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的修通震惊了全世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曾评价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
且修筑滇缅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靠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滇缅公路的修成并投入使用，迫使日本侵略者放弃了正面打败中国军队的计划，转而试图从沿海国家和地区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这在客观上给疲惫的中国军民提供了一定的调整机会，切切实实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1940年，日军占领了越南，拥有了新的基地。他们频频在此调动空军对滇缅公路进行疯狂的轰炸。
为了使这条民族生命线不至于被切断，1942年，10万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进行作战。虽然中国军队为此遭受重创，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滇缅公路。
同年7月，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重开滇缅公路的方案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支持，在中、美、印、缅四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自印度经缅甸到达云南畹町的史迪威公路修建成功并与旧有的滇缅公路相接。
抗日战争期间，西方许多国家的媒体在报道“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时都会配上这样一幅照片：陡峭的山坡上，一列长长的美制卡车队正在沿着无数逼仄的“S”形回弯组成的公路上缓缓行驶，公路两侧近处是幽深的谷底，远处是绵延的崇山峻岭，视野里公路的尽头则是斧劈刀削一般险峻的山顶。
这样一幅照片，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也反映出这条生命之线在顽强地输送着希望和动力的同时，还承受着堪称极限的艰辛挑战。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段被称为“二十四道拐”的盘山路都被认为是在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的某个路段。但在这两条公路上，研究人员和寻访者却一直找不到它的一丝影子。
直到2002年，戈叔亚才最终在黔西南的晴隆境内找到了“二十四道拐”，它位于晴隆县城往昆明方向出去1公里的莲城镇五一村半官坡。
这段公路从山脚到山顶约有4公里之长，蜿蜒崎岖，共有20多个弯道，所以才有了“二十四道拐”的称谓。
据记载，这段盘山公路始建于1927年，1936年工兵部队对其进行了改建。
日军截断滇缅公路之后，史迪威又于1943年秋主持改建了这一路段，据说，这次改建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原来的24道拐改为了21道拐。
道路重修以后，国际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要经“二十四道拐”才能辗转运往重庆和前线。
“二十四道拐”如同大动脉一样，既是战火的后方，又是走向胜利的前线。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一
来到贵州工作以后，只要有空儿，我都会看看当天的《贵州日报》。
报道新闻是报纸的职责之一，但有时报纸自身也会成为新闻的主角。《贵州日报》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因此给整个贵州的农村发展带来了福音，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步伐。
1978年11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整6个月后，《贵州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推出了一组题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顶云公社部分干部座谈纪要》的报道。
报头下黑体加框的“编者按”和“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通栏黑体大号标题，都让这次报道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就是这组报道，使得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具有破冰意义的“顶云经验”，第一次正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这篇报道的刊发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大包干协议书还要早上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给贵州的各级领导和各族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村体制改革的步伐。
这篇报道的面世既凝聚着当时贵州各级领导干部和宣传、新闻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也反映出了以顶云公社社员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朴素愿望和真实心声，其过程颇为曲折。
时间回到1978年年初的时候，当时顶云公社八角岩生产队的副队长武正才写了三封信，分别发给省里、地区、县里的主要领导，他在信中大胆地公开提出了八角岩生产队要搞“包产到户”或者“包产到组”的想法。
实际上，早在此前，顶云公社、关岭县乃至整个贵州的许多地方已经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武正才的几封信才第一次将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事情的由来还得往前追溯。
20世纪60年代初，安顺等地就经常出现农民偷偷搞包产的事情，但因为主导政策的原因，往往都被“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家经济实际上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当时贵州的人均年收入才46元钱，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0多斤，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又自发地、偷偷地搞起了包产。武正才认为要搞就光明正大地搞，所以才有了这封信。
接到武正才来信的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先是让当时驻顶云的整党整风工作队了解了情况，很快又亲自来到顶云公社召集所有的生产队干部开会。会上，绝大部分生产队都要求搞包产到组，经过热烈讨论后，李清泉向武正才和所有的生产队干部表了态：我认为可以搞。但是有一条，一定要统分统收，也就是集体不能垮，在“五统一”的前提下搞包产到组，我赞成你们试一下。
通过这次开会，李清泉越加觉得农民是纯朴的、实际的，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他决定以关岭县委的名义把这件事做起来。之后，李清泉又到其他公社的30多个生产队了解实际情况，其间，他惊讶地发现原来一
直被县里认为最好的生产队——锡厂大队，实际上已经暗地里搞了多年的包产到组。
二
李清泉把调研中发现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感受都在县委常委会上讲了出来，大家听完后都觉得应该试一试，于是县委常委会决定驻顶云公社的工作队全体转入帮助这里的16个生产队搞“包产”试验，为了慎重起见，李清泉亲自把“包产到组”改成了“定产到组”。
于是，这场以县委名义搞的试验就堂堂正正地开始了。
在开展试验的顶云公社的各个生产队中，常家寨的例子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在当时关岭县委政策调研组组长肖辑之的帮助下，常家寨确定了一套分组定产的方案：即把上下队分成作业组，把劳力、田地远近、好坏合理搭配；把耕作质量要求、工分、产量都定到丘块，定到人头上；增产有奖，蚀产照罚，秋收分组收割计量，由队上统一分配。
