州不仅是日本进攻步伐终止的地方，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大后方。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不久，日军依仗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几乎封锁了中国所有的对外交通，妄图把中国变成一座任其蹂躏践踏的孤岛。
势如破竹的攻势，摧枯拉朽的战争，中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让侵略者的野心日益膨胀。
侵略者永远都不会明白：比疆土更难征服的是人心，比武器更有力量的还是人心。
无数人心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任何武器都无法征服和摧毁的。
历史再一次选择了贵州，贵州依然不辱使命。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举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中迅速兴起，贵州各界不仅成立了贵州学生救国团、贵州妇女救国团等爱国团体，还创办了《救国旬刊》等报刊，以多种形式传播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人民倾尽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日战争，出兵、出工、出钱、出粮，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永不磨灭的重大贡献。从1937年到1945年，全省实际服兵役人数超过64万，这些在前线为祖国流血的贵州子弟生还者寥寥无几；全省征调民工近70万名修筑公路、铁路和飞机场，当时平均每100人就有33人被征用，在后方为抗战流汗；抗战期间，生活本来十分困苦的贵州人民节衣缩食，踊跃交纳公债，平均每人负担公债形式的战费58元；仅在1941年到1945年期间，贵州全省共向国家上交稻谷1242.1万石，平均每人1.2石。
同时，贵州各界在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下，在抗战期间先后组织了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部队发动宣传抗日，还通过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等抗日社团组织开展工作，掀起了整个贵州省的抗日救亡高潮。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贵州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日益彰显出来。一批沦陷区和交战区的工厂、事业单位和人才纷纷进入贵州，以图生存发展。
1937年以后，贵州的工厂数不断增加，到1943年已经达到154家，这些以兵工和民营企业为主的内迁企业，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日前线生产兵器弹药，也为贵州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抗战期间内迁贵州的工厂为保障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供给做出了贡献，而在贵州创办的一些工厂更是有针对性地满足了抗战的需要，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就是在贵州诞生的。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凭借其空中优势对中国发动猛烈进攻，在日军切断中国海上运输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又断绝了对中国的飞机供应，因此中国兴办自己的航空工业变得迫在眉睫。
1940年，在今贵州省大方县羊场坝的溶洞群中，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该厂建成后很快生产出中国第一台自制的航空发动机，经试车验证质地优良并进行了批量生产，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
最能体现当时贵州工业发展状况和水平的新办企业是贵州企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官商合办、以官营资本为主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官股包括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省政府，特殊商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还有少量贵州私人资本构成的地方商股。贵州企业有限公司抗战期间在贵州先后兴办了40多家企事业单位，经营范围涉及电力、机械、煤炭、水泥、建筑、印刷、玻璃、陶瓷、烟草、制糖、运输、农业、文教等十几个领域，成为战时贵州的经济命脉。
除了内地工业企业以外，还有浙江大学等高校也西迁进入贵州，直属海军总部管辖的军级建制的海军学校，也在1938年10月下旬正式迁到贵州桐梓县城办学。自迁入贵州到1946年1月迁往重庆海军总部期间，海军学校为抗日前线培养输送了数百名海军指挥官，还有部分师生主动奔赴延安，为抗日战争立下了累累战功。
同时，抗战期间，大量的故宫文物也曾由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运至贵州，直至抗战结束后才陆续运回南京。贵州在抗日烽火中为这些凝聚着中国民族文化精粹的国宝提供了安身之所。
三
作为战时陪都重庆的屏障，贵州不仅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有生力量，还曾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通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者封锁中国的交通线，早在1937年12月，来自10个民族的20万劳工队伍开始舍生忘死、昼夜劳作地修建由昆明至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
20万各民族的兄弟姊妹、老幼妇孺靠着近乎手挖肩扛的方式，在短短的9个月内就修成了这条穿过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等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怒江、澜沧江等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曲折达1126公里的运输干道。
抗战初期，中国几百万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等抗战所需要的、中国不能生产的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