有了好的实施方案，加上常家寨以老队长罗文昌为主的班子既熟悉农田经营管理又善于吸收群众意见，当年常家寨的春耕搞得热火朝天，社员的干劲都很大。到了秋收的时候，常家寨的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这让李清泉非常高兴。
三
就在这时，安顺地委宣传部的干部冯先受和《贵州日报》的记者陈朝禄来到关岭进行采访。
冯先受本来就是学农业的，刚毕业的时候就在安顺农业局工作，有着长期的蹲点工作经历，对农村情况十分了解。据他回忆，实际上他早就在思考农村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且已经打算就“包产”到底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写一篇东西。
冯先受两人首先到了顶云，因为时间紧张，他们来不及一个队一个队地去采访，于是就请公社的同志通知16个生产队的人来开会，以便集中了解农民的思想。
会上，大家都认为定产到组搞得好，也提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同时还希望上级领导代表农民呼吁。
为了了解更为全面的情况，冯先受他们会后又找了几个因为不同原因没有搞定产到组的队来座谈，结果又是一致肯定了定产到组，他们说没有搞是因为被资本主义的帽子吓怕了。之后，他们又到常家寨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群众的直接交谈进一步佐证了他们此前了解到的情况。采访稿完成之后，经县委和地委领导审核就被加急送到了《贵州日报》编辑部。
当时省里对于关岭所搞的试验意见是不统一的。报社内部经过反复考虑后，在总编辑陈健吾和负责处理稿子的副总编辑张石锁等人的坚持下，最后还是把座谈会的报道签发了。
于是，这篇对当时贵州农村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重磅报道终于面世了。
四
“顶云经验”实际上是在全国思想开始大解放的环境下，在贵州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推动下，经过长期工作在宣传、政策研究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贵州日报社领导们的共同努力，把长期以来以顶云公社为代表的贵州农民对于农村生产方式的自主选择、自发实践大胆地公之于世，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摇旗呐喊的过程。
关岭县委在顶云公社搞“定产到组”试验的时间比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要早8个月左右，而且是由县委主导的在一个公社范围内的试验，因而顶云公社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之称。
作为一个地处偏远的落后省份，贵州能在当时省内和全国形势都不明朗的情况下大胆开展“包产到组”试验，并大胆推出“顶云经验”，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在全省和全国都还出现过关于是否包产的激烈争论和政策上较大的反复，当时大家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也是非常之大的。
当年报道者冯先受的一番话恰恰表达了“顶云经验”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特摘录如下：“所以，‘顶云经验’不仅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正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有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解决。
这就需要我们像当年顶云的农民和关岭县委的同志那样，一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二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科学发展观的毕节萌起
一
有一次我到毕节参加全省的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果刚开完会又有急事需要去总行，所以就在毕节坐飞机直接前往北京。
这件事反映出了如今毕节交通条件的一个侧面，从这里去省会贵阳和首都北京都很便捷。这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室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这是1985年时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人民的生活状态。
到了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充满民族文化魅力的生态村、幸福祥和的和谐村。
该村的森林覆盖率从1986年的５％上升到67.3％，人均纯收入从33元上升到1860元，人均占有粮食从67公斤上升到307公斤，人均林木折价达4万元以上。
这一组数字也许看起来并不那么震撼，但对于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海雀村来说，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
变化，还得从前说起。
1985年6月，一篇题为《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的报道出现在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报道的作者是当时新华社贵州分社的记者刘子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立刻做出紧急批示，在批示中，习仲勋指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
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铁道部调拨专列将粮食运往大山深处的贵州，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燃眉之急。
这一年的7月22日，贵州迎来了年仅43岁的新任省委书记胡锦涛。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锦涛到任三天后就先后到海雀村、思源村等地进行蹲点调研。调研中看到的一切，让胡锦涛决心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
在当时的毕节地区，贫困是一个普遍而又突出的问题。
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恶性膨胀这两个既是贫困之因又是贫困之果的问题，有如两道绳索，紧紧地缠缚在毕节的身上。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人多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为了多种一点儿粮食，老百姓就只有毁林开荒，环境自然不断恶化。
这种贫困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既有人的因素，也有特殊自然环境的作用，这就需要用智慧去发现症结所在，用智慧提出解决方案，用智慧引领着人们走出困境、走向未来。
究竟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这是现实给出的命题，也是贵州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胡锦涛没有简单地“拍脑袋”，他把答案托付给了双脚，继续进行深入的调研。
接下来的时间里，胡锦涛几乎走遍了贵州的所有县市，走进数百个村镇山寨进行调研，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探源究本、寻路问计。
二
据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回忆，大约在1987年8月前后，胡锦涛的脑海里已经初步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胡锦涛再次到毕节调研时对禄文斌等人提到，贵州的扶贫开发必须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同时还提到了将选择全省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的毕节地区作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探索出一条喀斯特山区发展之路的设想。